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军事“围剿”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决心倾举国之力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1933年5月21日,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设立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任江西省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主管军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主管政治。行营全权管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党军政要务,并由南昌行营组设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为五省一切党政军参谋部。蒋亲自部署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检讨对红军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与教训,针对红军的特点和长处而弃旧图新,取长补短,博采众议,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蒋介石说:作为基本原则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意思是指军队而言,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1],“具体点说,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该设法变更。……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2]。在第五次“围剿”中实施党政军合一,军事独裁统治与政治欺骗相结合的新方略。
为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原则,1933年7月,蒋介石接受了柳维垣、戴岳的建议,在江西庐山海会寺举办军官训练团(全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蒋亲自任团长,命陈诚为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教育长、“陆大”校长杨杰任总教官,由“军事学校”和实战部抽调的四十八名军官充任教官。训练团还聘请了以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军事顾问团,以裘育德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加强军队的技术战术训练。
训练团的任务是“刷新干部思想,统一战术行动,完成党政军总体战之战争体制”。蒋介石对受训的党、政、军干部说:“举办训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3]“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4]
训练团设政治、战术、射击、通信等六门课程。军事课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夜战、险路战及伏兵战等,还进行侦察、警戒、搜索、联络、掩护、爬山等军事技术训练。训练团把政治训练置于首位,开设蒋介石主持编写的《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军人精神教育》、《剿匪部队训练要旨》等课。蒋还亲自讲授《民众组训》、《战时政治》等课,还指定《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军人必读》等作为受训人员必读书目。庐山军官训练团从7月18日至9月18日共开办三期,轮训军官七千五百余人。北路军三十多个师的团以下军官几乎都参加了轮训。训练合格者发给文凭,并附赠蒋介石相片一张,“军人魂”短剑一把。
蒋介石为强化政治“剿匪”之效,制定了《剿匪临时施政纲要》13项,把厉行保甲视为“最要紧的政治工作”。于8月27日重颁《整理保甲方案》,保甲内实行互相监督和互相告发的连坐制度: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为匪,全甲同罪;一甲为匪,全保同罪,有杀无赦。为笼络人心,还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如整肃军纪、核减赋税、整饬吏治等抚绥伎俩。为对红军进行组织战和精神战,同年8月,行营颁发了《剿匪区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年底又颁发《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此外还设立了“投诚招待所”、“感化院”以期分化瓦解红军队伍。
“以武力为中心”乃第五次“围剿”根本点[5]。蒋介石为不走前四次“围剿”惨败的老路,提出要“精研战术,周详准备”[6],重新制订了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战略上“以动制静”,在战术上“以静制动”,放弃过去“剿匪”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速战速决的方针,采用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新战略战术,即“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碉堡推进战略战术。其基本要点是:在战略进攻时完全依托碉堡作为战术防御手段;在部队步步推进中沿途构筑稠密的碉堡体系;在主要碉堡之间及其前后,构筑众多小堡,碉堡之间修建公路相连通,组成梅花式的纵横相贯的碉堡群,碉堡群间隔不超过二里;部队推进与构筑碉堡群并头前进。自吹谓攻有岿然不动之抗,守无丧师失地之虞。这样,就形成逐步推进,稳扎稳打,十里八里向前,压缩苏区之势。蒋介石说:“匪区纵横不过五百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7]据统计,在1934年1月,国民党军仅在江西苏区构筑碉堡、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塞等各种碉堡4920座,到“围剿”终时,达14294座[8]。仅第三路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就构筑碉堡4244座[9]。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五千余公里。
国民党军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对苏区实行严密的“三封”政策,即经济封锁、交通封锁和邮电封锁。颁布《封锁匪区办法》、《粮食统制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料、电器运购办法》、《邮电封锁暂时办法》等十三种禁令。1933年7月以后,南昌行营在苏区周围的县份中,先后设立粮食管理处、食盐、煤油管理所和交通管理处。在地域上划分为“安全区”(白区)、“半匪区”、“邻匪区”及“全匪区”(苏区),除安全区外,其余按其类别实行相应的封锁办法。此外,还严禁粮秣、食盐、煤油、布匹、中西药及有关军用物资运往苏区;凡发至“匪区”的邮电一律停止拍发传递,以期“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企图用这些办法饿困疲惫红军,迫其进行决战。
蒋介石为筹措第五次“围剿”经费,大量举借内外债及加征各种苛捐杂税。1933年,南京政府以卷烟、面粉、棉纱、火柴等税为担保,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订立中美棉麦大借款5000万美元;《航空密约》借款4000万美元,并按此项借款由美国供给军用飞机、战车及化学武器。同时,还向英国借款500万元、向德国借款1000万元,又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塘沽协定》,从日本借到2亿日元;假借修建潼西铁路为名,向英、法借款800万元。1933年先后发行“爱国库券”2000万元,短期公债400万元,还将财政支出的80%用作军费。据中央信托局经办军火的统计,在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59万余元[10],从意大利购买36架飞机和大批新式坦克车,从法国购买30架轰炸机,从捷克订购50万克郎的机械,还从英国订购500万英镑的军械。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11]等原则,并对部队进行了适应山地灵活机动作战的整编,以求精简层次,利于指挥。撤销过去师辖两旅六团或三旅九团的编制,把原一个师整编成三个师或两个师;每师辖三个团。团以上各级指挥部均设侦察队,扩大运输队;每团派遣政训员十余名。同时加强武器上的火力配备,每团配备重机枪连,每连增加轻机枪数,统一调动了福斯炮团。对士兵进行适应山地战的多种战术技能训练。行营还颁布斩则九项,制订管制士兵办法,实行军人“连坐法”。蒋介石还委派钱大钧、蒋鼎文在保定、汉口训练处大量招募训练新兵,以补充扩大国民党军队。
