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
十九路军初步实现了联共的步骤之后,加速了发动“闽变”的进程。1933年10月底,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徐名鸿等在香港秘密集会,讨论在福州组织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权等问题,决定迅速准备起事,并就有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各地反蒋抗日人士也陆续到达福州。八一南昌起义将领叶挺也应约前来帮助策划。为了统一思想,蔡廷锴电召各师长于11月中旬到福州东郊鼓山召开军事会议,讲述联共反蒋抗日的道理,要求“作好战争准备”。在会议上,一些将领虽表示服从命令回去传达,但缺乏强烈的发难要求,这种情况引起了蔡廷锴对立即发动事变的忧虑。
蒋介石对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动向早获有情报,企图进行分化瓦解,使事变胎死腹中。他先是电邀蔡廷锴前往庐山会晤,被拒绝;继派林森入闽劝陈铭枢切勿轻举妄动,也遭到驳斥。11月17日蒋亲派自己的专机携专函来闽接蔡赴南昌。蒋介石在信中告蔡“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国之牺牲”,意在分化拉拢。但蔡采取了断然措施,将飞机和飞行员一同扣留下来。诸多因素促使事变成了弦上之箭,一触即发。
11月18日,十九路军将领和“闽变”的其他主要策划者再次在鼓山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对发动事变问题进行最后决策。出席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蒋光鼐、蔡廷锴、徐谦、陈友仁、李章达及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与会者对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修正政纲、政策等问题意见较统一。关于废弃国民党旗、国旗,另组新党,使用新国旗等问题,在经过一番争论后也趋于一致。但在发动时间问题上,意见分歧极大,争论激烈。会上,蔡廷锴等主张推迟发难时间,以便加紧做好各项准备。因为十九路军本身对发难问题意见不一,不少将官公开反对,有的保持沉默;部队的防务、部署未妥,杂牌军尚未就范,内奸尚未肃清,如果仓促发动,前途难卜。陈铭枢等则认为当前是发动事变的最好时机,只要十九路军树起义旗,登高一呼,必然四方响应。他慷慨激昂表示“要革命就不要怕牺牲”,必须不计成败,立即发动。会议在陈铭枢豪言壮语激励之下,意见趋于一致,决定11月20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发出通电公开树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鼓山决策会议刚结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立即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并通过福建省政府向所属单位发出公函,“迩来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亡国条约,同人不忍坐视民族灭亡,定于本月二十五(星期一)午前九时,在福州城南公共体育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挽救危亡方策,事关救国,凡农、工、商、学、政、军、警各界同胞均应热烈参加”,届时各界群众均按系统组织出席大会[1]。
同时,蔡廷锴签署命令接收各地中央银行及各国税机关,并即派李超桓接收福州中央银行,叶少泉接收厦门中央银行。
11月19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筹备会发出《告民众书》,指出:“现在是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自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豪绅、流氓的总代表蒋中正及其御用的国民党窃取中央政柄以来,其中国政策,对外则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则厉行黑暗统治,蹂躏人民权利。此种媚外残民统治实施之结果,乃使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中国人民之痛苦,超于任何国家被压民众以至殖民地奴隶以上。”还具体地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历数南京政府罪状,认为“今蒋中正御用南京国民党系统与南京政府,既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与彻底民主政权实现之最大障碍物,自更为吾人应该首先打倒之敌人。”号召人民“应该立刻起来:打倒蒋中正御用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生产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2]
为了使成立大会开成一个隆重的盛会,福州市政当局事先广泛动员市民参加,卫戍福州市的第六十一师教导团等整队赴会,福建省的各机关团体也都出席。从各地来到福州参加事变的各方势力代表,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并按照个人原籍,分别作为各省代表参加“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1932年11月20日上午,福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士兵等约数万人以及全国25个省市及华侨代表百余人齐集城南公共体育场(即前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参加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当天发布的口号有:一、保障人民权利;二、实行农工解放;三、实施生产人民政权;四、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五、否认一切卖国密约;六、打倒蒋介石;七、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等等[3]。
