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堵红军长征
蒋介石在命令国民党“进剿”军合围中央苏区时,唯恐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早在1934年5月便发巧电(18日)致广州陈济棠、长沙何键称:“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1]
正当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全面推进频频得手之时,1934年8月,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10月,红六军团进入黔东,同红三军会合。继而,红三军改编为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之后,两军发起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进至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由项英、陈毅领导,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蒋介石据报,于10月26日以宥电令薛岳、周浑元两纵队作“追击行动”。31日,又以世电致广州陈济棠、南宁白崇禧、长沙何键和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责成“诸兄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廿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2]。
11月,南昌行营制定了追剿计划,其中规定:“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3]11月下旬,南昌行营命令赣、闽两省对所占领的苏区实行“绥靖清剿”,务求达到“斩草除根”,“消除后患”。
蒋介石还筹设四道封锁线“追剿”、“堵截”突围西移的红军。第一道封锁线设于江西信丰与安远之间,企图以此阻挡红军去路。由粤军陈济棠部余汉谋纵队防守。但蒋介石在配备兵力时蓄意北重南轻,以便在中央军占领赣南后,促使红军进入粤境,从而使红军与粤军拼杀,两败俱伤。陈济棠审时度势,早于10月已与红军达成“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必要时可以借道”的秘密协定,使蒋的图谋落空[4]。
中央红军各部于1934年10月17日南渡雩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集结地开进。21日晚,中央红军主力按中革军委的部署开始突围西征。此时,陈济棠履行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采取让路保境政策,划定通路让红军在短时间内通过其辖区。红军于10月21日至22日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并于26日之前全部渡过信丰河,向湖南汝城、城口一线前进。
第一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立即在南昌召集高级将领和幕僚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商讨对策,并以东路军占领瑞金所获资料得悉,红军可能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中央红军欲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10月31日,蒋下令组织新防线,确定“追剿方针,偏重堵剿,截其西窜”。其中特令“南路军速将汝(城)、仁(化)、曲(江)三县封锁线上努力堵截,以迟滞匪之行动,并以大部追击之”;“桂军应控制于全(县)兴(安)间,并速巩固黄(沙河)、全(州)、兴(安)、桂(林)四县市碉堡线”[5]。
在蒋介石调集部队之时,中央红军于11月3日至4日分两路从南康进入广东仁化县地域,徒涉锦江时,布防在这里的粤军警卫旅奉命不准堵截。粤军主力则集结于乐昌、仁化一线,使红军得以顺利地转向城口。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由汝城、城口之间,突破湘军设防的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蒋介石见红军西进甚急,为阻截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12日蒋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入湘薛岳、周浑元两部,共十六个师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主力进至粤、湘、桂边截击;桂军白崇禧以五个师扼守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
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攻占宜章城,并从郴州、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由湘军何键部、粤军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向道县、江华方向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后,“左”倾领导人实行逃跑主义,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轻装前进,反而采取大搬家的办法:带上所有“坛坛罐罐”,行动十分缓慢。当红军西进至湘江一线时,已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1月14日,何键在衡阳成立“追剿”总司令部后,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依湘江东岸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吴奇伟纵队,韩汉英、欧震等五个师进至零陵地区集结,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贺、萧二、六军团会合;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谢涛福、萧致平、万耀煌等四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王东原等两个师同第三路配合,沿中央红军右翼突围道路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一个师协同粤、桂军,向江华方向沿中央红军左翼突围道路尾追。
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针对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后的战略意图,发布湘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目标是防止中央红军“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萧贺合股”,以求围堵中央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6]。这样,蒋介石的“湘江会剿”总兵力达三十个师,三十多万人,撒开一个大包围圈,形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同时,这个《计划大纲》规定:“湘、鄂、川、黔、桂各省政府及部队,应动员民众,择要构筑碉堡,并加强地方团队组织;尤其湘省之湘江两岸、黔省之乌江、川省之嘉陵江两岸地区,应构筑绵密碉堡群”,严密防堵[7]。24日,蒋介石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为借口,命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督率川黔剿共军事”,企图达到“统一川军,困死红军”,控制西南各省的目的。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翼红一军团于11月22日攻占道县城。左翼红五军团在天堂圩击溃李云杰部,从上游强渡潇水。红九军团于24日占领江华,随即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潇水。白崇禧深恐红军从恭城、贺县入广西攻占桂林,急令桂军主力集中恭城、贺县一线,随后,又令全州、兴安守军撤出,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这使全州至界首间百里湘江两岸守兵空虚。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灌阳之间抢渡湘江。27日,中央红军一、三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一军团二师由塘圩直驱湘江东岸大坪,守军民团逃窜。红军过湘江后,直达脚山铺、鲁板桥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进攻。红三军团四师主力渡过湘江进至界首,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60余里湘江两岸,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制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左”倾领导者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8],舍不得丢掉辎重,致使红军行动滞缓,每天仍以30至40里的速度行进,未能及时赶到渡口。这时,敌人急调兵力形成四面合围之态势,从而迫使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与国民党“追剿”军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以为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急调兵力于黔阳、洪江一线围堵中央红军。12月2日,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编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刘建绪,下辖第二、三路,并令一部兵力协同桂军尾随红军追击,其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向黔阳、洪江地区疾进,企图围堵红军于北去湘江的路上。同时,又电请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配置于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12月10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城。这时,桂军在红军左侧后追击,已到达马蹄街、石村、独境山一带;何键第一、二兵团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16个师已进至通道城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等地构筑碉堡;这样,敌军以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中央红军北上西去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北去湘西,必将钻进敌军十几万大军围困的口袋。