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与国民党内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关系密切。如前所述,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蒋介石亲任社长,是直接效忠于蒋本人的秘密组织。蒋介石企图以这个组织为核心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为其专制独裁统治开创一个新时代。1933年9月,蒋就在力行社成员中鼓吹“伟大的中国的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1]。要求他的亲信们负起责任,为实现对全国的极权统治出谋划策,贡献方略。
力行社成员多数到国外考察过,十分倾慕西方的社会生活。有的成员去德国考察,更觉得那里秩序井然,而国内却是糜烂杂乱,遂有倡导新生活的建议。1933年11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成立“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下分政治、党务、军事三组,以力行社成员为骨干,制订军事、政治的大政方针。其中政治组的设计任务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改进,目标是“要从教育学术和一切文化事业上,将国民心理和社会风气,以至民族的气质性能,使之革新变化,以保根本的挽救危亡,复兴民族”[2]。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新生活运动所揭示的基本思想。力行社成员在建议报告中已包含有“礼义廉耻中,应表现在衣食住行”[3]的思想,遂被蒋介石采纳为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一运动的筹划设计工作由政治组中的数名委员暗中进行,其中邓文仪作为力行社的发起人与主要负责人之一,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划工作。
1933年冬至1934年初,蒋介石离开南昌亲自调兵遣将镇压福建事变,他还是留下一些亲信筹划新生活运动的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后,蒋介石于1934年2月9日乘机飞回南昌指挥江西“剿共”战事。2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的集会上发表题为《教养卫》的训词。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存亡,差不多完全要看我们江西做关键,如果江西能将土匪剿清,社会安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定由此复兴起来!”他还说:“现在中国,所以衰败至此的原因,就在一般人不知道自己负有建设国家和复兴民族的责任,更不知道自己有尽此责任的能力,因而苟且偷安,敷衍塞责。一人如此,大众皆然,于是养成一种偷惰颓败的风气,使整个国家和民族陷于危亡的状态。”[4]为此,蒋介石提出“要努力于‘教’、‘养’、‘卫’三件事,而以教育的方法,作一贯的推进。关于‘教’,要以‘礼义廉耻’为基本要义。关于‘养’,要注重‘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的修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关于‘卫’,要从‘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做到共同一致。”[5]这次讲话是新生活运动出台的前奏。
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五百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的乐群电影院,南昌市各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党政军界官员都参加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会上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他首先强调“改革社会”,“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而是“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而国民道德是通过“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表现出来,其道德的标准就是“礼义廉耻”。他认为东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一切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合乎“礼义廉耻”,“不要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要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要求中国人的行动要效法洋人。其次,他要求党政军学商各界,特别是教育界、知识界,“首先能够一齐奋发,以‘昨死今生’的精神,共同协力来做除旧布新的工作,然后一般国民才有效法”[6]。蒋介石宣称:“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他断言新生活运动在“半年以内,一定可以风动全国,使全国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那时,无论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无论是要报仇雪耻,复兴我们的民族,都不是什么难事”[7]。
2月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介石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萧纯锦任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任。次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订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的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逐步推行。3月11日,新运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及附近二十多县市民中有十万余人被要求参加大会。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均出席大会,蒋介石发表《力行新生活运动》的演说。3月18日,南昌新运促进会又组织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经过蒋介石及国民党各级机构的大力推动督促,在短期内南昌的面貌有了改观,新运促进会自称“规矩”、“清洁”两项已大改旧观。
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后,迅速推向全国。南京、上海、福建、北平、江苏等省市,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新运组织。例如3月21日,何应钦从北平致电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通告北平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5月,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山东军阀韩复榘也发起组织新生活运动。6月,蒋介石亲自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7月颁行全国,作为各地推行新运的理论和组织依据。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作为全国开展新运工作的指导机关,蒋介石仍自任会长,熊式辉、邓文仪分任正、副主任干事,阎宝航为,并聘何应钦、陈果夫、张群、康泽、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蒋孝先等国民党要员三十三人为指导员。同时颁布了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规定各地各级新运促进会要接受总会指导,由当地最高长官主持,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人由厂长或工会负责人、商人由各业公会负责人、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或主管长官分别负责。
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通令各地各级国民党党部,要求“以新运列为党务考绩”。这一措施进一步加速新运的推行。到1934年底,全国除东北及西南等数省外,南京、上海、北平、湖北、湖南、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福建、安徽、陕西、江苏、浙江、甘肃、察哈尔、绥远、青海等省市均已完成新运的组织工作,平汉、陇海、胶济等铁路线也组织了新运促进会,独立开展活动。新运的组织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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