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
(一)绥远抗战的经过
绥远抗战发生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处于高潮,中国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抗战过渡的阶段,是局部抗战中完全胜利的重大战役。
1.日军侵占绥远的图谋
绥远省位于内蒙古西部,是贯通华北和西北、联结内蒙与外蒙的重要战略地带。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后,便进而图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以绥、察为基地,建立“蒙古国”。它的计划是:“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1]还打算在侵占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后建立“回回国”。而绥远就成为联结“满洲国”和“回回国”的纽带,进而成为日本肢解中国北疆的基地;侵占绥远也是日本便于“反共反苏”,称霸世界的需要。在日本看来,“日本基于1932年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担任了防苏重点的满洲国的国防”,“但远东的苏联战备急剧扩展,在1933年间,已完全打破了日苏之间的均衡状态”,“关东军痛感对苏国防的危险”[2]。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1936年2月在东京演讲日本大陆政策与“满”苏及内蒙的关系时称:“苏俄之武装外蒙,意在包围满洲国,而将日本大陆政策根本推翻。故主张日本应使内蒙古团结坚固,包含于日本势力,以使俄国远东作战大感困难。易言之,日本果将内蒙古之察、绥各地控制在握,则等于将苏俄势力下之外蒙古包围,军事上可占极优越地位。”[3]日本控制了绥远,就可以对苏联造成自辽宁、热河、察哈尔、宁夏、甘肃直达新疆的铁壁包围圈,并在预想的对苏作战中从正面出击西伯利亚,将苏联截成两半,与德国法西斯侵略欧洲相呼应,以实现称霸世界的战略。日本陆相荒木贞夫认为:“如果日本不能在满蒙建立势力范围,日本将无法实现其最大理想。”[4]当时日本军部正在为南进、北进问题争吵不休,夺取内蒙完成反苏包围圈,在持北进态度的关东军看来,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日本侵占绥远是想断绝中国接受苏联军援的通道。著名记者范长江撰文指出:日本图谋绥远还想在中国的北面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它自认为可凭借其海军实力封锁中国沿海,以断绝国际对华的援助。只是在陆路方面,中国有被迫与苏联联合的可能,因此决定先完成对中国的封锁。日本“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他们所预定的这条封锁线,是从东北到西北,一条长蛇式的地形。这条长线的中心点,也可以说是封锁的津梁,是在绥远”[5]。傅作义也认为:“敌人在长城以北,从察哈尔东边多伦起经过张北、商都、百灵庙,迤西经过阿拉善而达青海之北之额济纳为止,划成一条联络线。第一交通站,设有特务机关、无线电台、飞机场、防御工程,彼此节节联络,企图截断我对苏联的交通”[6];绥远还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主要路线;绥远若失,“则新疆、宁夏、陕西、山西都在敌人的掌中,而华北一带更成为日本的囊中物”,“不但我们的国难更形加重,即全民族的生存也受到最大的威胁了”[7]。
1935年6月《秦土协定》签订后,察哈尔省主权遭到严重侵害,绥东屏障失去,日本图谋绥远的野心日炽。是年秋,日本在归绥设立特务机关,派羽山喜郎为特务机关长,进行绥远特殊化的阴谋活动,搜集我方情报,收买汉奸流氓,从事捣乱,制造事端,寻找侵略借口。他们在归绥更主要的工作是挑拨破坏蒙汉民族关系,唆使各蒙旗独立。羽山向绥远省政府提出取消“九一八纪念堂”和“长城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迫使傅作义分别将其改为公共会堂和烈士公园。羽山还在归绥挂出“羽山公馆”的牌子,公开进行特务活动,并有飞机经常往来绥、包两市,在包头修建了飞机库。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订了以政治谋略和军事进攻两手并用侵占绥远的计划,即《对内蒙措施要领》,内中指出:“对于绥远的傅作义将军,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如果可能,或者先行收买,努力使其行动符合于关东军的意图;但如果认为无论如何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时机,把他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8]1936年1月,关东军制定了新的《对蒙(西北)措施要领》,决定“先对现在军政府管辖区域内的重要部门进行整顿巩固,根据工作的进展,扶植其势力伸向绥远。然后向外蒙、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扩大之”[9]。12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中井升太郎偕驻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和羽山喜郎往太原访阎锡山,又访傅作义,策动晋绥加入冀察政务委员会。3月28日,即将就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露骨地表示:“西部内蒙古及其以西的地带,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该地带一旦入于日满方面的势力之下,积极地可以成为进一步怀柔同民族的外蒙古的根据地,更向西进可以遏止自新疆侵入的苏联势力并切断中国本部与苏联的陆上联系”,“日军数年来已对西部内蒙古逐步进行着工作,日本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将来更将其工作加以推进”[10]。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即着手扩充伪蒙古军。兵源除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东三盟各旗招来的新兵外,又从锡、察两盟的各旗征来一批新兵。至1936年8月大致编制完成两个军共八个师,另有一个警卫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宪兵队。