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红军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中央红军遂改变进军方向,转兵图黔。12月13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不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苏区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苏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9]这次会议纠正了红军前进方向,红军也避免了被覆灭的危险,标志着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进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大多数赞同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应在川黔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追剿”的意见。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10]。这就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随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落空,并为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其他人员还有李德、伍修权(翻译)。会议开始时,由博古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问题;二、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错误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解,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洛甫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通常称“反报告”)的发言。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上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确定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是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苏区。
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1]。
会议结束后,中常委进行了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左右,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错误领导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于1月10日再次电颁《追剿纲要》。令四川“追剿军”总司令刘湘“由黔东推进川南,相机进出黔北堵截,湖南何键向黔东追剿,两广桂军向黔桂边境推进,贵州薛岳总指挥及王家烈军向黔北追剿”[12]。合计调集川、湘、黔、滇、桂及中央军薛岳兵团共一百五十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1月中旬,薛岳兵团两个纵队八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控制贵阳后,开始沿息烽北上,进抵乌江南岸;国民党驻川参谋贺国光及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匪总指挥部”,派潘文华十二个旅三十六个团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防封锁长江,阻止红军入川;黔军王家烈两个师,沿打鼓新场,向遵义逼近;湘军四个师结集于湘川黔边境酉阳至铜仁一线,阻止红军东进;桂军廖磊两个师抵黔南都匀;滇军孙渡三个旅进驻毕节。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扔掉了笨重的辎重,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加上干部团,全军缩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编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编三个团,红五、九军团各编三个团。按照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决定,全军于1月19日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进发,准备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各渡河点,迅速北渡长江。
蒋介石发觉了中央红军的动向,急电令“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13],并很快调集川军四十多个团封锁了长江。
中央红军在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一反长征初期消极避战、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云贵川边地区进行了一场高度机动的运动战。1月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川南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渡江,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中央红军掉头向东,于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地区。红一、三军团于2月25日“迅速袭取桐梓”。
蒋介石已于2月中旬撤销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另在武昌设行营,并常亲自来往于武汉和重庆之间,指挥“追剿”红军。此时红军突然回黔北攻占桐梓县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桐梓守军不得不退守娄山关。25日晚红六军团攻占娄山关。27日,红一、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粉碎黔敌三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占领遵义。
时值蒋介石嫡系吴奇伟率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从贵阳赶抵遵义城郊老鸦山一线,并令五十九师主力和九十三师一个团为左路,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军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九十三师主力和五十九师一个团控制忠庄铺为预备队。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红三军团十三团阻击敌五十九师于老鸦山,歼敌大部。同时,红一军团二师迂回至遵义南,击溃右路黔军万式炯团后,又直指吴奇伟指挥部忠庄铺。吴奇伟见右路被突破,战局对其不利,令五十九师停止进攻老鸦山,率残部向滥板凳方向逃窜,于次日退回乌江南岸。
遵义战役激战五日,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吴奇伟两个师、王家烈部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缴获枪支二千余支,子弹十万余发。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并使红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兵力损失惨重,他认为这是“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3月2日,他决定亲赴川、黔督战,整理川政,再次由汉口飞抵重庆,于3日通电川、黔各军由其亲自统一指挥,“无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同日,又电令川军郭勋祺率所部三个旅,令桐梓黔军于6日集中大渡里、排居场附近,向遵义城东北地区进攻;周浑元部集中于枫香坝、鸭溪口一带,向遵义西北地区进攻;吴奇伟部主力集结茶山渡附近,在茶山渡至乌江取攻势防御;另派一部与周浑元部联络“堵剿”红军。
针对蒋介石部署,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14]。15日,中央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守敌周浑元第二纵队,敌依托碉堡和优势火力及飞机的支援,顽抗死守,战斗陷入对峙,一时无法全歼敌人。此时,黔军援军第一纵队已迫近西安寺。中革军委决定撤出战斗,向北进攻茅台。17日,中央红军在赤水上游茅台渡口附近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古蔺地区,佯作北渡长江姿态。
蒋介石为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急令薛岳各部向川南进击;滇军由黔西进抵大定、毕节一线防堵;川军郭勋祺由两河口至仁怀、古蔺尾追;黔军坚守打鼓新场、三重堰、毛坝一线,以达“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之目的”[15]。