9时40分,福州公安局长丘国珍宣布开会。大会推举黄琪翔等17人为团,黄以执行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是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的一个大会。……中国人民的生存要求谋中国自由独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为要达此目的,必须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当先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和他御用的南京国民党系统的南京政府。”“我们应以加倍奋勇的精神,努力迈进,完成革命的要求。”[4]接着萨镇冰、李济深、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相继发言。其后,黄琪翔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公开宣布: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特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基本主张,其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规定“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为“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之商学兵之代表大会”。对内不分种族、性别、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都有“绝对自由平等权”;对外以国家独立不容侵犯为最高原则。(二)施政纲领要“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彻底之关税自主”;要“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肉体劳动及精神劳动均受最大保护”。(三)宣布“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大会“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劳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5]。随后,翁照垣、丘国珍展示了一面新旗帜,图案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色五星,经大会通过为新国旗。举行升旗礼毕,在一片口号声中进行了环城大游行。
当晚,团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为11人。21日下午会议,正式推定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戴戟、黄琪翔、李章达、何公敢、余心清(代冯玉祥)等11人为中央委员[6]。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于22日正式宣告成立,并决定发出政府对内对外宣言,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福州为首都,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国旗”[7]。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第六条规定:“人民革命委员会之下,设左列各会、部、院:(一)经济委员会,(二)文化委员会,(三)军事委员会,(四)内政部,(五)外交部,(六)农工部,(七)最高法院。”[8]经过委员会讨论决定,内政部、农工部缓设,其他中央组织机构迅速设立。军事委员会掌管陆海空军和人民武装事宜,李济深兼,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黄琪翔任参谋团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经济委员会统筹全国的经济及下属财政部的经济行政,余心清任主任,下设劳动、土地、商务三个委员会,由蒋光鼐、章伯钧、许锡清分任主任。文化委员会主持全国的文化教育和民众训练等事项,陈铭枢任。外交部办理国际交涉,陈友仁为部长。财政部掌管全国财政事务,蒋光鼐为部长。最高法院由徐谦任院长。此外设国家保卫局,由李章达主持。彭泽湘任政府秘书长,等等。
新政府将福建划分为四省,并任命各省省长、副省长:闽海省,辖闽侯、长乐等十五县,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淑清;延建省,辖南平、沙县等十八县,省长萨镇冰,副省长郭冠杰;兴泉省,辖莆田、晋江等十一县,省长戴戟,副省长陈公培;龙漳省,辖龙岩、漳浦等十二县,省长许友超,副省长徐名鸿。另设福州、厦门两特别市,由丘国珍任福州市公安局长(福州不设市长),黄强为厦门市长。
福建人民政府共召开了十六次委员会议,先后颁布了《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最低纲领十八条》、《对外宣言》、《告全国武装同志书》、《大赦令》、《通缉蒋中正及其党羽汪精卫等布告》、《建立全国生产人民革命政权案》、《第二次宣言》等重要文件、文告,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其主要内容有:
(一)内政方略:福建人民政府认为南京政府是出卖民族利益、残害人民生存的蒋介石的工具,提出“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取消党治,还政于民”;“保障人权”。闽府领导人大量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号召全国武装同志,把“枪口对准蒋介石”,并颁发了《通缉蒋中正等》布告。闽府领导人指出,这次人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蒋介石及其南京统治之政权,使整个民族献身救护具有广大物质富源与人力之中国,免为附着于南京亲日政策之外人压迫与统治所断送。此运动同时又有一目的,即铲除一种建筑于亚细亚国家观念与实施上之政治制度”,并“求根本改变中国农村生活之中世纪经济情形”[9]。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接着,陈铭枢接受李章达的建议,决定以集体签名方式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首先加入。继而,黄琪翔率第三党党员参加,十九路军的“改造社”等也解散组织,一并加入生产人民党。该党以陈铭枢为。在其党纲和党章中规定,中国革命即民族革命,在经济上求中国工业化,在政治上要实现民主政治。这个党要以直接生产的农工及由农工出身武装保护的士兵为最基本成分;在当时形势下为秘密组织;要树立严明的纪律;党员间实行自我批评。他们在形式上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实际上是几个有关党派的松散联盟。
