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军事“围剿”和进占
1932年初,国民党确立了由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统治体制。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在全国的迅速发展深感不安,极为仇视。蒋后来在追述当时的形势时惊叹地说: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1]。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此时,他一再鼓吹“剿共”是“救国”的唯一途径,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指导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4月,蒋任命何应钦、陈济棠为闽赣粤三省“剿匪”总、副司令。何应钦于月末赴赣部署“剿共”事宜,接着调兵遣将,特派刘建绪、余汉谋、陈诚分任赣、粤、闽三省“剿共”指挥。5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任命蒋介石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汪随即联名发表通电,声称“救国必先剿共”,对于共产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6月初,南京政府将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调离京沪地区,分两路入闽“剿共”。蒋介石本人也从南京赴汉口再转庐山,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进行“剿共”谋划。如前所述,6月15日蒋在庐山主持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汪精卫、何应钦、何成濬、熊式辉、何键、陈诚、钱大钧等数十人出席。会上,蒋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他回顾以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认为共产党有民众的拥护,仅凭军事力量难以征服,要用分化瓦解的办法,争取民心,以军事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会议讨论决定五省“剿共”的全盘计划,对红军采取大包围方法和“进剿”方略以及饷粮筹措等,并决定先以主要兵力消灭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确定采取重兵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会议还决定拨款3500万元作为“围剿”经费,禁止就地筹饷。接着在汉口正式设立鄂豫皖“剿共”总司令部,宣布第四次“围剿”开始。“剿共”总部设于汉口,运输总部设于蚌埠。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经过编组策划,拟定“剿共”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战术为:“纵深配置,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2]下组设左、中、右三路军。以左路军“围剿”湘鄂西苏区;中、右两路军“围剿”鄂豫皖苏区。
“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中路军司令部设于河南信阳(后迁湖北广水),蒋介石兼任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六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张钫,辖第四十五、七十五、七十六师和新编第二十师,驻河南潢川、固始、光山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辖第二、三、八十、五十八师和两个骑兵旅,驻河南信阳、罗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马鸿逵,辖第三十五师和骑兵第三旅,驻河南信阳、广水等地。第四纵队指挥官张印湘,辖第三十、三十一师、第二十二路军的特务旅,驻湖北宋埠、黄陂及麻城地区。第五纵队指挥官上官云相,辖第四十七、五十四师,驻湖北蕲春、广济地区。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辖第十、八十三师,驻湖北孝感、花园地区。总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辖第八十八、八十九师集结于汉口。另有三个航空队分驻汉口、合肥、蚌埠,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右路军司令官由李济深兼任,副司令官为第三军军长王均,司令部设于安徽六安,指挥三个纵队、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徐庭瑶,辖第四师等,集结于正阳关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王均(兼),辖第一、七、十二师,集结于六安、霍山地区。第三纵队指挥官梁冠英,辖第三十二师,集结于霍山南部至潜山地区。预备队指挥阮肇昌,辖第五十五、五十七师,集结于合肥。此外,第十三师驻平汉路花园至孝感段两侧,第三十三师驻浠水,新编第二十师等驻光山,第三十八、四十旅驻六安、霍山、正阳关等地,担任“驻剿”。中、右两路军总兵力有二十四个师另六个旅,约三十万人。
国民党“围剿”军的“进剿”方案为首先进攻“平汉路以东,潢川麻城之线以西地区”,“以黄安七里坪新集为目标,达到将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驱逐出鄂豫皖边境,然后再以“两师兵力由水路移到安庆上路,东西夹击皖西红军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迫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3]。其总体意图为:集中主力于平汉铁路东侧,以中路军的第一、二、三纵队为主攻,第四、五、六纵队和右路军各纵队为助攻。“围剿”计划分为:“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其“围剿”战术以“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等等”[4]。国民党当局还在政治上进行编组保甲,实行“连坐法”,强化各地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动员外逃的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以配合军事进攻。
