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华充当联络员

国民党CC派奉蒋命打通共产党关系后,除通过吕振羽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外,还通过左恭与中共长江局取得了联系。左恭,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征集部主任,1933年与谌小岑在南京办过进步刊物《力生》。他接受谌小岑委托后,通过中共长江局介绍一位黄同志与谌小岑接头。这位黄同志真名王绪祥,党内用名张子华,曾到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熟悉那里的地形和交通。张子华与谌小岑接触几次后,便建议国民党派人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
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张子华随董健吾一道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曾养甫等人情况。张子华动身前,通过谌小岑征得曾养甫同意,又取得国民党使者的身份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并不了解这位同行者的真实身份。张子华到瓦窑堡后,单独向博古报告了南京内部在抗日和联俄联共问题上的分化,以及陈立夫、曾养甫等人急欲同中共联系的动向。1936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子华又应召赶往石楼,向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作了口头汇报。
张子华4月底由陕北返抵南京,曾养甫在家中接见他。5月中旬,陈立夫口授4项办法,谌小岑抄写后也交给张子华一份。于是,张子华再次去陕北,面见周恩来,递交陈立夫口授的办法,转达曾养甫想会见中共主要负责人的意向。他还带去了覃振写给林伯渠的信。
6月初,张子华回到南京,带来了周恩来写给谌小岑、张伯苓、时子周等人的信。周向这些昔日的师友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促进国民党改变政策,联共抗日。周恩来在给谌小岑的信中还欢迎他和曾养甫“惠临苏土,商讨大计”^[1]。
7月,张子华应曾养甫要求又一次去陕北,送去曾给周恩来的信。曾在信中希望两党能派负责代表面谈,欢迎周恩来来南京,并口头表示周如不能来,邓颖超来亦可。8月27日张子华到陕北,9月20日又从陕北赶到广州,递交周恩来给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周恩来8月31日写给曾养甫的信强调“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表示愿与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欢迎曾养甫与陈立夫到苏区谈判,保证他们的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2]。周恩来9月1日写给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对他们年来的联俄联共之举予以肯定,指出“西北危亡迫在旦夕”,国共两党的内战是“互消国力,自速其亡”。信中说,你俩“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3]。陈立夫收到周恩来给他的信后曾给蒋介石看,蒋令其继续与中共联系,“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考虑”^[4]。
曾养甫9月27日在广州面见张子华,提出请周恩来来到广州见面。第二天,张子华向陕北中共中央发电报,转达曾养甫“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5]。此前,中共中央已考虑派周恩来出去谈判,“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而“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6]。收到张子华9月28日电报后,中共中央作出3点答复:“切望南京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相助”;“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以便双方主要代表谈判。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彼方进攻,作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7]。为准备周恩来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中共中央于9月起草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0月15日张子华到西安,用书面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8]中共中央见到上述条件后,认为国民党对谈判还算有诚意,同时得知蒋介石将于16日到西安,便派代表与国民党交涉,争取周恩来与蒋在西安谈判。但交涉未成,此设想没能实现。10月19日,周恩来致电在西安的张子华,作为他9月28日在广州给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电报提出:“一、希望南京对日取强硬态度,我方愿以全力为助。二、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谈判。三、恩来已奉命为谈判代表,地点以西安为宜。四、南京方面代表希望陈辞修(陈诚——引者)、曾养甫、陈立夫三先生中,有二人来。五、一俟军事进攻停止,南京代表人选与谈判地点确定,并得到通知时,恩来立即起程。”^[9]可是,“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立即调集30万军队,企图剿灭陕甘的红军。周恩来拟往西安与蒋直接谈判的计划未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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