以德王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统率五、六、七、八各师;李守信为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统率一、二、三、四各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总兵力约一万余人。《何梅协定》签订后,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策动王英组织“西北防共自治军”。王英收罗土匪、流氓、失意军人步骑约三四千人,编为五个旅。这些军队,连级以上都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关东军补给伪军全部武器装备,承诺给德王每月3000万日元,战时补助讨伐费30万日元。日本侵略者令德王所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察哈尔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商都,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从伪满洲国抽调骑兵5000人驻察北多伦、沽源、平定堡一带,并计划在必要时指挥伪满洲国军队和德王、李守信、王英的伪军合力占领绥远。
8月,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召集太原、归绥、张垣等地特务机关长和北平、塘沽等地驻军头目讨论如何加强对绥远的策反和入侵活动。23日,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由长春秘密飞往百灵庙,与德王、李守信等举行军事会议,部署侵绥事宜。9月,关东军批准了田中隆吉起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并委任其负责实施。9日,伪蒙古军新募壮丁七八千人开往商都、德化,由日方派军官训练。15日,田中由长春飞抵天津,王英亦赴天津。随后王英携日方接济的六万元飞抵绥东。同月,板垣在化德飞机场检阅伪蒙古军,对几个月来的训练成绩表示满意。阅兵式结束后,当即由化德乘飞机赴伊盟札萨克旗和宁夏省所属阿拉善旗等地,对伊盟盟长沙王和阿旗的达理扎雅亲王进行拉拢。10月1日,任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的田中隆吉到德化,与德王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侵占绥远,“首先进攻平地泉附近,然后夺取绥东四县,接着进入归绥或大同”[11]。蒙政会成立后,为削弱德王势力,国民政府将察哈尔右翼四旗划归绥境蒙政会管辖,致使德王失去了富庶的产粮区,关东军西进的咽喉被扼住。德王和关东军都想夺回该四旗。王英一直希望重返河套,控制绥远。
10月,王英的“西北防共自治军”初步编成,伪蒙古军也已初步编练就绪,田中隆吉遂亲自策划侵占绥远。田中对德王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我计划叫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你们蒙古军督后,作第二线的支援,即或发生冲突,蒙古军也可少受损失。”[12]德王和王英都对此计划表示支持。日本完成了进攻绥远的准备:伪蒙古第一军部署于察、绥边境的尚义、兴和等县的边境线上,伪蒙古第二军部署于土木尔台迤北西至百灵庙之线,其第七师全部驻作为后方基地的百灵庙,“西北防共自治军”集结于察哈尔商都附近。
11月1日,李守信、王英部在商都集结步骑兵九千余人,在日军官指挥下建筑防御工事。王英部三千余人窜扰武川、陶林间黑山子,以分散傅作义兵力。5日,田中隆吉在嘉卜寺主持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德王、李守信、王英、张海鹏等与会。会议决定以“西北防共自治军”(11月3日改称“大汉义军”)、伪蒙古第一军主力进犯绥远。“西北防共自治军”由商都进攻红格尔图,伪蒙古第一军由张北以西的南壕堑进攻兴和,作第二线的支援。德王率领第五、六、八、九等师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守护后方,将百灵庙作为后方基地,派第七师驻守。得手后,以伪蒙古第一军由兴和出动,以伪蒙古第二军由绥北土尔木台出动,以穆克登宝伪蒙古骑兵第七师由百灵庙出动,分路进攻归绥。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会后,关东军飞机多架集结于张北及商都机场,每日飞临绥东及武川上空进行侦察活动。
面对日本对绥远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和晋绥地方当局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936年春蒋介石调集中央军五个师入晋,准备打击经过长征进入西北的红军,同时也准备对日本侵犯绥远进行有限度的抵抗。9月18日,中央军小炮队1个大队开抵绥远。10月12日,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及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亦奉令入绥参战。同日,蒋致电阎锡山,决定调中央军第四、第二十一和第八十九三个师增援绥远。21日,蒋又电告阎,正在南京举行的中日谈判“仍无进步,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关于绥远的作战方针,蒋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两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13]28日,蒋介石对记者表示:“对中日交涉,政府始终本既定方针守必要限度,以竭诚周旋,而河北省内行政完整之恢复,察北绥东匪祸之取缔,在我方尤为必要。”[14]30日洛阳军事会议开会,傅作义向蒋介石、阎锡山汇报了绥远形势,取得了蒋“不亢不卑,相机应付”的默许[15]。蒋同意傅进占百灵庙,赶走德王的伪蒙古军。
