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继四届六中全会后,在“一心一德,励精图治”,“矢勤矢勇,继往开来”,“集中全党意志”,“发扬革命精神”[1]等口号下,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接开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是历届代表大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开幕前,国民党中央为“完成统一,齐一意志计”,曾派戴季陶、马超俊携蒋介石的亲笔信飞粤,邀请两广重要人物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等入京,共商国是。冯玉祥、阎锡山等几次电促粤桂中委北上赴会,说:“救亡图存,刻不容缓,欲达最大目的,必须举国奋起,聚天下智能,同赴国难,乃克有济。各地同志,咸集中枢,商决大计,尤为至要,故弟等先期入京,尽瘁襄助。……中央同人极望诸公命驾晋都,救民在斯,救国在斯,唯衡察之。”[2]胡汉民当时在国外,大会前国民党中央及冯玉祥、阎锡山电促其回国,胡亦有回国的表示。大会开幕后,又决议电请他“早日返旆,共荷艰巨”[3]。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成员集会磋商应否出席五全大会问题,意见不一。国民党元老邹鲁主张参加,说:“国家民族到这种危紧严重的时候,还不急谋团结御侮,决不是我们革命党人应有的行为,也不是同志对同志的态度,更不足使全国同胞深信我们忠于党国的一贯精神。”[4]萧佛成、陈济棠、林云陔等都表示赞成,并决定北上。随后,李宗仁致电大会说:“大会至大无上之任务,在确定举国一致之对外国策,则过去因对外而起之内在矛盾自可迎刃而解。”“如大会痛下决心确定办法,任何使命,宗仁决不敢辞。……倘徒备议席,复何裨时艰。”[5]萧佛成因病不能出席,致电林森、于右任说:“弟深为国危至此,惟有真诚相见,以团结之精神,赴国家之急难,始足以御侮救亡。现各同志均能共本此旨,悉力以赴,民族生存,党国复兴,端赖于是。弟虽因病,尚须调摄,然必自奋勉,以随诸公之后也。”[6]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虽未前往参加,邹鲁和林云陔、黄旭初、张任民、韦云淞等数人均赴会。邹为元老派重镇;林系广东省、陈济棠的心腹,完全可以代表陈;黄为广西省,“模范省领袖”;张是第四集团军参谋长,韦是重要师长,完全可以代表李宗仁和白崇禧。因此舆论认为:“如此人物,其分量尽可代表整个的两广,纵令陈、李、白三人不来,京粤合作的阵容,已算充分表现出来了。”[7]还说:“今日举行之大会,出席代表之盛,实包罗过去各派,现今各省。阎百川之南下,足使全国人士对华北现状得到一种慰安;冯焕章之弃嫌入京,自贻实际政治军事领袖一种恢宏大度之风范;而西南代表之多数贲临,实开党内团结之纪元。”[8]“民国十八年以来所未有之盛况也”[9]。中国共产党的巴黎《救国时报》的评论也指出:“国民党各派的首领纷集南京,差不多为蒋介石当权以后少见的现象。”“久苦国民党各派割据内哄祸国殃民政策的全国人民,也多少为之耳目一新。”[10]
11月12日,林森致开会词说:“这次参加大会的代表及中央委员人数,超过了历届的纪录,内部的团结情形较之四次代表大会时更有增进”;同时指出,国难比四全大会时严重十倍,“我们应该讨论如何鼓起全国的热诚,集中全国的心思财力,以共济艰危的方案”。他要求全体党员“牺牲自由与贡献能力”,“我们要以党内牺牲自由的精神,来感动全国国民都为国家来牺牲自由;我们又必须加倍刻苦贡献能力,才可以团结全国同胞,人人贡献能力,为国家效命”[11]。
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孙科、林森、张继、戴季陶、居正、邹鲁、陈果夫、冯玉祥、阎锡山、顾孟馀等二十三人为团,由叶楚伧任秘书长。孙科、张继分别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务报告,蒋介石作政治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蒋介石在11月19日第四次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对外关系的政治报告中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敢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12]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上述方针,全体代表无异议予以通过,确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付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13]。这是国民党第一次表明了对日本侵略比较强硬的态度,标志着国民党已从一贯妥协退让的立场,开始向抗日方面的转变。
