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救国运动的压制
30年代中期,在国民政府统治区,救国运动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开展起来的。上海救国运动刚开展不久,1936年2月初,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就在一份密报中称:“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分子异常复杂,活动范围广大”,“将来毒焰所及,势必直接及于各地青年团体及文化团体,间接更有侵入各种职业、产业团体及民众之危险,故为防患未然计,不可不预筹严密之防范计划”[1]。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开会议决,由中央禁止《大众生活》发行,查封生活书店,查封量才补习学校及量才图书馆,并逮捕其主持人李公朴;密令各团体禁止参加文化界救国会,实行新闻检查,封锁其消息[2]。紧接着,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人书》,诬蔑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倡导的救国运动,是在共产党的煽惑下,利用民众的一点热情,“借文化团体知识分子为工具,以逞其危害民国,破坏秩序之阴谋”;其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是皆利用‘救国’的呼声,以作其叛逆行为的掩护”,成为“赤色帝国主义者”“汉奸之爪牙与工具”。文告威胁说,如果不听劝告,不加悔改,“政府自不得不本蝮蛇螫手,壮士断腕之决心,为维持社会之秩序,与保护国家之治安起见,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3]。
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一文,对中宣部的诬蔑和恫吓作了驳斥。文章说:“上海的救国运动,兴起于华北伪自治运动抬头的时候。当时华北汉奸,组织烟民,冒称民众;华北报纸甚至公然以汉奸理论代表民意。中宣部在那是非颠倒、国格危殆的时候,默不一言;政府当局也未能当机立断,为有效之制裁。我们在悲愤之余,感匹夫之责,才有救国运动之发起。两月以来,赖各地学生及民众救国运动的勃发,和文化界正确理论的开展,舆论为之澄清,人心为之振奋,汉奸为之匿迹。如果党国诸公真能以民族利益为前提,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是如何的爱护;即使中间有错误的所在,应该是如何的加以善意的指导。不幸得很,中宣部对于汉奸运动,则默加容许;对于救国运动,反严辞厉色,诬陷侮蔑,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我们所感到无限的失望的。”文章还反驳说:“中宣部又谓救国团体之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我们检查所有救国会的宣言,绝对没有此种激烈的文句。这许多铁一般的错误,足以证明中宣部显然是受人蒙蔽,更足以证明其所谓‘受人利用’云云,也都不过是奸人捏造事实,诬陷救国运动。这种人造谣生事,为虎作伥,究竟是何居心?中宣部何以会被其蒙蔽?是否所谓‘受人利用’者,正为中宣部本身?这是我们所感到无限的疑虑的。”文章庄严宣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们倘使是中宣部一纸诬蔑文告所能恫吓得倒的人,我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之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4]
沈钧儒曾在一封家信中描述当时的艰难情况说:“因抗日情绪勃发不能遏止,与朋辈中之为大学教授者、作家、出版者共同组织了一个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中间惹起了许多烦恼,中央党政对此会极端嫉视,要解散及逮捕会中重要诸人,应付环境亦极费力。”[5]但他表示既参加救国运动,“就要准备坐牢,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6]。王造时也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7]章乃器则表示:刀锥斧钺,在所不辞。
南京政府不顾爱国群众和舆论的呼声,于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谋者及抵抗解散之人。”[8]随后又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为名,查禁了《大众生活》等二十四种抗日刊物,并逮捕了上海复旦大学生救国会十一名负责人,同情救国运动的李登辉校长等均被殴伤。《大众生活》于被迫停刊前发表《读中宣部告国人书》的评论,要求对爱国运动不要用恶意来估量,否则徒然损伤民族的元气。“客观的危亡事实推动着民众的救亡火焰,增高着民众的救亡热血,压迫的结果只是更惨痛地消耗民族元气而已。”[9]天津《益世报》也发表《爱国无罪》的社论,对救国运动予以声援,指出:救国会会员中许多是社会中或大学里有声望有品格的学者教授,他们的爱国心是真诚纯洁的。“我们如今只请求政府给人民这个最低限度的权利:爱国无罪!……爱国有罪,人民不敢爱国,到了举国的人民畏罪而不敢爱国,国家必亡;国亡而政府亦随之而亡了。所以今日中国救国之道,中国政府自存之道,最少要做到爱国无罪!”[10]
冯玉祥对国民党压制救国运动感到愤愤不平,2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收到章先生他们为救国会对此次中宣部的一篇宣言,可算是赤诚极了。读完了之后,〈谁〉不发生一种对中宣部的很不好的影响呢,真是晕【昏】聩糊涂无所不备了。”“读上海救国会之宣言极有感,我拟即刻写一长函给蒋,请其特别注意造谣害人之人。”[11]3月5日日记又记:“到蒋先生处一谈,所谈事项甚多。……三,陶行知、江问渔、章乃器各位先生救国会事,不可压而可联也。”[12]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许多人疑文化界救国会等团体别有背影,我想这是由于报告者的夸大蒙蔽,正给敌人造机会。目前学生的爱国运动及国民自发的救国运动都是民气蓬勃的表现,若能加以适当指导,必可成为救亡工作的伟大力量。所以我觉得无论中央或各省市当局,都应多邀救国团体的领袖时常开诚布公的谈话,甚而相对流涕,务须彼此谅解、合作,共同对外,万不可使自己的力量互相摩擦,互相抵消。”[13]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使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国民党更视为心腹之患,压迫随之加剧。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将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等文件,亲自送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希望得到当局的认可,争取合法公开。