绥远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阎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傅作义抵抗日伪侵略。他对兵力作出新的部署:“第十九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有四个团在绥)及六十八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七旅(马延守部)、独立第八旅(孟宪吉部)、炮兵四个团,为先遣入绥参加挺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军队,全数入绥挺战。先以六十八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用[16]。8月9日,晋军第六十八师一部抵达兴和、丰镇,担任前方战备。10月24日,傅作义赴洛阳向阎锡山请示作战有关问题。阎同意驻绥远的亲信王靖国第十九军和赵承绶骑一军及驻雁北李服膺部归傅指挥,以最近所筑国防工事为据点进行抗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委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发布绥远作战部队序列令:(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第一路军所部为第三十五军,附第二○五旅(欠四○七团),独立第七旅,补充第十二团,炮兵第二十一、二十九两团,及小炮大队(欠一、三中队);(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十三军,附第七十二师,及炮兵第二十七团;(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指挥所部第六十八师,附炮兵第二十四团,及小炮第一、三中队;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指挥所部第七十师(欠二○五旅),附独立第八旅;(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门炳岳为副司令,指挥骑兵第一、第二、第七师。
日本在绥远的侵略行径激起绥远省傅作义的愤怒,傅同日本在绥远的特务机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春,傅作义破坏了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在土默特旗总管署强设的专与德王通讯的无线电台一组,7月又毁掉羽山在伊盟札萨克旗政府所在地设立的无线电台,秋天阻止羽山在包头修建飞机库。傅作义自1936年初就开始着手抗战的准备工作,并顶住关东军对其诱降的压力。8月18日,他对《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绥境人力、物力两感缺乏,而防匪之决心,并不因困难而稍感气馁。”“绥方对于将来之成功与否,并未作此计虑,但‘成仁’则已早有决心。”[17]自24日起,傅作义亲赴各地视察,鼓动抗战,提出“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国耻”等口号。26日,板垣飞赴绥远,对傅作义游说,要求以百灵庙为中心,将阴山以北的蒙古地区划归德王管辖,傅和日方携手合作,由日方推举傅负整个华北责任,如不同意,德王将以武力解决,日方予以支持。傅作义坚定地表示:让不让我负华北责任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事务,要由国民政府去决定,至于德王如强行侵占绥远,我是绥远省,守土有责,决不能听之任之。“友好必须以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为前提。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不允许寸土受损失”[18]。板垣又要求将绥东四旗划给德王,并说这些地方原是察哈尔省的蒙旗。傅作义说:那是中国法令早就划定的,不能更改[19]。板垣还表示,德王参加防共,是有远见的,绥远当局应与他合作,共同完成防共大业;板垣甚至提出在局部地区和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傅未作承诺,交涉没有结果[20]。10月,傅作义去洛阳向蒋介石一再陈述准备反击日军及蒙奸,抗敌御侮的意见。11月3日,傅作义在归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凡扰害绥民治安者,当予以痛击。4日,傅偕骑兵司令赵承绶赴前线视察,与各部队讲话,表示誓保国土。
11月5日,德王对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式的通电,蛮横无理地提出:一、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二、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四、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五、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遣返处分。8日,傅作义复电逐项驳斥。蒋介石也电责德王,指出:“台端职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应管察境蒙政会之事,何必过问绥、蒙间之问题。今竟陈兵相见,台端所谓积年倾心内向者,不知将何以自解?务希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21]
得知日伪蒙军将进犯绥东的消息后,11月8日晚傅作义在总部会议室召开营长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议抗敌对策。傅坚定地表示:“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22]会议决定:进击绥东之敌的任务,由晋绥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和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一二八旅旅长董其武指挥;进击绥北之敌的任务,由晋绥军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和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指挥。11日,绥远省府任命达密凌苏龙为绥东四旗剿匪司令。13日,就绥东作战问题,傅作义向彭毓斌和董其武面授机宜,任命彭为前线总指挥,董为副总指挥,并会商了作战部署问题。傅作义指出:“红格尔图是敌人进犯的重点,因为它东与察北日伪巢穴紧密相连,西与百灵庙遥相呼应,要打通西犯的通道,必定要夺取红格尔图这个咽喉要地。我们的对策是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红格尔图就是黄瓜的中间,我们不但要坚守住这个战略要点,还要在这里狠狠地挫败敌人。”[23]
2.红格尔图战役