国民党蒋介石的上述转变,不只是表现在五全大会上。此前不久的某日,汪精卫请蔡元培共进晚餐,蔡“苦劝他改变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的态度,以推进抗战国策”[14],并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着,一面两行热泪已经流到杯中[15]。6月19日,国民党开中央政治会议,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及汪派外交次长唐有壬报告华北对日外交谈判经过,蔡元培、吴稚晖等相继发言,指责汪派对日妥协无度,糜烂地方。蔡元培站起来质问汪精卫:“对日外交究持何策?际此时局,殊有请外交当局说明的必要。”汪答:“对日外交这几年来均持‘忍辱求全’四字而行,现在亦复如是。”蔡又问:“忍辱云云,我辈固极明白,求全如何,却望予以解释。”汪避而不答。吴稚晖发言讥讽说:“求全两字极易解释,简而言之,是只忍辱以后求整个国家能完完全全送给敌人,勿兴抗敌之师,反而糜烂地方罢了。”[16]汪精卫为此愤然退席。中政会不予理会,继续开会,向汪发难。于右任大骂汪是汉奸卖国贼,孙科更拍案怒斥汪等“一二小人公然卖国”,盛怒之下将桌上茶杯震翻滚地摔碎。6月下旬,南京政府监察院对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当事者黄郛、殷汝耕、袁良等六人媚日卖国行径提出弹劾,矛头仍然指向汪精卫。与此同时,国民党全国各省市党部联合电呈中央,抨击汪精卫“主持对日外交,过于软弱”,提出惩戒汪和唐有壬两人;冀、平省市党部工作人员,因华北事件被迫返京后,亦联合京中各党政机关的反汪派向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惩处汪精卫及其左右[17]。汪于是于6月30日托病离京赴沪,住进了医院,随后又赴青岛疗养。行政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国闻周报》当时发表一则简评说:“自河北事件发生以来,汪先生身当其冲,心力交瘁,以致旧病复犯。……汪先生的病,不是普通所谓政治病,但得病则由于政治。他的赴沪就医,反映着国家局面,在所谓冀察事件解决后,依然棘手与不安。”[18]邵元冲8月14日的日记亦曾记其事说:“此数月中,汪因华北外交屈辱,备受国人指摘,中央亦多不满,故称病青岛。”[19]
9月,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文章,针对日本占领东北和在华北推行自治运动,指出:“中日两国悬案极多,然而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是满洲问题。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满洲的支配,而中国则有保持领土的必要,于是中日关系便演成现在的难局。满洲问题如不能圆满解决,中日关系是无改善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我们领土与行政的根本原则,绝无放弃之可能。”并说:“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20]蒋介石在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寇又向华北提出‘撤销军分会与撤换北平市长’之要求,闻之不胜气愤,舍备战外,更无第二条路矣。”[21]邹鲁在五全大会前即已根据他的观察,认为说蒋不抗日是不对的,因此主张放弃“倒蒋”的口号[22]。后又对人称:“蒋先生热诚抗日。”“中央已决定抗日。”[23]另据冯玉祥11月15日日记记载,蒋对人说:“对日非抗不可。”[24]又30日日记记载:“中央决定抗日,蒋先生一定抗日。”[25]就在蒋介石作报告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蒋还致电保定的商震说:“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之可能,当下最大之决心;望兄毅然拒绝,切勿赴平,与中央共同存亡为盼。”[26]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就有关“华北自治”问题明确表示:“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27]翌年1月,蒋介石向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演讲时说:“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28]
五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实施宪政程序暨政治制度改革案》、《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案》、《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等有利于抗日的决议案。大会宣言指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检查过去之工作,深觉吾人此日若不舍弃个人之一切,贡献所有之能力,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则革命大业将有中断之危,而民族前途有不可想象之惧。”为此提出了关于“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条措施,即一、崇道德以振人心;二、兴实学以奠国本;三、弘教育以培民力;四、裕经济以厚民生;五、慎考铨,严考绩,以立国家用人行政之本;六、尊司法,轻讼累,以重人民生命财产之权;七、重监察,励言官,以肃官方而伸民意;八、重边政,弘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九、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十、恪遵总理遗教,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之对外关系,以保持国家独立平等之尊严,而达世界大同之目的;并且表示:“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亦唯有秉持总理‘人定胜天’与‘操之自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之二大遗训,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保障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29]