当国民党军向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兼军事委员会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一击”[5],还以为国民党军已临近崩溃,只能作为“偏师”。他积极地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准备,命令红军向平汉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其时值7月,骄阳似火,红军冒着酷暑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攻占了鸡公山,战果不大。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部署“围剿”,于6月底到7月初先后两次建议停止在平汉线上的进攻作战,将主力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认真做反“围剿”的准备。1932年7月初,张国焘在湖北夏店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分局会议,否定徐向前等的正确意见,坚持继续“不停顿的进攻”的错误军事方针。会后调集红军主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及独立第一师南下进攻麻城。湖北麻城为武汉的屏障,是国民党军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死守麻城,以便牵制红军兵力,并配合中路、右路军作战。张国焘“围攻麻城”的决定,实际上正中蒋介石的圈套,导致红军在这次反“进剿”作战中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
8月上旬,正当红四方面军主力深陷麻城而不能自拔时,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向苏区的中心区域逼近:其中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第三、第六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右路军第一、第二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一带,蒋介石见各纵队进展顺利,便改变其原定的稳扎稳打的战法,于8月7日下令“总攻”,命令各路“进剿”军疾速进击,深入根据地中心,企图一举消灭红军。10日陈继承的第二纵队开始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的第六纵队进抵河口一带并向黄安进犯。
当黄安处于危急时,张国焘才决定撤麻城之围,命令已疲惫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赶向黄安以西应敌。8月10日夜,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七十三师兼程向黄安进发,迎敌第六纵队;同时以第十师开向七里坪,阻击敌第二纵队。11日至13日,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第六纵队对峙于黄安城西的冯寿二、冯秀驿地区,双方互有伤亡。这时,陈继承的第二纵队正从宣化店向七里坪进犯,红军后路有被敌袭击的危险。红军总部决定率主力转向七里坪,集中力量打击敌第二纵队。13日下午,黄安被国民党军占领。
红四方面军主力赶到七里坪后,在柳树河东布防。8月15日,集中四个师迎击敌第二纵队,歼其四个团的大部,将敌击退。17日,卫立煌的第六纵队两个师由黄安北犯,红军向檀树岗转移,另寻战机。21日,敌第二纵队由七里坪北上,会攻鄂豫皖苏区的政治中心新集。张国焘命令红军主力北上保卫新集。27日,敌第二纵队四个师从西面向红军扑来,双方在胡山寨地区激战数日,红军歼敌两千余人,本身也有较大伤亡。9月6日,国民党军第一、第六纵队从北、南两面向红军逼近。红军面对不利形势,主力向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北苏区转移。豫南新集、商城相继陷落。
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地区后,虽于9月10日同红二十五军会合,但又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中旬,张国焘等曾致电中共中央告急。苏区中央局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临时中央转来的张国焘等的电报后立即回电,对红四方面军提出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苏区的分路合击,红军应诱敌深入,争取“在运动中选择敌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这时张国焘已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6],不愿执行上述正确方针。
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英山地区,未获战机。10月上旬西进重抵黄安附近的高桥、河口地区。在此期间,张国焘曾致函中共鄂皖边工作委员会郭述申,命他与东路游击队司令员刘士奇、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鄂豫皖工委,留在皖西继续坚持斗争。10月10日,张国焘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向西转移;留下的二十七、七十五师与各独立师团等在苏区坚持斗争。11日夜,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共约二万余人,枪械1.5万支,撤出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为此,蒋介石特电告南京国民政府林森:“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廑念。”[7]
红四方面军经鄂西北、豫西南进入陕西汉中地区,再南越秦岭、大巴山,于12月进入川北地区,部队尚有1.5万余人。接着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之机,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至1933年2月创建了川陕边苏区。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同时整顿了各地游击武装,共约二万人,继续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这样,国民党军就地消灭红四方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但进占了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区,并对留下的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清剿”。