红格尔图是绥东的门户,是由察哈尔省西部商都县通往绥远的必经之地,又与百灵庙、大庙形成犄角之势,成为敌军进攻的首选目标。12日,日本侵略者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两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准备向红格尔图进犯。主攻兵力四千余人,日机六架和炮兵配合行动,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逼绥远省府归绥,同时从百灵庙和兴和两翼一齐包围,一举占领绥远。守卫红格尔图的晋绥军只有第二一八旅第四三六团第三营一个步兵连,骑兵团第二团两个骑兵连,共二百余人。此外,还有当地自卫队百余人。
13日夜,日伪先头部队同我守军发生前哨战,被我军击退。14日上午8时,日伪军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猛烈冲击,我军奋勇还击,战至下午5时,击退敌军。15日凌晨6时,田中隆吉亲自指挥五千余名日伪军,在装甲车、飞机和野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先后七次发起猛烈冲击。我骑兵及当地保卫团分入碉堡应战,至下午6时击退敌人的进攻。当晚,我骑兵第二团团长张培勋率骑兵两个连星夜驰援。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15日夜傅作义、赵承绶亲赴集宁前线指挥。根据前线敌我态势,他们分析后认为,虽然正面敌军有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兴和诸路,但首先应该打击侵犯红格尔图之敌。这是因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王英部虽非敌人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部队庞大,挟其优势围攻我红格尔图孤军。如其得手,首战告捷,则可增长伪军的气势,威胁绥省民众,影响我军士气,并有可能西出绥西,构成对我军的严重危害;“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至兵力分散,处处薄弱,又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覆辙,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24]16日上午傅作义发出作战命令:令董其武率所部抄袭敌后,为保守秘密,董其武快速运兵,董旅李作栋团、第二一一旅王雷震团、第六十八师李钟颐团、骑兵第一师周承章团、炮兵第二十五团杨茂材营,分别由卓资山、集宁星夜乘汽车开往红格尔图西的丹岱沟一带集结,限17日夜12时前到达。
17日拂晓,进击部队步、骑、炮兵已隐蔽集结于八苏木附近。夜11时,董其武在十二苏木召开秘密会议,下达进攻命令:董亲自指挥王雷震、李作栋团,各配属炮兵一个连,于18日凌晨2时分别向红格尔图东北的打拉村、土城子、七股地、二台子一带的日伪军进行包围袭击;骑兵第一师周团秘密迂回打拉村、土城子以东地区,截击溃退和增援之敌,并担任追击任务;其余为预备队随指挥部前进。各部队遵令开始行动,向打拉村、土城子等地之敌进行猛烈袭击。敌军仓促应战,战至拂晓不支,向西北方向溃退,从土城子冲出七辆汽车,拼命仓皇东逃,田中隆吉和王英均在车中,我军未能截住。当晋绥军增援部队进攻打拉村、土城子等地敌军时,红格尔图我守军乘势出击,狠狠打击敌军。至19日上午7时,敌全线溃退。日伪军残部向北逃窜,南面之敌也由东面向北绕道而撤。我步骑兵追至察哈尔省境内的统令地,即停止追击。8时许,晋绥军骑兵第一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镇。至此,红格尔图保卫战胜利结束。
红格尔图战役进行七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七百余人,俘虏伪军三百余人,捣毁田中隆吉和王英司令部,俘虏王英部电台台长日人八牟礼吉、雇员松村利雄,缴获很多战利品,其中包括王英乘坐的马车、关东军使用的电台联络表和电报密码本。我方官兵及民众亦有相当伤亡。田中隆吉原以为绥远军队不堪一击,然而绥远方面既有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的兵力,又有晋军的支援,总兵力约有三万余人。而伪蒙古军则是甫经编成,训练很差,担任前方作战的王英部又属乌合之众,战斗力更弱。总计伪蒙古军和王英率领的“大汉义军”的兵力至多不过1.5万人,日本仅在伪军部队中配备少数顾问和指挥官,并未开来大批日军助战。日伪军围攻红格尔图的图谋未能得逞。
当红格尔图战事激烈进行之际,17日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绥高级将领等十余人共商绥省军事。同日蒋介石自洛阳亲赴太原晤阎,18日在绥署召集各机关公务员训话,大意略谓:“(一)晋、绥一般同志与全体将士,在国家最前线艰难奋斗,自强不息,本人时刻惦念,此来特表嘉佩慰劳之意;(二)绥东蒙伪匪军扰乱问题之性质与关系,虽至为重大,然政府已有充分准备与整个计划,以吾观之,实甚安全,无须惊异。现在吾人一切应以坚固宁静之态度沉着处理。”[25]
红格尔图战役结束后,傅作义令董其武派李钟颐步兵团接替红格尔图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务;另派骑兵两个连驻防土木尔台;其余部队返回原驻地,待命行动。
田中隆吉和德王对其在红格尔图的失败大为恐慌,担心我军乘胜捣其老巢,遂召集李守信、王英等在商都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面加强商都、化德等地防务,一面由各地调遣部队再犯红格尔图。11月20日,王英令其副司令张万庆指挥安华亭、王子修等部向兴和县进犯。兴和县县长孟文仲指挥该县部队和地方团队将其击退。21日,三架日机飞至红格尔图上空投弹、扫射,被我守军用步枪击中其中一架的油箱,在飞回商都附近时焚毁。
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攻打百灵庙扫清了障碍,并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民的士气,成为百灵庙战役的先声。
3.百灵庙战役
