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代表会谈

蒋介石加快联苏采取的主要行动,是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举行会谈。从1935年秋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双方曾会谈多次。谈判涉及的内容很多,中心议题是中苏联合制日和苏联援华问题。中方参加谈判的代表除蒋介石外,还有孔祥熙、陈立夫、宋子文、张群等。
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与鲍格莫洛夫谈判时提出:将来“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通过海路难以获得任何军需物资”,“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1]对此,苏联政府给予肯定性答复。11月15日,莫斯科电示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请“通知中国政府”^[2]。
苏联政府此时口头上答应了南京的要求,但在行动上十分谨慎。其主要原因,一是担心蒋介石对日妥协,尤其害怕蒋联日反苏。1935年12月28日,莫斯科外交当局在给鲍格莫洛夫的信中指出:“我们赞成蒋介石关于共同合作和互相帮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如果蒋介石真正参加抗日解放战争,我们准备给中国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但同时指出:“同蒋介石缔结互助协定的时机还没到来”,因为“蒋介石仍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实行让步,尽管这种让步比以前少多了……但毕竟不能排除他企图利用同我们的谈判与日本人达成协议的可能”^[3]。1936年初日本抛出“广田三原则”(详后)后,苏联的这种担心就更为严重,几乎中苏每次会谈,苏方代表都要询问中日交涉情况,特别是南京对待“广田三原则”的态度问题。在蒋介石的对日政策还处于摇摆、对日态度还不太明朗的情况下,苏联对援华采取拖延态度是自然的。二是苏联要求蒋介石调整对中共的政策,由“剿共”改为联共。苏联政府认为,国共两党的内战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蒋只有停止“剿共”,与红军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莫斯科指示鲍格莫洛夫:在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表明苏联政府对此问题很关切。南京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同时还要向蒋讲明:苏联不准备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中间人,相信“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4]。
蒋介石懂得,为谋求苏联援助,在国内须做出些姿态;同时,他认为第五次“围剿”后转移到陕甘的红军,可用收编的办法予以解决。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直接向鲍格莫洛夫表示:苏联“向他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对红军的处理问题,若能对此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则迎刃而解”。他“要求苏联政府从中斡旋”,“对红军施加影响”,接受他的收编。蒋说,如能这样,“就表明了苏联政府对南京的诚意,南京政府则可成为苏联的忠实盟友”。鲍格莫洛夫郑重回答蒋说:“苏联不拟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因为这“纯系中国内政”^[5]。两个月后,即3月21日,孔祥熙告诉鲍格莫洛夫,蒋介石已开始同中共秘密谈判。
1936年10月,蒋廷黻接替颜惠庆担任驻苏大使。他到任后,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和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莫斯科会谈数次,想把中苏两国谈判地点从南京移到莫斯科,由于苏方反对未果。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官员的会谈还涉及中日关系、苏联与新疆关系以及苏方向蒋廷黻通报日德签订反共协定等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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