1933年8月底,部队整编结束后,蒋介石加快了军事部署,从江苏、浙江和北方各省调集了总兵力达100万,计正规陆军64个师、7个旅、6个团并有各省地方保安团,又有11个航空队,飞机105架。准备对各地苏区同时发动“围剿”,而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10月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第五次“围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部署“围剿”计划。蒋在会上作《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演说,要求各将领“振作精神”、“信仰统帅”、“服从命令”、“尽职报国”、“视死如归”,“来造成百战百胜的成功”[12]。同时提出“严密封锁、发展交通、挺进游击、争取主动”四项战略;“以迂为直(曲线行动)、独立作战、全力决战、注重工事,就地固守、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纵深配备(梯次序列)、机动灵活”等11项战术和“侦察、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察”六项要务。蒋对此一再“耳提面命,期在必胜”[13]。10月17日,蒋介石颁发行动纲要和“围剿”计划,指示各“进剿”部队遵照“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原则,“以占领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计划规定:以歼灭赣南“匪军”主力及“流窜”于闽西、鄂南、赣西北、浙赣闽边区“匪军”为目的,区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及浙赣闽边区。定于10月中旬开始“围剿”,以政治配合军事,本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及组训民兵之原则,构筑绵密之碉堡封锁线,防止“匪军流窜”,逐步缩小包围圈,期于最后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以北路军为“进剿”主力。
按该“围剿”计划,各路军战斗序列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指挥三十三个师、三个旅,担任“围剿”主攻,下辖第一路军顾祝同兼总指挥,副总指挥刘兴,辖四个师、一个骑兵旅及第二纵队、税警总团,部署于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二路蒋鼎文兼任总指挥,副总指挥汤恩伯,辖六个师、一个补充团,部置于金溪、胜桥、崇化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薛岳,辖十八个师、一个补充旅,其中以十四个师编为机动作战的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四个师和一个旅为守备队;赣闽边区警备部队司令赵观涛,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辖五个师,集合于南城、南丰、硝石、黎川等地区,并于抚河一带构筑碉堡封锁线,在第一、二路军的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步步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两个师,驻于赣江西岸的安福、吉安、万安、遂川一带,协同西路军围攻湘赣边区的红军。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副总指挥白崇禧,辖一、二、三军,共十一个师及一个旅,扼守赣、粤边境的寻邬、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上杭、上犹、崇文及武平地区,防止红军向南发展及渡江西进,并逐步向北广昌方向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还动用大量飞机,掩护和支援地区部队向广昌、瑞金方向进攻,担任远距离侦察和对苏区交通、道路、桥梁、渡口及主要城市进行轰炸。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九个师、三个旅,其主力部署在阳新、大冶、通山、平江、万载、铜鼓一带,并构筑封锁线。该路军同北路军赵观涛指挥的浙赣闽边守军五个师及四个保安团,担任围攻闽浙赣、湘赣和湘鄂赣苏区。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及赣江以西方向运动。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七个师及两个旅,将主力结集于闽西北地区的邵武、将乐、顺昌、延平、沙县、永安、龙岩一带,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围剿”军乘红军东方军、中央军分离作战之机,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令其第八纵队刘兴的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中央苏区北部要地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战幕。蒋介石在此后近两个月中,多次电令北路军各纵队与红军激战于黎川、临川、金溪一带,在空军火力配合下,迫使红军陷于北路军主力和堡垒群火力网之间,数度濒临夹攻的险境。
国民党的“三封”政策,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有些地区连一捆纸也不能出去,一两盐都不能进来;粮源越来越少,缺粮情况严重。中央红军的枪械、弹药很困难,“全部火力却只有不到十万支枪,没有大炮,手榴弹、炮弹和弹药来源极其有限”[14],又没有任何外援。中央直属独立师枪支不齐全。地方红军的独立团,每团人数千计,武器配备三分之二为火力,三分之一为白刃[15]。
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是严重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敌我之间真正的实力对比大大超过五比一。要夺取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十分艰巨的。但也并非全无希望,就当时主客观情况来看,也存在有利于红军的条件: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仍顽固地采取妥协政策,而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反共内战,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和国民党广大官兵的不满。蒋介石调集百万之众的军队“围剿”苏区,虽然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貌合神离,难以协同作战。红军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劣势为优势。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与湘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已跨越湘、赣、闽、粤四省,辖有二十多个县,纵横数百里,大有回旋余地。中央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部队总兵力已达十万人,还有近二十万人的赤卫队。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等取得很大成就,苏区军民“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斗志旺盛。