闽府根据《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与共产党进行初步合作。双方在福州与瑞金之间互派常驻代表,进行联系。人民政府颁布大赦令,规定凡因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而遭逮捕、监禁、判刑的政治犯,“应一律予以赦免”[10],同时也赦免了一般的刑事犯。仅福州、闽侯等地便释放了中共党员马立峰、范式人等152人。闽府还派出陈子航为代表到汀州与苏维埃政府代表张云逸进行谈判。11月27日,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据此,对双方疆界的划分、驻兵的限制及人员来往的交通和安全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闽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在福州多次洽商物资交换,苏区向闽方提供部分粮食、钨矿砂等;闽府供应苏区部分食盐等紧缺物品。李济深、陈铭枢也就政治等方面问题多次同中共代表交换意见。福建事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闽变当局对中共也有合作的诚意,共同作了一些抗日反蒋的有益工作。鉴于当时的状况,闽府的联共活动基本上采取秘密方式。限于当时的条件,双方也仍然存在某些矛盾与距离。
福建政府支持和倡导社会各阶层组织民众团体,开展民众工作。在文委领导下,福州、厦门、漳州等地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福州先后成立了工会联合会、店员工会、工人反帝同盟、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新闻记者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中国革命青年同盟、福建文化总同盟,等等。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分会”,以“反战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发行了《反帝新闻》。
(二)财政举措:福建政府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计口授田,实现耕者有其田。根据原闽西善后委员会的《计口授田暂行法》及其细则等,在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等地继续推行,其中以前经过土改的龙岩进展颇顺利。而其他地区步履艰难,如在漳平计口授田的试验,遭到地主、富农的反对,中农、贫农也不满,无法进行下去。闽东连江的试点,因军事失利而中止。
闽府宣布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没收和限制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外贸经营企业。提出“关税自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减轻出口税,增加进口税,旨在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闽府领导人认为,“人民革命是欲改造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为近代的国家”,“且创造一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11];还认为“必须使中国的国家观念与设施变为现代的。所谓现代者即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轮船、火车、汽车、飞机、来福枪、机关枪、电报、电话、无线电、工场及其他应用科学之成效之现代意义者同”[12]。但因限于当时的局势,没有也不可能落实上述政策。财政困难是闽府遇到的一大难题。福建政府的成立,无法改变以往军阀割据所遗留的财政困乏状况。事变后广东停止对十九路军每月几十万元的资助。虽几经交涉,接管海关,向福州、厦门等支取关余,但总计不足100万元。政府入不敷出,宣布大幅度降低军政人员的月薪,每人只领取事变前的几成的薪金,福建政府财源枯竭,不得不向工商业者增加摊派、征收苛捐杂税,并于12月底由财政部提出向福州、厦门等地商会借款100万元,这不能不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引起强烈不满。
(三)军事设施:闽府成立后,撤销了原福建绥靖公署,为加强反蒋抗日的作战能力,扩大声势,建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令部,保存十九路军番号,正式将原五个师十个旅,扩编为五个军十个师,两个航空大队。由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分任军长,刘植炎、邓粤铭分任航空大队长。另将闽南大田、永泰、永春、泉州地区的民军改编为第六军,由翁照垣任军长。军委会设立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基层军官。还以扩编、加委的办法,尽力争取福建的地方实力派,如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为第十四军番号,对周志群、陈齐瑄部分别授为独立师。对省内的民军加以招抚和改编,维护地方治安。在一些乡、村组织农民自卫队。总之,力图扩大武装,增强对抗蒋介石的军事力量。
(四)文化、教育改革:废弃国民党的教育制度和内容。闽府文化委员会发出通令,“所有从前各学校所授之党义课程已不适用,应即停止”,对教科书内“宣传国民党文字,一律删去”[13]。在学校中增设政治课,讲授中国近百年史、社会进化史、生产人民政权的意义等课程。着重规定了民族的、社会的与生产的教育原则,要求以政治、军事、劳动三点并重的教育方针,强调生产教育是教育的基础,主张从小学起,就向儿童灌输生产劳动知识[14]。