百灵庙是绥北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有名的大庙,东连察哈尔,西达宁夏,南通归绥、包头,北与外蒙古接壤,是绥北的政治、经济与交通中心。日本侵略者对百灵庙的地位极为重视。著名记者范长江曾指出:“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他们准备四万万元巨款,来完成这一工作。据今年上期所得消息,他们已用去六千万元。”这条长线的中心点在绥远,“而在绥远本部未被占领前,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日方并运来大批给养,“存在庙上的子弹有百万发以上,白面约有二三万袋”[26]。德王投靠日军后,企图将百灵庙变为其在绥北的根据地,“近则以该地为中心,对绥蒙人士,威胁利诱,愚弄离间,以潜移默转其内向之心,远则以该地为根据,向西北延伸其政治侵略,期遂其蚕食鲸吞之欲”[27]。11月初,伪蒙古军第二军第七师由化德经嘉卜寺绕过草地,开赴百灵庙。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害怕我军乘胜摧毁其伪政权,遂派王英部两个旅进占大庙,以增强百灵庙外围的防御力量,并令穆克登宝部沿百灵庙山顶、山腰、山脚构筑防御工事,积极备战。总计伪军兵力达一个多师,三千余人,并有日军指挥官四五十人。关东军还派要员到嘉卜寺召集田中隆吉、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增派日军官二百余人补充到各伪部队任指挥官,此外,还拟抽调伪满洲国军队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进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和绥北。田中隆吉因红格尔图战役失败,拟暂时放弃进攻绥东的计划,转而先向绥北进攻,认为绥北是傅作义军事防御的薄弱环节。
红格尔图战役胜利后,傅作义决心挟初战告捷之威,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对此予以支持。16日,蒋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应即令傅作义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28]傅作义获悉敌人待机进犯绥东和绥北的企图后,18日发出电令,命令预定使用于百灵庙方向的各部队开始行动。20日傅在绥远新城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会议,指出日伪军可能在近期由百灵庙向绥北发动进攻,我军应在敌军未进攻前先发制人,出其不意,以远距离奔袭战术收复百灵庙。令骑兵第二师师长孙长胜为前线总指挥,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副总指挥,限各部11月23日下午6时前秘密集结于百灵庙东南50里附近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
11月23日,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孙兰峰召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说明敌军兵力部署,工事构成等情况后,下达作战命令:第二一一旅(欠第四二二团)附山炮一营,苏鲁通小炮大队、汽车队和装甲车为主攻部队,其所属第四一九团为左梯队,从百灵庙南面攻击;第四二一团(欠第一营)为右梯队,从百灵庙东面攻击,并抽调一部先期至该庙东北通滂河的大道上,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断敌归路;刘效曾步兵团为佯攻部队,由百灵庙以西地区先行向敌袭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骑兵团绕出百灵庙东北地区,与步兵右梯队协同由庙北面攻击。占领北山,控制敌飞机场,并追击败退之敌;步兵第四二一团第一营为预备队,位置于百灵庙南山东南大道以左高地附近;各部均须在23日夜12时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开始向敌军攻击,并互相密切联系。
24日零时,我军突然发起猛攻。日伪军事先对我军的活动情况一无所知,从睡梦中惊醒,仓皇抵抗。第四一九团团长张成义亲率官兵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日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亲自指挥督战,集中全部火力阻止我军进攻,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十余挺轻重机枪,激战达三四个小时。敌人凭借工事火力顽强抵抗,我军进展较慢。这时离天明只有两小时,如在拂晓前不能结束战斗,天明后敌5000名援军赶到,再加上十多架飞机助战,百灵庙战局将会逆转。傅作义令孙兰峰孤注一掷,将山炮营推进至百灵庙南山大道以东高地附近占领阵地,集中猛烈炮火向女儿山之敌发起摧毁性猛攻,掩护我装甲车队及步兵攻击前进。而后延伸射程向庙内固守之敌猛轰,支援步兵向庙内射击,并令预备队第四二一团第一营营长韩天春指挥装甲车车队,配以汽车多辆,共同向百灵庙东南山口冲击。
我军在装甲车和炮火的掩护下,向敌军发起拂晓总攻,置生死于度外,视弹雨如无睹,敌阵地被我猛烈的炮火摧毁。我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山公路向敌军猛烈冲击,汽车六辆满载步兵也由最大的土山口冲入。敌军不支,纷向庙内撤退,我军追至庙内。这时刘效曾团和其他部队也向庙内敌人包围过来。张成义团长选拔敢死队突破庙前缺口,将前院后院分割数段。我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敌人的飞机场,断了敌军后路。敌军惊慌失措,无心再守。恰在此时,伪蒙古军一排官兵二十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指挥官射击。盛岛角芳和穆克登宝见我军攻入庙内,援军又一时无望,绝望中急乘数辆汽车朝东北方向逃窜。孙兰峰令五辆汽车追击,因道路不熟,行驶过快,汽车陷入山涧沟渠,未能追上,敌人逃往大庙。伪军失去首领,全线崩溃,纷纷投降。激战至24日上午9时30分,我军收复了百灵庙。是役共打死日伪军三百余人,打伤六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缴获步兵炮三门,迫击炮六门,步枪六百余支,无线电台三部,汽油五百余桶,白面二万余袋,以及其他军用轻重器材。我军伤亡三百余人。百灵庙战役摧毁了日伪军在内蒙古西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地,拔掉了日伪侵略势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使其西侵绥远、宁夏,南窥山西、河北的图谋遭到挫折。