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打响前两个月间,中共中央已估计到蒋介石要发动新的第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剧烈和残酷的战争”。“要胜利的粉碎这次‘围剿’”,“必须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16]。193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首先应该增加自己的力量,提高胜利的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其次必须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最后“要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惶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17]。8月,在中央苏区分别召开的南部十七县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身份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任务》等报告,提出“争取一切有利条件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18],此外还有苏区广大军民前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经验。如果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方针,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矛盾,针对敌人碉堡战术的固有弱点,充分发挥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能正确估计敌我双方的形势,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出现了十分不利的局面。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党在白区工作几乎损失殆尽,连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也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10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所留用的军事顾问李德[19]也到达中央苏区。博古不信任中央苏区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原领导者,并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委派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20]。这样,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以独断专行的作风代替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他们提出了“两个政治决战”、“保卫与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左”倾口号;在战略战术上,推行“大军对大军的作战”的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致使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丧失了争取胜利的可能性。
当国民党军向黎川发动进攻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仓猝命令东方军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命令“第一方面军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21]。毛泽东、萧劲光等根据敌军进攻势态和敌强我弱的情况,为避免被敌包围消灭,主动撤出黎川。28日黎川被敌占领。中革军委为收复黎川,命令东方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同时命令中央军主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以策应东方军对黎川的进攻。10月6日至7日,东方军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不期而遇,消灭敌赵观涛第六师两个多团,并生俘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洵口之战本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胜利,李德片面夸大此役具有普遍意义,主张红军陈兵苏区边缘,主动向敌人碉堡、重兵把守的据点进攻,命令东方军向陈诚部黄维第十一师重兵据守的硝石进攻,连攻5日未克,在红军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这样,中央红军在反“围剿”的初战中,“就丧失了主动权”[22]。
17日,南城之国民党军四个师进抵硝石,北路军陈诚命令第七纵队四个师向资溪桥推进,又令黎川附近的第八纵队主力进抵资溪桥。至此,蒋介石在硝石至资溪桥不到20公里的地区集中了七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构筑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进而歼灭之。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无视红军面对优势之敌,仍主张采取冒险主义路线,命令红军主力插到堡垒地区间隙中去攻打坚固阵地,并说,“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23]。10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第一军团结集于抚河以东,准备以第一、三、五军和第三师、第九师等部队,攻打黎川东北的敌巩固阵地资溪桥。后又两次电令前方红军在敌的援队未到前,先以有力兵团向敌碉堡外与其间隙间的部队实施突然袭击,全力争取与敌在资溪桥地区决战的胜利。22日,红军以第三、十三、十五师向资溪桥、潭头市发起进攻,以求牵动敌人;第三军团集结于石峡、洵口地区,第一军团主力集结于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的敌人。此时,东方军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两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认为资溪桥敌“工事均相当坚固”,不应攻打该地,并提出向信河流域机动作战的意见。但中革军委以不能实现为由,拒绝采纳,坚持攻打资溪桥。结果,红军进攻数日,未能实现战术意图。而红军主力集结于敌军堡垒周围,日间遭到敌机轰炸,晚上露营,兵力消耗特甚。26日,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
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建第七、九军团。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萧劲光,下辖第十九、二十、三十四师和第十军南下之独立团;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下辖第三、十四师和独立一、四两个团。此后,中革军委命令第七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以期调动金溪、南城和南丰之敌。11月11日,第七军团在向浒湾方向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浒湾、金溪、琅琚出击之敌的夹击,红七军团在八角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敌人。12日,红三军团赶到,从东面包围敌人。敌据碉堡应战,这时在临川的敌第二路预备队邢震南部四师赶赴支援,红三军团主力多次向敌阵地进攻,均久攻不下,在敌人密集火力和飞机低空扫射下,遭到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第七军团也因终日遭敌机轰炸,阵地被突破后,仓忙后撤,这一仗红军伤亡一千一百余人。
