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制与尊孔复古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出于“一党专制”的集权政治的需要,不仅把持着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的命脉,而且极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其手法不仅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渗进近代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禁锢,而且打着三民主义和“训政”等旗号。
南京政府成立伊始,便公然宣称:“本政府所行政策惟求三民主义之贯彻,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1]蒋介石更鼓吹:“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都要紧”;要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2]。实际上,蒋介石和戴季陶一样,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对孙中山的主义和思想随意篡改与歪曲,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将三民主义儒学化,给它接上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传承的“道统”。蒋介石曾以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作为他推行个人独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武器。他虽然十分欣赏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仍继续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他不主张公开提“三民主义法西斯化”的口号,而赞赏用“三民主义之复兴”,“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3]的提法。他解释作为“体”的三民主义,其“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4]。正是在“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的口号下,蒋介石把西方的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相结合,成为具有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这也是蒋介石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的武器。1928年10月在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当局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后来进一步规定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5]。
南京政府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力鼓吹和推行国民党党治文化和党治文艺。其特征是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国家化。这种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蒋介石的力行哲学。
蒋介石极力谋取军事上、政治上的“领袖”地位之外,还极力谋求思想领域中的“领袖”地位,以便确立“有效能”的集团统治,为此提出了所谓“力行哲学”。“力行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宋、明两代哲学家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它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道不外索”等命题和“致良知”学说。这一哲学把封建道统和秩序说成是“天生的良知”。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强烈的政治实用性质。他把“行”抬到异乎寻常的地位,认为“唯认‘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6]。他歪曲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所谓“国家意志”对抗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以迷信盲从的“力行”对抗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蒋介石对“阳明之学”推崇备至,认为“当努力以提倡之”,以达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目的。总之,“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7]。
蒋介石直接操纵的力行社,极力鼓吹文化专制论调。力行社成员提出“文化统制是社会、政治、教育以及一切活动的症结……它是民族复兴的灵魂,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能使每个人不知不觉地被它所统治”[8]。力行社认为要用“国家至上”的文化,去取代所谓“颓废的文化”。他们要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对旧文化发起毫无怜悯的进攻,重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伎,宣扬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才打下秦朝建国的基础。他们甚至提出,文化统制的目标不局限于文化上。所有的社会现象、行动,都是文化统制所干预的对象,狂妄地叫喊“秦朝文化统制的成功,恰好是我们今天要仿效的”[9]。上述极权主义的主张,反映力行社所追求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目标是:不仅要连根拔除文化上的自由和民主,而且要将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新的共同生活的文化模式”深入熔染到民众的习惯中去[10]。
蒋介石为把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融为一体,早在1928年4月,南京政府就下令恢复孔孟旧道德,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标准”[11]。1933年2月国民党中央为配合对红军和苏区的军事围攻,令各级党部及社会团体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接着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宣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长时提出,要用上述“八德”作为对付共产党一切偏激宣传的对策。在蒋介石等的鼓噪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祀圣”、“复古读经”的浊流。
当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二次北伐”期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就亲去山东曲阜祭孔。随后,他发布保护孔庙令,宣称“保护孔庙之义,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12]。1931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讲《中国教育思想问题》,提出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作教育正统思想”,这样中国的“教育从此一定更有一日千里的发展”,“共产党……也将由此而肃清”[13]。1933年9月他又对“军官训练团”讲《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认为“军人的精神是智仁勇三者,而三者之中又以‘仁’为最要”,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匪”,“‘剿匪’就是行‘仁’”[14]。蒋号召“用‘仁’字为中心的三民主义来打倒‘共匪’不仁的邪说异端”。国民党军队就是在蒋介石“行仁”的旗号下,在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实行极其野蛮的烧、杀、抢政策的。
南京国民政府为配合对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在孔子诞辰当日掀起了一个尊孔祀孔高潮。当日蒋介石特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为代表到曲阜祭孔,南京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内政部、教育部都派代表参加祭祀。山东省韩复榘亲自陪祭[15]。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日在南京联合召开“孔子诞辰纪念会”。8月27日,上海“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16]。此外,北平、天津、汉口、长沙、广州、太原、杭州、南昌等地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都召开祭孔会。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上海市长吴铁城、湖南省何键等纷纷发表尊孔反共演说。1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
在学校中推行“尊孔读经”是国民党用封建思想毒害学生、禁锢思想的重要手段。南京政府行政院1931年发布第三三五号训令,限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蓝底白字,横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在礼堂或公共场所,为的是使师生们对此所谓训民要则见之怵目惊心,时刻勿忘[17]。1934年湖南、广东等省都强令中小学读经,将“四书”、“五经”及古文编入教科书内容。各地中学毕业会考,语文题目都是经书的原句。
南京政府为配合对工农红军的军事“围剿”,1933年7月开始,在江西、福建、安徽、湖北、河南五省推行反共的“特种”教育。9月3日,蒋介石“南昌行营”颁发《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和《计划纲要》,所谓“特种教育”主要在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苏区及游击区施行,分为成人班和儿童班两种。其中成人班公民课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三民主义,灌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固有道德,讲授公民生活常识,进行反共宣传,以消灭革命思想。其次为自卫教育,实施保甲制度和保卫、打靶、侦察等训练,担任建筑碉堡、挖掘战壕、修筑道路、组织“铲共义勇队”、搜查游击队以及埋藏的武器弹药物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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