早在百灵庙战役之前,傅作义就设想了我军在收复后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作战部署:“袭击成功后,除留一部在庙构筑工事、向敌警戒外,应将主力立即撤出,控置于原集结地,故意示敌以庙方空虚,诱敌增加部队,向我反攻,则我主力临时进入,期能多杀敌人,并免初占庙时之敌机成群轰炸。”[29]因此,按照原计划,傅作义除留一个步兵营和两个骑兵连驻守诱敌外,其余主力于24日下午3时全部撤回二份子镇一带待命,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果然,日本侵略者对其在百灵庙的失败极不甘心,连日派飞机向集宁和百灵庙侦察、轰炸,准备反攻。11月28日晚,敌以汽车百余辆陆续运援军三千余人到大庙。同时王英率所部骑兵二千余人从商都以北绕过土木尔台,经草地窜至乌兰花一带。29日,田中隆吉和德王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大庙为基地,夺回百灵庙。
我军也在积极部署。28日,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在归绥举行军事会议,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策定将敌遮断,各个解决之方略”,即将王英伪军与大庙之敌加以分隔,集中绥军主力予以各个击破,实现既歼灭敌军,又保卫百灵庙和攻占大庙的一石三鸟的目的。按照这个方案作出军事部署:“一、以骑兵二师孙师长率该师(三个团)附炮两门,进出乌兰花,另以四二○团附炮一连,乘汽车支援骑兵。二、以二一一旅孙旅长,指挥第四二一团、补充第一团、炮兵两连、小炮四门,为固守百灵庙之部队,但除四二一团现在庙之部队外,余在庙外准备,临时进入。三、以四一九团附炮一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四、以独立第七旅之两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黑老各一个团。”[30]
12月2日晚,盛岛角芳和王英的副司令雷中田率日伪军四千余人,乘百余辆汽车由大庙向百灵庙急进,3日拂晓发起进攻。我军高度戒备,发现了在西山坡反穿皮袄伪装成羊群的日伪军。孙兰峰旅长令警戒部队阻止敌人前进;令韩天春营的敢死队张振基连也将皮衣外翻,装扮成羊群绕道敌后,占领西山东南以左高地,居高临下,对敌人实施前后夹击;令山炮营集中火力射击伪装之敌,掩护敢死队进攻。这时庙东南及西北之敌以猛烈火力向我守军阵地进攻。孙兰峰又令韩天春营强袭敌之侧后。战斗从黎明至上午9时,激战三个多小时。我军全线出击,敌军不支溃败。是役打死打伤日伪军五百余人,俘虏二百余人,雷中田被当场击毙。
傅作义决定乘机收复大庙,4日上午召集孙长胜、李思温等开会,决定派孙长胜为收复大庙的前敌总指挥,指挥骑兵两个团、步兵李思温团,并附炮兵一个营、装甲车四辆、汽车一队,当晚出发收复大庙。6日,孙长胜指挥的骑兵第二师两个团及李思温团,在四子王府北黄草洼一带截断伪军王英部,独立第七旅马延守两个团也奉命在乌兰花以北向敌进逼。7日,李思温团由乌兰花出发,向伪军石玉山部前哨驻地发起攻击,歼敌一小股。8日,包围了石玉山部驻地哈拉伊力根。石玉山旅当即在阵地反正。在大庙,9日金宪章旅处死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并将伪蒙古军第七师穆克登宝残部缴械,10日正式通电反正。9日,我军向日伪残部发起攻击,敌向草地逃窜。我军派骑兵一部跟踪追击。上午10时,大庙被李思温团占领,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4日,傅作义令汤恩伯、门炳岳军挺进至绥东前线南壕堑一带,迫使王英部的王子修、安华亭两个旅20日反正。至此,日军对绥远的侵略遭到惨重的打击,其苦心培植的德王、李守信、王英部等的卖国势力被摧毁。
绥远抗战,历时五个多月,共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连,收复了百灵庙、大庙等战略要点,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粉碎了日军西进绥远,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绥远抗战,作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光辉一页载入史册。
(二)全国各界援绥运动和绥远抗战的意义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引起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
绥远抗战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毛泽东于1936年8月和10月两次致函傅作义称:“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31]红格尔图首挫敌锋后,11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向傅作义发出贺电称:“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32]收复百灵庙的消息11月24日中午传到全国各地后,民心振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说: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以南汉宸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携带题有“为国御侮”的锦旗和致前方将士的慰问信赴绥慰问。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各军发出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要求南京政府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援助绥远抗日将士[33]。