11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之十四师,奉命突破由见贤桥至棠阴敌堡垒封锁线北上,经韩庄、上蛟源、温方岭向东北方向出击,以配合东方军的作战。此时,蒋介石再次手令各部“对封锁线碉楼楼区配备,应采取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战斗群式配备,增加堡垒个数。每个碉堡守备兵力减为一班,最大一排,星罗棋布,形成面式地带,以火网控制全地带及交通,守军以弹性战斗要领决战于地带以外。匪如潜入地带之内,则以各个碉楼构成之火网,予以极大之损害”[24]。16日,陈诚立即集中第五、七纵队共十个师的兵力,从南城、新丰街、里塔圩侧击,企图断红军归路,在封锁线以北地区消灭红军。红军中央军遂折回至云盖山、大雄关地区。17日,国民党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向云盖山、大雄关阵地攻击,双方激战数日,红军遭敌飞机的猛烈轰炸,蒙受重大伤亡,第一军团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第一、二师师长均负重伤,红军伤亡六百余人,被迫放弃阵地,从白区转移到苏区内部。
第五次反“围剿”自9月下旬开始至11月中旬,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顽固地放弃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坚持军事冒险主义,采用阵地战、正规战来迎战强大的国民党军,命令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分别御敌于苏区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失利,又打东南之资溪桥,又失利。继而在盱江上游西岸和赣江中游东岸地区“辗转寻找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25]。近两个月的战斗,以惨重的代价证明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完全错误的。
“左”倾主义领导者在实行所谓“全线出击”,攻打敌之坚固阵地遭到几次挫折后,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李德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和苏区人民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李德畏敌如虎,不敢大胆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一味采用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企图实现“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26]。
1933年11月20日发生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军事部署,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北路军抽调嫡系部队九个师和宁、杭地区抽调两个师,分别由江西和浙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蒋介石也飞闽北建瓯直接指挥“讨伐”,对中央苏区暂时采取守势。“福建事变”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有利时机。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27],调敌军回援重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彭德怀依据当时敌我双方形势的变化,亦向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苏区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28]但是,“左”倾临时中央拒绝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指责彭德怀的建议“是脱离中央与苏区的冒险主义”,害怕红军转向敌人后方会失去苏区,又不愿援助十九路军,坐失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扭转战局的良机。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改组,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但军事指挥权仍然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1934年2月,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调整了军事部署。2月13日,蒋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将领举行重要军事会议,部署推进第五次“围剿”后期计划。21日,南昌行营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入闽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率第二路军与第五路军及预备队共十六个师又一旅二团,向中央苏区东面的建宁、泰宁、龙岩、连城等地推进,目标是夺取广昌及中央苏区中心长汀和瑞金,协同已组成的北、西、南三路军,形成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四面合围之势。同时,北、南、西三路军都增强了兵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国民党军进攻前,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红军在各处构筑碉堡,企求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另一方面又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主力向敌人的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在这种错误的方针指导下,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阵地防御战与反击战:1月25日,第五军团在黎川以南的横村、樟村的阵地防御战;2月15日,红一军团在黎川西南的凤翔峰和三岬峰的战斗;1月26日,第一、九军团和第三军团四师反击进占建宁以北邱家隘、坪寮之敌的作战;2月9日,第九军团在鸡公山的阵地防御战;3月11日至15日,第一、九军团协同第三军团对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之敌的阵地反击战;3月25日,第一、三军团反击由将乐进占泰宁、新桥之敌的作战等。尽管红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但均未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更没有击破或打乱敌人的围攻计划,红军自身反而遭到重大损失。仅3月中旬,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三溪圩、三坑的反击战中,由于临时中央拒绝改变错误的方针,红军失去了战胜立足未稳之敌的良好时机,无法攻破敌之坚固堡垒,致使红军伤亡二千二百多人。
4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进抵黎川以南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地区。4月10日,北路军第三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进剿军”企图首先占领甘竹,然后打开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最后攻占瑞金。陈诚以罗卓英指挥的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沿抚河西岸进攻;以樊崧甫指挥的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三师在河西跟进。“进剿军”在宽10华里的正面上,采取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和筑碉交替推进的战术。在敌军强劲攻势面前,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无视红军数月来连续作战,严重减员和没有休整的情况,匆忙抽调在建宁地区的第一、三军团及第五军团十三师、在龙冈地区的二十三师,协同原驻广昌地区的第九军团,共计九个师的兵力,在甘竹至广昌40华里宽的战线上进行阵地战,构筑大量堡垒群,仍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决战”,企图“保卫广昌”。4月14日,当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顽强抗击向大罗山、延福嶂进攻之敌时,抚河西岸之敌乘机占领了甘竹。19日,抚河东岸的“进剿军”攻占大罗山、延福嶂的红军阵地。当日黄昏,红军进行多次反击,未能阻止敌人进攻,被迫撤退。20日,敌人沿抚河东西两岸分别向高州塅、长生桥推进,红军再次向抚河东岸饶家堡、苦竹坑之敌反击,亦未能歼灭敌人。
