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的实施
新生活运动从1934年2月由江西南昌发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它的发端和比较认真实施的阶段,其中又可分为江西和南京总会两期。
第一期,蒋介石确定从反共前线的江西省开始,“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地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即要对江西的人心加以“彻底改革”,使其成为“一个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基础”[1],成为新运的试验地。“先以‘规矩’与‘清洁’两项为第一期运动之中心工作”[2],“务使以后在南昌社会或市民身上找不到一点不守规矩、不讲清洁的习惯”[3]。规矩运动包括“服装要规矩,容貌要规矩,出门要规矩,待人接物要规矩,食衣住行要规矩,一切行动要规矩”[4],也要戒绝嫖、赌、烟及酗酒等。关于清洁运动,要求个人方面从锻炼身体做好,次及衣服、被褥、饮食、器具、日常生活习惯等,都有严格的办法。对住户、商家、机关、学校、公共场所也有多项要求。如《新生活须知》中规定,要整理市容、打扫住屋、整理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不准赤膊,不准当街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小便,走路要靠右边走,不准打人骂人,帽子要戴好,鞋跟要拔上,纽扣要扣正,等等。
南昌掀起了颇大的声势。首先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活动,达到家喻户晓。其次决定每月1日和15日为检阅日,检查规矩、清洁情况。由宪兵、警察和新运会干事组成检阅队,按南昌十五个区,分成十五队具体执行。如发现违反规定的商户,给予劝导、纠正及警告。第三是考核奖惩阶段,对成绩优良者,分别给予书面奖励、登报公布、或者发给奖状。对不合格者,给予书面警告,以至停业处分。新运会通报说:新生活运动开展后,南昌市“于短促期间,收效颇宏。而‘规矩’‘清洁’两项,大异旧观”[5]。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省市和铁路交通干线也开展“规矩”、“清洁”运动,还开展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多项活动。
在新运推行一周年之际,蒋介石感叹新运的成绩进度“未能尽如吾人之所期”[6],又提出新生活运动的第二步骤,即实施《新运纲要》中所提出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三大原则。1935年4月,新运总会颁布实行新生活三化的初步推行方案,公布《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规定团员每日至少义务劳动一小时。当年各省劳动服务团共有295个,总人数达6.9万余人。至年底,四川、云南、贵州、宁夏等内地和边远省份也相继建立新运组织,还有十二条铁路及1132个县成立了当地的新运促进会。新运总会还提出开展守时、民众识字、体育、开渠、筑路、修桥补路、提倡国货、戒烟戒赌等运动。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蒋介石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进,相辅相行”[7]。在此前后,各地纷纷开展新生活运动,利用劳动服务团为地方建设服务。如湖北省曾组织武昌市、汉口市市民中18岁—45岁的男子、公务员、学生等参加,工期约30天。绥远省军队也组织了新运劳动服务团,在1935年秋天,参加修筑道路的工程[8]。
1935年驻华日军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也促使国民政府开展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而这项工作也曾借助于新生活运动在各层次民众中进行。据记载,当时的江西、福建、湖北、河南、青海、山西等省以及一些铁路干线都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过国民军训。如平汉铁路全路的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团员自1935年10月以后,每周二、五下午5至6点钟集中军训。军事训练还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一些中、小学也组织起童子军,进行一些军事训练。
1936年起,“新运”总会从南昌迁至南京,新生活运动发生了一些新的发展变化。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实际上全面掌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关于总会迁京经过,新运总会有如下记载:“因会长离赣常川驻京,聆受训示,诸多不便,乃由阎宝航于是年十二月间率领一部工作同志先行来京,暂假黄埔路励志社设临时办公处,至总会全体同仁,于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始行迁京,正式通告各地新运会知照;并另成立江西省新运会,以便负责指导各县市。旋因励志社办公地点纯系临时性质,复于二月间移入第一公园内陈列所旧址为总会会址。”[9]总会迁京后,调整了内部人事组织,蒋介石仍任会长,改任钱大钧为主任干事。又经过了几次改组,1936年3月1日,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正、副总干事,由黄仁霖任总干事,实际负责新运具体实施工作。在总会下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此后,新运组织仍在扩大。1936年7月陈济棠在广州宣布下野后,新运迅速在广东推行。至此,国民政府下属的省区,除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及盛世才控制的新疆、李宗仁控制的广西外,均成立了新运促进会。新运会扩展至二十一省和四个院辖市(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共1355个县,14条铁路,另有海外华侨也成立19个新运促进会,总计1412个[10]。新运劳动服务团总数增至495万余人[11]。另外,新运总会制订了区乡镇新运会组织大纲,试图将新运由“城市推广至乡村”,还组织了大规模的视察活动,曾有130多人组成视察团,分赴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省以及重要铁路线及沿海、沿江等处视察。
新运总会迁南京后,其宣传得到高度重视。蒋介石以为前两年新运颇呈“沉闷现象”,1936年起,将新运定期刊物《新运会刊》改为《新运月刊》,又出版了《新生活半月刊》,宣传新运理论,又组织编印新运丛书,新运标语、挂图、电影,并利用多种形式的广播,在全国广为传播新运的思想、理论。宋美龄还把“礼义廉耻”四个字译成英文,供外国人理解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意义。
