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实质
从1934年2月至7月,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和《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等六篇演说,又手订《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等重要文件,稍后再加订《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推行方案》、《新生活运动歌》,形成了新生活运动的一整套理论、方针和方法。大张旗鼓地宣传,以使人们了解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及其政治目的。
首先,蒋介石确定以“礼义廉耻”为新生活运动的准则。3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作《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的演说,他规定“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礼’”。他要求人们要“学礼、知礼、行礼”;“礼一定要有节”,“节就是合理的规矩节度”[1]。他特别强调礼是“四维”、“六艺”之首,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内容。他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是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一脉相承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则全面表达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目的,“纲要”规定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提出“‘礼义廉耻’,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与空间之不同,自各成其新义”。“‘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2]。在《新生活须知》中作了比较通俗的说明:“何者为礼,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气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长,克敦伦纪”。“何者为义,一心济世,厚人薄己,不争权利,急公忘私,弗辞劳瘁,扶善除恶,以彰公理”。“何者为廉,既明且洁,严慎取予,操守有节,辨别是非,力排谬说,崇尚节约,以惜物力”。“何者为耻,心存羞恶,不屑卑污,尊重自处,不甘暴弃,力求进步,不图苟存,宁死御侮”[3]。上述的释文表明,“礼、义、廉、耻”都是围绕“礼”来阐述的,而礼的核心就是要人们遵守社会定律和国家纪律,也就是国民党政权存在以及由该政权制订的法规法律。说到底是要老百姓做国民党政权的驯服臣民,从而消弭革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第二,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这是新运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和内容,可以综合起来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表现我们中国礼义廉耻固有的道德习惯来达到行动一致的目的。”[4]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规定:“食衣住行之遂行,可分为资料之获得,品质之选择与方式之运用的三个方面。”其中“资料之获得应合乎廉”,即“食衣住行之资料,须以自己劳力换得,或以正当名分取予”;“品质之选择应合乎义”,即“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方式之运用应合于礼”,即“合乎自然的定律”,“合乎社会的规律”,“合乎国家的纪律”[5]。在《新生活须知》中规定,“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衣”要求“洗涤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颗”;“住”要求“住居有室,创业成家”,“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要求“举止稳重,步武整齐,乘车搭船,上落莫挤”;等等[6]。总之,提出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只有做到这六点,“才能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但从他通过“蔬米布帛”、“家常便饭”的规定中不难看出,他的目的是要使人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严守纪律,不要“犯上作乱”。
第三,以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追求目标,以“军事化”为最终目标。《新生活运动纲要》的结论中说:“新生活运动者,即除去不合理之生活,代之以合理之生活。”也就是说,“必须提倡以‘礼义廉耻’为日常生活之规律”。“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乱邪昏懦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军事化”,“使反乎争盗窃乞之行为,求国民生活生产化”;“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艺术化”[7]。一年后,蒋介石对这个“三化”问题又作了进一步说明:“所谓军事化者,并非欲全国同胞悉数武装悉赴疆场也,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因循苟安之习性已耳。所谓生产化者,亦非欲全国同胞胥作农工或尽事商贾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节约,能刻苦,能顾念物力之艰,能自食其力,以从事劳动生产之途,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黩之习性已耳。所谓艺术化者,更非欲全国同胞均效骚人墨客画家乐师之行为,只期其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浮伪之习性已耳。”[8]蒋介石还规定了“军事化”的四项推行原则,即唤起尚武爱国之精神,注意迅速整齐之行动,实行简单朴质之生活,养成遵守纪律之习惯。他强调,只有“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才能解除内外交困的危机,“完成其安内攘外之目的”,并要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9]。新生活运动也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
蒋介石把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和目的讲得天花乱坠。但新生活运动从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蒋介石把民众反抗邪恶势力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黑幕混为一谈,把国民党等统治者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诬称为人民“麻木”、“堕落放纵”、“腐败昏庸”所致。蒋强调新运的基本要求是生活革命,要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的精神发挥出来,进而达到更高的目标,即找到一条“今日立国救民唯一之要道”。力行社的骨干、新运总会的干事贺衷寒讲得很明白:“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10]按照蒋介石所设计的“新生活”,实质上是用中国几千年固有的封建道德与德意日法西斯的统治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相混合,使人民停止反抗;同时也用这种混合体去号召他的党徒,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指挥下,为“攘外安内”政策效劳,巩固其独裁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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