文化委员会还制定了各校学生会、县市学联会条例,颁布青年学生训练大纲及活动方案[15],要求“根据人民革命理论纲领及政策实施之”,“使学生在革命的新学制施行中以自动自律的革命精神拥护革命的教育之实施”。闽府把原福建《民国日报》改为《人民日报》,设立人民通讯社,出版政府机关刊物《革命政权》,宣传抗日反蒋,阐述生产人民革命理论。并派欧阳予倩筹设“中央戏剧院”、派胡秋原等筹办“人民大学”[16],力图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五)对外关系:福建人民政府宣布其目的,不仅在建设真正民主之中国,尤在排除帝国主义者之侵略,以保障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采取适当步骤与各国订立平等互惠的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原则。新政府成立后,曾电告各国政府不要支持南京政府,同时在《对外宣言》中严正指出:“吾人不得不敬告列强勿与南京之蒋介石政府以任何借款,无论其为金钱,为商品,为军械。吾人更声明以后如缔结任何该种借债,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政府必全盘加以否认。”[17]人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曾向福州、厦门、三都澳海关进行交涉,经洽商确定,海关用人行政仍归税务司按原规定办理,上述三海关关余每月以42.5万元解缴给闽府财政部[18]。从1934年1月起加征10%的附加税[19]。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曾通过撤销领事裁判权,废止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廨的决定[20]。福建事变揭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妥协退让。但在对日斗争方面实际表现很软弱。日本政府早已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对闽变极为关注与不安,曾致电给驻福州日本总领事守屋和郎说:“倘新政府以确立关税自主权,或撤销不平等条约为名,而致危及旅华日侨之生命财产,则必采取排除此种情形之适当措置。”[21]随后,驻福州的日本警察曾对一些军事要地进行非法侦察,日本浪人在福州南台蓄意滋扰,福建政府逆来顺受,未予过问。对其他列强在闽的势力和特权,基本上也是采取承认现实的态度,对日、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进出沿海港口,也无法制止。厦门的鼓浪屿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者、南京政府特务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破坏福建新政权的基地,闽府也缺乏勇气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总之,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的出现,表明了国民党营垒的进一步分化。他们揭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坚决与蒋介石集团决裂,把原来对着红军的枪口掉转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这是有益于革命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口号、方针、政策,包含着反帝、反对封建制度、反对独裁统治的内容,主张实行民主、发展民族经济,说明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由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性,在思想理论上存在混乱,缺乏科学性,使其所颁布的纲领和措施大多难以贯彻执行,加上由于敌人的破坏,内部困难重重,连有些可行的政策也未能实施。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得到国内外一部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厦门市各界11月24日于中山公园举行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有72个团体二万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了拥护人民权利宣言;讨伐蒋介石、打倒以南京为中心的国民党等决议,会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22]。同日,漳州各界民众五万余人在马肚底公共体育场举行大会,群情激昂,一致通电表示讨伐蒋介石,拥护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权利宣言等[23]。此外,龙岩、沙县等十余县也举行数以万计民众参加的集会和游行欢庆新政府的成立。福建省内各社会团体发通电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例如福州工联会发出通电表示,“谨率全榕十余万工友,一致拥护,誓为我人民革命政府后盾”[24]。农民团体、文化总同盟、妇联、学联、记者联合会等也明确表示:“革命的高潮来到了,劳苦的大众们!自动的起来吧!我们以血和肉来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手掌中夺取我们的自由,救我们的民族。”[25]
省外的社会团体和爱国志士对福建事变也有所响应和支持。例如,四川成都四十五个生产同业和知识界团体,组织“四川省会生产大同盟”,决议对闽府“所布政纲绝端接受,并竭诚一致拥护,除派员分赴各县组织并宣传外,谨此电陈,伏候垂察”[26]。全国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理事吴迈到闽进行实地考察和参加革命活动后,向在上海的史量才、黄任之(炎培)致电告以耳闻目睹的实情,认为“此间秩序甚为安定,金融活泼,首领团结,朝气蠢然,绝不如沪报强制反宣传之所云”,要求“速赋同仇,群起讨贼”[27]。
一些海外华侨也来电表示支持。如马来亚、日、越南侨胞来电热烈拥护人民政府。他们认为“新政府告成,揭橥讨贼,抵御外敌,明定国本,中外腾欢,望即誓师,以苏民困,同侨筹助,先睹成功”[28]。菲律宾爱国华侨致电闽府表示:“本团除切实组织革命势力,以为钧府后盾外,谨代表十余万华侨生产大众,向钧府表示竭诚拥护,务祈克日北伐,声讨国贼,抵抗日寇,收复国土,领导大众革命,打倒帝国主义。”[29]致公党总部致电表示“誓作经济后盾”,加拿大等地致公党也纷纷致电祝贺和支持[30]。朝鲜爱国志士金文专程到闽参加人民政府的革命运动[31]。法国记者士力特女士到榕考察人民政府革命真相,多次采访人民政府领导人,对闽变表示“深切了解,甚表同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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