全国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绥远问题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对绥远的安全应负完全的责任,应该发动全国规模的抗战,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国内外向傅作义将军和前方抗日将士祝贺和慰问的电信纷至沓来。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还组成团体,到绥做战地服务工作。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冲破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阻挠,发起绝食一天和停火节煤活动,捐款援绥,并积极发动组织全市各界援助绥远抗战委员会。北平学生发起万件皮衣劳军运动,并成立义勇军、救护队、慰劳队等组织,直赴前线参加工作。天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赴绥远访问我军收复百灵庙的经过,回平津后专门发行了号外进行宣传。天津学界发起募捐二十辆汽车及万件绒衣劳军运动。南开学生联合会内推代表赴绥慰问。法商学院各处停伙三日,节款作捐款,该校国剧及话剧社公演助捐。天津市男女青年会分别组织募款委员会。上海日商纱厂的四万五千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举行罢工。上海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先后成立了各界援绥后援会。上海市文化界成立绥远剿匪后援会。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举行全体理事会,通告全市各中等学校,努力募捐。上海市妇女界成立绥远剿匪慰劳会,议决募集手套十万双、丝绵背心五万件。中国佛教徒会员代表大会开会,决议致电蒋介石和傅作义,表示慰问。全国邮务总工会发起援绥捐,通令全国邮工踊跃输将。上海三十五种杂志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援绥”的募捐活动。上海市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赴绥远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著名音乐家吕骥写了一首《三十五军军歌》,亲自到部队教唱,并向各地军民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作家谢冰心为绥远抗战中涌现出的战斗英雄写小传。上海联华电影公司导演和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制片厂导演赴绥远战地拍摄纪录影片。国民党沪市党部召集各机关团体,商讨组织沪市国民贡献一日推行委员会。在南京,上自国民政府林森、监察院长于右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下至乞丐、妓女都踊跃参加了捐款活动。南京各界救国会发起援绥军民抗日运动,并成立“南京各界援绥后援会”。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除亲赴绥远前线视察外,并发表慰勉将士书。南京市工人福利会通知各工会转饬各会员,节食三日,移充慰劳前方将士之用。津浦全路员工发起捐薪一日活动。青岛各界成立慰劳前方将士会,参加者数十团体,规定募捐办法。浙江慈溪县南乡富孀陈氏,其夫在东北从事矿业时被日军惨杀,见绥战又起,痛心往事,感到国事日急,遂倾其家产输助绥军,遗书家人,服毒自杀。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开代表会,议决联合组织援助前线将士会。广州培正中学教员捐款千余元。蚌埠各校师生绝食一日,捐款慰劳绥远将士。郑州各界纷纷发起捐款活动。汉口市工界召集各业工会代表会议,决定全市工界以一日收入慰劳绥远将士。重庆市民对绥事极为关注,除致电慰问傅作义外,学生在市中募捐,各界捐款,情绪热烈。济南报业公会、新闻记者公会联名致电慰问前敌将士,并由全体新闻界先捐300元,同时决定各报一律代收慰劳捐款。山东中等以上校联会决定全省各校教职员以一日所得援助。齐鲁大学师生工友组织慰劳将士劝捐团。该校华山足球队联合其他球队举行慰劳绥远将士募捐球类比赛。湖南常识指导会联络各人民团体组织援助绥远将士委员会。湖南省党部捐薪一日。《国民日报》社联合上海银行募款。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和西安学联发起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发表宣言,要求国共两党应立即把打内战的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晋、绥两省在日本的留学生捐款慰问绥远抗日将士;留学德国的绥远学生秦丰川向留学生作绥远抗战的报告。绥远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呼吁全国援绥。绥远旅平同乡绝食一日,集资慰劳绥远将士。归绥教育界同人联合会为绥远将士购置皮衣募捐。土默特旗中学全体学生绝食一天,捐助前线将士。绥远国术馆通电全国国术馆,发起全国国术界募捐援助前线将士运动。绥远民众教育馆召集各街长商定民众援助办法,扩大宣传,普遍募捐。山西省各将领纷纷捐款。太原女子师范看护队二十余人为伤兵服务。太原山西陆军监狱全体监犯绝食一天,节省囚粮捐献绥东抗敌将士。
上海、北平、天津、西安、武汉及其他城市的民众团体携带慰问品和捐款相继于途,每日必十余起。全国各地先后赴绥远慰劳的有: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组成的绥远剿匪慰劳救护会推举的代表黄炎培等;北平市民战地服务团;清华大学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工学院等的代表朱自清教授等;西安各界抗日援绥大会代表团;旅陕东北民众慰劳绥远抗战代表团;两广代表团。
绥远抗战得到了绥远境内具有爱国思想的蒙古王公的支持。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率领的一支武装在守卫绥东十二苏木一带防线,攻击伪军王英部的战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石王和其夫人也亲率蒙军在前线作战。蒙古族上层中不少深明大义的有识之士表示,“大多数的蒙人,深深地坚信着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只有团结凝固我们民族各个分子、各种民族,才能阻遏当前侵略者的进攻”[34]。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对绥远抗战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将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捐款5万元,并组织“出察援绥军”准备北上。阎锡山遵父命将遗产87万元捐献绥远抗日将士。其他将领如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宋哲元、商震等都表示了对绥远抗战的声援。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不远万里捐赠药品、服装和钱财,并撰写了《傅作义高义》一文,颂扬绥远抗战。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致电傅作义,表示侨民誓为后盾。伦敦华商协会汇款2000元。华侨慰问团见塞外运输不便,捐献200辆载重汽车和2000件皮衣给前方将士。