蒋介石在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对湘鄂西苏区也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左路军由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兼任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任副司令官兼总指挥。下分设四个纵队和一个预备队。第一纵队指挥官万耀煌,辖第十三师,驻应城地区;第二纵队指挥官萧之楚,辖第四十四师,驻皂市等地;第三纵队指挥官张振汉,辖第四十一师,驻旧口、沙洋等地;第四纵队指挥官刘建绪,辖独立第三十七旅,驻天门、岳口等地;另有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王陵基直辖的李宗鉴新编第七旅、刘光瑜第五旅等以及一些地方保安团,预备队有第十军特务团、第四十一师一个团、鄂北保安第一团、第八十二、三十四师各一部等,总兵力十万余人。
7月初,国民党左路军下达“第一期进剿计划”,强调步步为营,稳打稳进,企图先包围歼灭襄河北岸的红军,然后转入襄河南岸作战。其部署是:四个纵队及一个预备队,集中向襄北苏区进攻;王陵基指挥的川军向襄南苏区进攻;其余部队担任游击、堵截佯攻、牵制等任务。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在蒋军大规模进攻的前夕,仍推行王明的“左”倾政策,在肃反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枉杀了不少优秀干部和军事骨干,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在军事部署上按照临时中央关于“湘鄂西红三军除一部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的军事训令,命令红三军主力再次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地区寻求作战。
7月15日起,徐源泉命令国民党军第一、二、三纵队分别由景家墩、皂市、白马庙等据点,向京山地区合击红三军;其第四纵队则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推进,企图控制渡口,阻止红三军南渡襄河。红三军在强敌压迫下,一部撤至襄南,主力转至京山、应城、皂市、天门之间活动,牵制敌人。鉴于敌军兵力强大,红三军决定转移到襄南打击川军。7月底,红三军在荆门东南的沈家集和曾家集一带与川军激战。8月初,从襄河西岸的敌军赶来增援川军。因而红军撤至熊口、莲花寺等地。国民党军乘机占领了钟祥、京山、天门、沙洋等地,基本上控制了襄北地区。红军转战襄南,伤亡很大。
8月上旬,国民党军制订了旨在摧毁洪湖苏区的“第二期进剿计划”,相应地调整了作战部署:以第三、四纵队为左翼军,由岳口进攻苏区中心区;第一、二纵队留在襄北担任“清乡”,并作为左翼军总预备队;川军第二十一军两个纵队为右翼军,在东荆河西岸担任堵截任务,又以海军一部封锁长江,防止红军南渡。
这时,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战略方针由冒险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命令苏区构筑碉堡,准备固守。为了牵动敌军并取得粮食与物资,夏曦命令红三军第七、八师向沙市、草市进攻;由第九师担任熊口、莲花寺的防务。红军在进攻沙市和草市中虽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本身也遭到较大损失。鉴于敌人的包围日益缩小,在内线已不能破敌,贺龙等人提出集中主力转到外线作战,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夏曦拒绝采纳正确建议,错误地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夏曦指挥,辖第七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固守洪湖苏区;红三军主力为另一路,由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转入襄北敌占区打击、牵制国民党军。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曾于9月中旬电示湘鄂西分局,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宜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的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但夏曦拒不接受,仍坚持分兵作战。
8月下旬,国民党军左翼第三纵队占领了东荆河南岸要地峰口和府场,红七师等部仓促反击失利。9月3日,湘鄂西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翟家湾等地相继失守。红军在作战中损失巨大,夏曦只得率红七师一部和警卫部队向西南江陵地区转移。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与敌军艰苦周旋,至9月中旬才转至京山地区。襄北主要城镇早已落入敌手。驻扎江陵地区的国民党军获知红三军主力重来,立即调集四个多旅会同守军对红军追击和堵截。从9月底红三军采取时分时合、忽东忽西等灵活战术,在旧口、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与敌军周旋,多次打击敌人,保存了本身基干力量。
夏曦所率的红七师等在转移途中,遭受国民党军截击,损失重大,抵沙岗后,洪湖中心区已被鄂军占领。他感到此地也难以立足发展,遂合红七师北上,与红八、九师会合。9月中旬,尚存的洪湖和湘鄂边苏区的一些独立团也到达沙岗地区。夏曦将这些人马编为独立师,10月上旬,他率独立师向洪湖西北方向突围,后来在大洪山与红三军会合,继而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境。独立师走后,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全部洪湖苏区。在此前后,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等苏区也被国民党军夺占。
红三军绕道豫西南和陕南,于1932年年底到达湘鄂边鹤峰地区,准备重新建立苏区,未能实现;1933年底进入四川,攻占黔江,准备在湘鄂黔区建立苏区,又未能实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红三军始终处于流动状态,部队由1.4万余人减少到3000人。1934年5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转战到贵州东部地区,至9月创建了黔东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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