尽管五全大会在有的决议中仍诬称共产党“为民族复兴之大患”,要求继续肃清陕甘红军,但由于华北局势日益严重,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国民党内部反日倾向的增长,以及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得手,共产党和红军已不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内”已不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博古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内部的分化和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南京政府政策的动摇,他取消了某些以前的基本口号,把它放在第二位。……在五全大会上,国民党几年来的基本政治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暗淡下去了;‘剿共’‘反共’的口号,在大会的宣言的基本纲领是不见了,训政时期宣布了结束,准备召集国民大会,对于叛逆殷汝耕下了讨伐令,这些都是明显的变更。”[30]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100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50人,中央监察委员40人,候补监察委员18人;此外还有由团拟定名单,经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委30人,中央监察委员及候补监委22人,总人数共计260人,为历届最多者,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开国民党之新纪元”。其中军界占40%强,党务占10%,政界占30%,边疆占5%,教育界占10%。舆论称“诚可谓党政军三位一体,中央干部之充实,为国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也”[31]。蒋系人马得票最多,其中蒋介石得票第一,为495票,其次为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汪精卫所想举出的人选不独没有被选上,而且原来属于汪系的中执监委白云梯、邓飞黄、范予遂、郭春涛都纷纷落马,唐生智只得了一个候补执委,其部属何键、刘建绪反倒凌驾于他之上[32]。正是对日本的侵略态度如何,导致了上述选举结果的这种现象。五全大会于11月23日闭幕。
五全大会后,邹鲁对记者说:“此次全会盛况,为历届大会所未见”,充分表现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精神”[33]。他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共赴国难的办法,中央如无切实之办法,则各方同志不能不各本其热忱责任,以谋救国之途径,不特将意见益见分歧,恐人更将从而欺骗恫吓进而拆台,“党不堪问,国更不堪问矣!”[34]邹韬奋在一篇短文中更直接了当地指出:“这次五全大会能举出几百个中央委员,所提的议案怎样多,所发的宣言怎样好,这都不是老百姓所注意的。老百姓所注意的,只是要问已发出的‘支票’‘兑现’的问题。”[35]
11月下旬,在蒋介石指示下,由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会拟了《国防计划》方案,分国民训练、民兵训练、军实制造、要塞构成、交通建设等六项。同时,阎锡山与陈仪、张群、黄郛、熊式辉、杨永泰、黄绍竑还奉示会拟了《三十年防守国策》(又称《三十年自力更生国策》)。该文件指出:“今日言自存,非自力更生不可。欲图自力更生,舍增加国力外别无办法。于此国难迫切之时而言增加国力,深有赶不及之慨。但此为立国之有效方法,虽为时已迟,亦必须努力于此,以图补救。”“若只在外交上用力,纵获一时之胜利,终难泯将来之祸患,且恐愈演愈烈也。”因此他们提出增加国力,即集中人力,发展物力的主张。集中人力方面,提出疏通、团结、组织、训练,中央与地方,人与人间,应确实疏通隔阂,精诚团结;民众方面,应组织训练,统一意志,尤应注重实施适合现代中国人之教育,以作育人才,使达举国一致,自力更生之目的。发展物力方面,要求增进科学技能,开辟造产途径。为达到上述目的,要求详计划,专责成,严考核,当赏罚,并说:“以我国今日之处境,危亡迫切,已至眉急,若仍按经常办法,以图自力更生,万难赶及,必须以非常方法,增加速度,用促猛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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