吴铁城不仅不予承认,反而恶言相加,说你们“要组织抗日政府,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沈钧儒、章乃器劝他冷静考虑,不要听信特工人员的情报,无事生非,并说:“市长既然说政府是要抗日的,那么,现政府就会转变为抗日政府,有什么推翻另组的可能和必要呢?”吴说:“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立的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的,那不是要另组政府又是什么呢?现在我宣告你们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非法,命令你们:一、立刻写好通告,解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二、把所有印刷品送到市政府来,以备销毁。否则今天便把你们拘留起来!”“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沈、章从容镇定地回答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如同它的名称所表示的,是全国各地的救国会的代表联合组成的,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印刷品已经统统发出去了,没有留存的,市长要逮捕我们吗?那应当依法由法院出拘票来拘捕。”[14]并说明自己“为良心所驱使,根据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除此以外,别无所求,更谈不上什么野心”[15]。坚决表示:“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16]他们驳斥说:“国难深重,市长不嘲笑汉奸卖国贼,而嘲笑起民族英雄,这使我们感到吃惊!市长难道怕民族英雄太多吗?民族英雄有什么罪过?”[17]双方争论了数小时,沈、章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击退了一切意图中的迫害”[18]。
6月5日,吴铁城召集全市大中学校校长开会,再次对救国运动进行攻击,说:“现在有少数野心家,组织了一个甚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里面不过是二三十人在那里包办,说得上什么全国联合呢?这个团体简直是一个反动的东西。”他要求校长们负起责来,“取消各学校内的救国会以及一切类似的反动组织”[19]。
宋庆龄闻悉后,立即写信给救国会领袖表示声援,完全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认为当局一面鼓吹“秘密准备抵抗日帝国主义”,但又一面警告、逮捕我们救国会诸同志,这是一个讽刺,并说:“我们反日的最好方法,是只有加强我民族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敢担保你们将作坚持到底的努力。我们的路是长而艰苦的,但只有伟大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如果我们能够尽力干去,这种胜利是有保证的。”她表示:“我们非常欣慰,签名于这救国会的纲领和宣言之后,我充分支持这个纲领和宣言。”[20]《救亡情报》也发表《粉碎一切迫害和侮蔑,巩固我们的救国阵线!》的文章,认为“我们的领袖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于民族的忠心,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权威的不屈,而且我们应该给他们进一步的信任,拥护他们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斗到底”。宣称:“对于一切恶意的攻击,我们不需要解释和辩论,我们只有用不可动摇的救国阵线的力量和伟大的献身民族的决心来回答。”[21]
7月中旬,蒋介石又邀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三人到南京面谈,并派戴笠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宿在豪华的中央饭店。三人事先商定应付的三项原则:第一是要用联合战线去吸收各党各派,但不能把联合战线卖给任何党派;第二是用联合战线去运用各党派的势力,但不能被任何党派来利用;第三是每一个参加联合战线的人,应将其社会、组织、政治关系来充实联合战线,而不能因自身关系削弱联合战线。同时确定,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原则立场决不妥协让步,但不同蒋正面冲突[22]。在谈话过程中,沈、章、李表示很关切对日作战准备情况,希望有所指示。蒋介石声称:“日本人是要我们不战而屈,我现在有把握可以战而不屈。”沈钧儒等说:“那太好了,可以立即反攻了,何以华北还要退让呢?”[23]蒋于是又重弹他“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说“共产党捣乱后方”,不要国家,“共产党的话不能信”,等等[24]。蒋介石要求救国会接受国民党领导,沈等说:“只要你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不领导也就领导了。我们救国会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同谁团结。”[25]章乃器还提出希望蒋“以百姓为心腹,以舆论为耳目”,不要偏听偏信CC和军统的情报。蒋介石的目的未能达到,谈话无结果而散。
9月6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了援绥抗日,发动会员向民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募捐,事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表一项通令,攻击这一爱国行动为“借救国为名,敛钱肥己”,并声称救国会为“非法组织,且系反动分子之集团,如任其随处募捐,不啻助长反动势力”,必须予以严禁[26]。对此,救国会领袖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史良联名发表声明,予以反驳说:救国会“曾否敛钱肥己,想为国人所共谅。十年来敛钱肥己者究为何种人,亦难逃国人之耳目”。还严正指出:“国难严重若此,党政诸公既不能领导人民从事救亡工作,人民自动组织,应何欣慰之不遑,讵忍诬为反动,实所不解。且其所指事实,系九月六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绥远抗敌军队募捐,倘为政府抗敌军队募捐而竟成为反动,则岂非媚敌卖国,乃得称为正动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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