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救国运动的开展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在各地设立分会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组织,以推进救亡运动。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各地救国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海外华侨中也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个重要的与全救会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救国会组织,概述如下:
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控制十分严密,救国会是在秘密和艰苦环境中建立并进行活动的。孙晓村、曹孟君等出席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回到南京,积极活动,将原有各行业救国组织联合起来,于8月成立包括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和学生界的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南救”),负责人除孙晓村、曹孟君外还有后文瀚、李庚、薛宁人、狄超白、王昆仑、吴茂荪、胡济邦、王枫、千家驹等。“南救”的组织情况:妇女界救国会的成员主要是小学教师和部分中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职业界妇女以及一些家庭妇女(其中多系冯玉祥部下家属)。文化界救国会发展了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以及文艺界中一些人士。学生救国会的主要队伍在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以及安徽中学等几个学校中,在国民党的军事院校如辎重兵学校、步工兵学校中,也发展了组织。职业界救国会的组织主要依靠几个工人夜校和上海介绍的关系来发展的。中国农村经济会也参加了南京和上海的救国会组织。此外,通过王昆仑、孙晓村、千家驹的关系,“南救”同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如张继、许宝驹等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冯玉祥、李德全对“南救”的活动十分关心。冯玉祥常常通过孙晓村、千家驹等给他讲学的机会,把一些重要消息告诉“南救”,并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作出分析。“南救”成立后,因为不能用本身的名义出现活动,曾以“绥远抗日后援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南救”与全救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基本上每周由孙晓村、王昆仑去上海一次,汇报国民政府的内情,带回全救会的文件,有时还带回中共的文件[1],它实际上是全救会的一个分会。
全救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是全救会在华南的一个分支机构,总部设于香港。“南总”设理事会,由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以上三人任常务理事)、陈此生、陈希周、梅龚彬等人组成,李章达负总责,何思敬任宣传部长,吴涵真任组织部长。“南总”成立后,全救会曾派钱俊瑞、章乃器、胡子婴、张劲夫等人先后南下以取得联系,开展工作[2]。“南总”名义上负责指导广西、广东、福建省市救国运动,实际作用限于香港、广东两地。在“南总”领导下,9月18日,广东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其宣言和纲领指出:“全广东人民,只要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不做汉奸的,不分党派、阶层、职业、团体、个人,都不容迟疑的参加到这救国联合会来。”[3]同时,东莞等县也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原定年底召开华南救国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救会华南分会,后因上海救国领袖沈钧儒等被捕而中止。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初,西安一些中学学生和教职员组织了救国会,随后联合成西北抗日救国会。6月1日,西北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上海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又改名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西救”认定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就是它的宣言与纲领,将这两个文件翻印了两千多份,在群众及在野名流中散发,影响颇大,获得普遍的同情与支持[4]。“西救”的负责人之一徐彬如说:“我们‘西北救联’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也就是‘全救’代表大会所决议的一切整体的意见与具体的计划。”[5]全救会鉴于西北抗日救亡工作已日见成效,建议“西救”“以救联名义相机公开活动”[6]。“西救”从此逐渐公开组织,扩大活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它与正在筹建中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在西安联合召开了8000人的大会,并游行示威,向当地的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抗日。11月下旬,全救会派执委张语还到西安参加“西救”工作。12月9日,“西救”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近万名学生和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悲壮的爱国游行队伍使张学良深受感动,从而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西救”正式公开,并在西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了全救会的宣言与纲领[7]。西安事变前,“西救”下属救亡团体有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二十三个,事变后有极大的发展,新成立的各行各业救国会如雨后春笋,抗日救亡运动如打开闸门的潮水汹涌澎湃。“西救”的负责人有韩琢如(总务部)、杨明轩(交际部)、谢华(组织部)、张兆麟、徐彬如(宣传部)、宋黎、李祥九(民众武装部,西安事变后成立)、田润芝(妇女部)。
重庆、成都地区救国会: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的影响,重庆于1935年12月成立学联,展开各项救亡活动。1936年6月正式成立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机构是干事会,下属有学生界、职业界、文化界、妇女界四个救国会组织。成都各界也同时涌现一批抗日救亡积极分子。他们出版了《力文》半月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受到各阶层群众的重视。10月18日,在成都青年会礼堂召开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从此,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宣传进入组织阶段。《力文》半月刊于11月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接着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出版发行。1937年3月14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8]。
北平的救国运动虽然开展较早,但活动主要是在一部分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进行的。全救会成立后,曾两次派代表到北平与张申府等进步教授联系,促进救国运动的开展和救国力量的联合。1937年1月20日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2月1日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9]。主要负责人有张申府、许德珩、杨秀峰、黄松龄、刘清扬和张友渔,徐冰也参加了,但他不出面,对外活动主要是张申府和许德珩。“该会实际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接受党的领导,公开搞抗日救国工作”[10]。“七七”抗战爆发后,张申府到南京与沈钧儒会面,一起研究开展抗日救国问题,从此,北平、上海两个救国会联合会融合为一体。
此外,广西、武汉、杭州、济南等地也先后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并与上海全救会保持联系。
爱国华侨在民族危机刺激和国内蓬勃发展的抗日救国运动影响下,亦纷起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救亡运动。1936年初,旅居欧洲各国华侨先后组织抗日救国会,但因没有“总的中心组织做指导,致救亡运动无密切关系,而呈散漫状态”[11]。8月间,全救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和全国学联代表陆璀因出席国际会议到达巴黎,竭力宣传华侨团结抗日,建立救国联合会,各国侨胞纷起响应。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参加者有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华侨代表共四百余人。各代表发言一致表示奋起救国之决心,为华侨团结抗日救亡之“空前盛举”[12]。陶行知、钱俊瑞和陆璀在大会上发言,阐明全救会团结御侮的主张,介绍了国内救亡运动进行情况,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团结全国军事力量,组织抗日救国军,武装民众,收复失地,保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政治上应不分党派,一致合作,确立民主制度,给人民以救亡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主张[13]。大会决定以该会为永久组织,定名为“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与全救会作密切之联络。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对团结与推动华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起过重要作用。美国、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国华侨也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与全救会保持联系。1936年11月22日,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通过决议,加入全救会,与祖国同胞团结一致,为抗日救亡而斗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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