据估计绥远前线收到的慰劳物资和现款,合计在三百万元以上。
绥远抗战在中国的局部抗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范长江称:“红格尔图与百灵庙两次战争,只是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35]
绥远抗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日本吞并绥远的阴谋,迫使其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在绥战中,德王嫡系第七师全部覆灭;关东军精选的10名精通蒙、俄文的日本高级特务有7人丧生;在南京政府要求下,日本不得不撤走青、绥、宁地区的日本侨民;日军被迫撤消其在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日本在绥远惨淡经营的侵略资本丧失殆尽,不得不调整其侵略步伐。1937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内蒙工作的经过和将来关东军的方针》,基调是“暂缓举起以前企图纠合整个蒙古地区的蒙古民族,造成大同团结的泛蒙古运动的旗帜”。为此,关东军提出伪蒙古军自动停战,必要时发表和平宣言;解散王英的“谋略部队”;对绥远、山西、南京等其他中国方面的政权,不进行特别工作;确保《秦土协定》;“蒙古军政府”改组等紧急措施[36]。15日,日本陆军部也作出《内蒙军整顿要领》的决定,提出要确保锡盟和察东为范围的内蒙地区,巩固其治安,整顿蒙古军[37]。“在日本方面,事前虽认真研究了对华政策,但由于绥远事件的发生,现在已不允许对改变政策有所犹豫。1937年4月6日,决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指导方案’。这一新政策明确规定了‘不要进行华北分治,或打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放弃了过去的华北分治方针。政府开始积极调整日中邦交。这是外交政策的空前转变”[38]。
绥远抗战中“我军坚守阵地,官兵誓死与阵地共存亡,个个英勇奋发,不时跳出战壕同敌拼杀”[39]。爱国将士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精神。傅作义表示:“岳武穆三十八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三十八岁,为抗日死而无怨。”[40]“我以为今天的中国应下决心,不以利害来决定我们的行动,而应以牺牲的精神来博取最后的胜利!”[41]“我们的将士在这回绥战中,决没有一个人在考虑个人自身的利害问题,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生存而战争’。”[42]百灵庙大捷后,在为此役举行的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于右任写的挽联“梦魂东四省,血泪大青山。”讴歌了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
绥远抗战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蒋介石的“安内必先攘外”的误国政策遭受挫折,迟滞了其欲再次发动“剿共”内战的企图。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也使国民党“剿共”部队人心涣散。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在《致蒋介石书》中说:“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极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43]中共中央认为:“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44]
张学良一直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曾作为其部下的傅作义因绥战而成了抗日的英雄,也激发了他的爱国心。绥远、陕西唇亡齿寒,广大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一些东北军将领向张学良痛哭,呼吁即使国民党中央不同意,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请缨抗敌书》,表示:“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钧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45]张学良的抗战请求被蒋介石所拒绝,认为有悖于他的“安内攘外”“剿共”政策,因而引起张的不满。这与张学良、杨虎城随后在西安发动兵谏,不无关系。
绥远抗战也影响到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因绥战的胜利,对日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百灵庙战役胜利结束的当日电责德王轻启战端,并指出百灵庙为绥蒙区域,应遵前令,一律迁出。11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30日,蒋介石发出贺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最大之关键。”[46]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奉令前往绥远实地收集日本卷入绥战的证据,30日返回南京,准备在中日第八轮谈判中提出。12月7日,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绥远事件妨碍了外交的进行。蒋介石决定结束1936年9月因成都事件而进行的张群与川越的谈判。《东京朝日新闻》云:“绥事发生后,中日交涉搁浅,交涉前途阴云笼罩,岂非事实。自张外长与川越大使第七次会见以来,虽已达到最后解决之一步,而直至今日尚在迁延不决中,且中国态度反而强化,不特不听从华北与防共两主张,甚且对已经意见一致之诸问题,亦不拟作成具体案。此盖绥东问题有以致之。非特此也,中国拟将借题发挥,抗日情绪尖锐强化之形势又将出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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