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谏失败
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在政见上的分歧日益加剧,到1936年末已形成尖锐对立: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张、杨则主张立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张、杨(主要是张学良)为促使蒋介石放弃误国政策,改弦更张,一再向蒋进谏,结果却屡遭蒋的拒绝、痛斥。为做到仁至义尽,在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如不服从其“剿共”命令就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安徽后,张仍于12月7日晚去临潼华清池向蒋慷慨陈词,大意是: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由占领东北进而控制冀察,今又进窥绥远。对日本这种永无止境的侵略野心,如不加以遏制和反击,定将招致整个国土沦入敌手,到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
共产党已一再声明愿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共产党不仅主张抗日,同时还拥戴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
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不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消耗,致使亲者痛仇者快,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站在你这一边。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今天,我的态度依然如故。
张学良还说,如今抗日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仅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黄埔系青年将领中也有主张抗日不打内战的。张学良恳请蒋介石认清形势,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
张学良的肺腑之言被蒋介石斥责为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和麻痹。蒋对张说,即使“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2]!
杨虎城在张学良劝说下,8日上午也去华清池向蒋进谏。杨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措词严厉地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蒋命令杨虎城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3]。杨见蒋的态度确已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城。
张、杨见“苦谏”已彻底失败,才商定对蒋采取“兵谏”行动。张对杨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张、杨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4]
西安各校学生在12月9日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国民党当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走上团结抗日道路。这天黎明,西师、西安高中、二中、女中、女师、东北大学工学院等校学生纷纷打着旗帜,走出校门,去南院门广场集结,准备在那里召开纪念大会。东北竞存小学的二百多名学生在校长车向忱和教师带领下,途经民立中学门前时,见警察将该校团团围住,不许学生出来,于是便高呼“欢迎警察参加抗日请愿”,“阻止爱国运动的人就是汉奸”等口号。民立中学的学生在竞存小学学生的声援下,向校门猛冲。警察竟向竞存小学队伍开枪,一名小学生身负重伤。民立中学学生不畏强暴,冲出校门,与竞存小学的队伍汇合一起,直奔南院门广场。会场上的广大学生得知警察开枪打伤竞存小学学生的消息,群情更加愤激,齐声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惩办枪杀学生的凶手!”等口号。纪念大会宣读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主张“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信仰、不分性别,大家手携手、心印心地立即奋起抗敌”,呼吁国民党“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先遣现驻西北边疆的要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组织援绥联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即令前方停止剿共军事,遂即商讨联合抗日大计”[5]。
学生游行队伍先到西北“剿总”请愿,张学良派参谋长答话,群众满意。学生到陕西省政府和绥靖公署请愿时,都没得到满意答复。省政府邵力子在被迫接见学生代表时说学生应该专心读书,不应干预国事,也不应谈救国之事。愤怒的学生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内战,共同战日。邵力子急令杨虎城关闭城门,阻止学生出城。由于杨虎城派去守门的士兵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没加阻拦,学生便自己打开城门冲出城外,冲破国民党宪兵的堵截,直奔火车站,想乘火车前往临潼。由于站长、司机早已跑光,学生只好徒步进发。
蒋介石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的消息,他一面遣人前去劝阻,并派宪兵到灞桥以武力堵截;同时急令张学良派兵制止,甚至说如果学生不听,可采取武力行动。张学良深知学生如去临潼定会发生更大的流血事件,便急忙乘车前往劝阻。在十里铺,他追上了学生队伍。他说:现在天色已晚,路程尚远,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大家太辛苦了。你们不如把请愿书交给我,我替你们代交蒋委员长。学生说蒋是全国党政军的最高主宰,一定得让他亲口答应我们的要求才成。张又说:你们的爱国志愿,我不阻拦,可是你们此去必定触怒最高当局。我为爱护你们起见,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学生们则同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学生们满腔的爱国激情深深触动了张学良,他激动地对学生说:“我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你们现在回去吧!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的!”[6]张学良的肺腑之言使学生们动容落泪,张学良本人也掩面而泣。时已黄昏,学生们才返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转达学生的请愿要求,再次遭到蒋的拒绝和斥责。蒋质问张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呢!”[7]
这个事件对张学良刺激很大,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线。事变后第二天,张学良在向其部属解释发动事变的原因时,讲到西安学生的“一二九”事件,他说:“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8]于是他们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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