蒋介石用推行新生活运动来维护和加强其专制独裁统治,也直接服务于南京政府的现行政策。在华北事变后至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推行“攘外”与“安内”同时并举的政策,它一面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开展国民军训,作了一些抗战准备,另一面仍加强对共产党和反蒋进步势力的“围剿”。在共产党、红军比较集中的地方,新生活运动就主要被用来配合反共、“剿共”斗争。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和胜利到达陕北等地后,西南和西北的一些省份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这样。1935年6月中旬,蒋介石到四川成都督促“剿共”,大谈“推行新运以实施文武合一的教育”,讲到具体任务就是要协力“剿共”。他说:“今日最急之工作,为全省各县人士所当联合乡里,协助政府而以全力赴之者,厥有如下之六项:(一)清查户口,(二)整顿保甲,(三)修筑碉堡,(四)储积粮食,(五)联络乡村,守望相助,(六)兴建公路,便利运输。”[12]所有这些都是反共的战争准备工作。又如青海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曾确定本省新生活运动工作内容:“本会以本省现值剿匪时期,遵照委员长的《劝告川康陕甘青宁民众协剿赤匪书》内第六项规定,通告各县新运会即各劳动服务团,加紧工作,以造成防匪之精神壁垒。”[13]再如,绥远省征调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的劳力,投入建筑碉堡1125个,道路一千余里。山西省也把防共作为全省新运的中心工作,太原市还进行了所谓服务员的防共训练。
新生活运动从发展起到结束,历时长达十五年。其中1934年2月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蒋介石集团推行新运最卖力的时期。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新生活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寄予厚望。虽然《新运导报》发表评论说:“新生活运动之伟大功能,在此三年来所贡献于社会者,在军政党方面,在工商学方面,无不显出灿烂之异彩。”[14]但三年多的新运声势浩大而收获甚微,蒋介石也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就一般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达到原来的目的”。“除了极少数的地方以外,一般对于清洁、整齐的两件事,尚且没有切实的做到”。“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食、衣、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是少了”[15]。蒋介石说:“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在推行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社会上层,而未及于下层;只注意到通衢马路,而未及于街头巷尾。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16]这的确道出了这个运动的实际情况。
事实表明,人民群众并没有接受蒋介石设计的这种“新生活”。当时,反对独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是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企图把人民的注意力引上“攘外必先安内”的轨道上去是徒劳的;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民众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循规蹈矩,苟且偷生是不可能的;而在国民党的大小官吏普遍贪污腐化,不顾廉耻的情况下,蒋高唱“礼义廉耻”,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对蒋介石所宣扬的伦理道德的实质和欺骗性,中外都有政治家和学者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周恩来曾指出:“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17]冯玉祥在评价新生活运动时说:“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无论哪件事都能证明蒋介石是利用新生活的名称来骗人。实在说起来,蒋介石一生就决没有实行新生活。看看现在情形,再拿他找人写的几十本小书来看,就知道满没有这么回子事。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什么?政治是腐败到极点,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18]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在论述新生活运动时指出:“那些国民党的领袖们也许本能地意识到他们的经济制度是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而高谈什么封建道德,提倡什么新生活运动之类的社会禁欲主义,在群众中大肆宣扬。而他们自己却大量搜刮财富,这和他们所倡导的新生活教条完全不相符合。这种心口不一、自相矛盾的做法更使人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虚伪本质。所以,事实上,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会受到国民党的诱惑。”[19]
新生活运动在抗战前所经历的三年多中,已显出由盛而衰的趋势。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运促进总会随国民政府先后迁至武汉和重庆,开展了一些战时的服务工作。虽然当时的工作已与其原初意义的社会活动不同,但新运的名义仍延续下来。1946年2月,新运总会迁回南京。当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后,利用新运为反共、反人民,发动全面内战的工具,直到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总崩溃时,“这个运动已经走到尽头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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