2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主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29]并向红军指战员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30]、“胜利或者死亡”[31]等错误口号。27日,抚河东西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第九军团三师、第五军团十三师于抚河东岸牵制敌人,以第九军团十四师扼守广昌,集中第一、三军团和二十三师,再次对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不敌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28日,广昌失守,红军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但红军也损失重大,共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集中第八纵队三个师、第十纵队四个师,于5月15日向建宁发动进攻。在敌飞机大炮同时猛烈轰炸和炮击下,红军被迫向宁化退却。16日敌军占领建宁。此后,敌又攻占了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至此,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和归化一线,已被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控制。4月18日,红军苦战四天,阻击向筠门岭进攻的敌南路军,红军伤亡近二千人。21日,筠门岭失守,敌军推进到会昌以南的永和墟和龙和墟附近,并构筑碉堡准备向会昌进攻。
7月上旬,国民党军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依托堡垒群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北路军六个师向兴国推进;第六路军四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六个师进占头陂,尔后集中九个师向宁都、赤水、驿前、小松及石城进击;又以东路军为主的六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南路军三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雩都方向进击;再以三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作为总预备队。
这时,中央苏区经过数月连续作战,人力物力消耗甚大,苏区进一步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在中央苏区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中革军委的“左”倾领导者拒绝采纳,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反而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胜利”[32],并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拼,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六路分兵抵御部署为:以红军第三军团六师、二十一师扼守兴国西北高兴圩、老营盘一线,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新成立的第八军团二十三师、新编红二十一师,在兴国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第六纵队的南进;以第五军团十三师在头陂地区,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第三军团四、五师和第五军团三十四师在驿前以北地区,抵御敌第三、十纵队的进攻;以第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在朋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东路军向长汀的进攻;以第二十二师在会昌以南的筠门岭地区,抵御敌南路军的进攻。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九个师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半桥、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军亭到驿前约30华里纵深内,修工事、筑碉堡,以五道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集团冲锋,重创其精锐部队八十九师。红军也因伤亡二千三百余人,其中干部六百余人,不得不于28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国民党军其余各路军与北路军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进攻。1934年9月初,红一、九军团和二十四师,在温坊地区以运动伏击战歼灭东路军一个多旅;在西线,红军在永新、安福地区也给敌以沉重打击。但局部的战役胜利,已无法扭转中央苏区红军的被动局面。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被压缩至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的狭小地区。
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南路军前后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企图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剿”红军的目的。此时,博古、李德已被敌人的进攻气势所吓倒,仓皇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及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决策。可是,李德独断专行,竟没有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33],当然也就没有对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解释和动员。李德竟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34]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10月7日下令,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由地方兵团接替,将第一、三、八、九军团和第五军团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方向的战略转移。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经历了一年之久。红军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国民党军以重大创伤。但是,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博古为首的中央,坚持采取错误路线,拒绝采纳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意见,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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