这时,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在古蔺一带游击,以调动敌人向西。毛泽东则指挥红军主力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而东向,于3月21日晚分别在川南太平渡、黔北二郎滩等渡口迅速四渡赤水。在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等地掉头南下,巧妙地从纷纷北上追击的敌军间隙中穿插南下,并在枫香坝、白腊坎一带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将大部分敌军甩在赤水河西岸。3月31日,全军迅速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留在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依据敌情判断,认为继续在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或北上渡长江入川,均已无可能,只有西进云南,渡金沙江入川北上。为了摆脱“围剿”的敌军,必须把滇军调出来,以减少入滇障碍。中央决定由一个团伪装主力,东进开阳,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之态势,而令红军主力集结于清水江西侧。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顾问端纳及陈诚,由重庆飞贵阳督师“剿共”。他指挥各军在遵义至鸭溪之线构筑碉堡楼,围困中央红军。4月2日,蒋介石向滇军发电称红军“显有东窜之势”[16]。当“追剿军”进行部署以阻止红军东进时,红军主力突然逼近贵阳,扬言“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并直接威胁贵阳机场。蒋介石闻讯后惊惶失措。据当时任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说:“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心神不安。”“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17]蒋匆促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红军,又急电滇军孙渡等各路军火速驰救贵阳。为安全计,蒋于4月7日离贵阳飞昆明督战。正当国民党军各部向贵阳急奔时,中央红军于4月8日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防线,直插兵力空虚的云南。4月10日,蒋介石又判断红军将渡司拉河(岔河),即又从昆明飞贵阳,策动十余万兵力尾追红军,并两次亲自乘飞机盘旋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
红军入滇,昆明空虚,云南军阀龙云深怕红军攻打昆明,不得不急调省城周围各县民团防守昆明,又电催在曲靖以东的第三纵队直开昆明。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敌之防御力量,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打开了通道。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入滇后,如大梦初醒,才明白毛泽东率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的真实目的不是东进,而是相反,自己在贵阳督战一个多月,只是徒劳无功,白忙一场,为时晚矣。
在滇军孙渡南返救援昆明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4月29日给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指示,指出:“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当时,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二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纵队,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5月3日,中纵队之先遣队干部团当晚在皎平渡偷渡成功,并控制了渡口。左纵队抢占了龙街渡口,右纵队也抢占了洪门渡口。5月9日,中央红军在皎平渡全部渡过金沙江。是日夜,龙云电告蒋介石:红军“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心中如焚……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18]。两天后敌军抵达金沙江南岸时,红军已取道通安进击会理。至此,中央红军冲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以少胜多,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的胜利。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之铁厂举行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决定立即北上,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北上,既要通过对汉人抱有很深成见的彝族聚居区,又要渡过天险大渡河。大渡河西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水深流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大渡河畔,声称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蒋电告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之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为此蒋介石策划了利用天险,南追北堵的围歼红军的计划。他调动了十余万人的兵力,以求“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19]。令薛岳率其主力出会理,向西昌尾追进击,以第三纵队向盐边、盐源推进,沿雅砻江西岸布防。同时令川军第二十四军主力由沪定至富林沿大渡河筑堡,阻止红军北进,再以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一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军事防御。
中央军委获悉蒋介石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重兵围堵,决定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
5月20日,左路红军攻占冕宁县,进入彝民聚居区。中央红军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沽鸡家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家族支队”。红军因此得以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24日夜,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5月25日晨,一支由十七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岸边火力支持下,分乘两条小船,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强渡成功,红军顺利地渡过大渡河,守敌被迫溃逃。
由于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只凭十只小船,在几天内很难完成渡河任务。而此时川军杨森部第二十军将抵安顺场,尾追的薛岳部第五十三师也日益迫近,形势十分严峻。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师及干部由安顺场渡河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迅速夺取泸定桥。先头部队红四团兼程急进,两天走了160公里,终于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于29日晨占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横跨大渡河,长101米,宽2.6米,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守敌川军两个团,桥板已被敌人拆除,仅剩悬挂的铁索,形势十分险恶。5月29日下午4时,由红四团第二连的二十二名英勇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在全团的火力支持下,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踏铁索,冲向对岸,穿过敌人在东桥头燃起的烈火,胜利占领大桥,进入街口与敌展开巷战,经过三小时的战斗,守敌被歼,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进。在天全河击溃川敌杨森部六个旅的阻击,于6月7日占领天全。这时,红四方面军获悉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为了摆脱蒋介石重兵围攻的不利局面,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向懋功急进。6月8日攻克懋功,接着占领了懋功附近夹金山下的重镇达维。中央红军在迅速突破川军杨森部的芦山、宝兴防线后,翻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实现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提出了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7月21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8月上旬,红军总部将各军就驻地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20]的五、九军组成,从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地区前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同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尽艰辛,通过茫茫的松潘草地分别于8月下旬到达目的地。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人,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
在北进途中,张国焘仍坚持南下主张,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执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将这一严重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率领右路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两军(原一、三军团,9月12日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先行北上。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继而,红军又突破国民党军的渭河防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纵横十一省,长驱2.5万里,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追堵“剿灭”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了。次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终于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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