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与奉皖结合
10月18日及19日,冯玉祥连续召集部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行止,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等亦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前方的军事形势和倒戈政变的有关准备事项,冯玉祥正式宣布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倒曹吴的计划,得到与会将领的一致支持。随后冯玉祥令在大队后方密云的鹿钟麟旅回师京城,会同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旅控制北京;李鸣钟旅回师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路交通,稳固京城外围;在大队前方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旅回师京城接应;胡景翼部自通州进至军粮城、滦州方向,截断山海关直军的退路;孙岳在京城监视曹锟动向并作好内应准备;封锁北京至热河道路,切断两地电话通信联系,扣留吴佩孚派到冯部监军的北京宪兵司令兼前敌执法总监车庆云,以保持行动的隐秘性[1]。
10月21日,冯玉祥部根据计划开始行动。22日晚,鹿钟麟旅抵北苑,冯玉祥率刘郁芬旅抵高丽营,并在此与应约由北京城内赶来的黄郛会面,商讨政变后的政治善后方案。22日晚,鹿钟麟部已有一团进城,会同孙岳部于当晚12时占领电报局、电话局和火车站,切断了北京与外界的交通通讯联络。23日晨,鹿钟麟部主力入城,在孙岳部的接应下,依序控制了京城各要点。因为事发突然,曹锟完全没有准备,在冯玉祥部队行动的过程中,局势平和,秩序如常,未发生武装冲突。曹锟的总统府卫队及直系其他留城部队被包围后解除武装,曹锟本人被留置在总统府,不能外出,形同软禁。曹锟的四弟、兵站军需总监曹锐和曹锟的亲信、公府收支处长兼兵站军需副监李彦青被捕(曹锐于11月30日服毒自杀身亡,李彦青于12月15日被处决),财政总长王克敏被冯部搜捕,但侥幸脱逃,避入东交民巷使馆区[2]。
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于北苑会商政变诸项事宜。政变成功后,他们在当天联名发表致段祺瑞、孙中山、王士珍、岑春煊、唐绍仪、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等大老名流及各省军民长官并报馆、社团等通电谓:“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休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吾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3]冯玉祥还发表布告,强调“对于地方之秩序力予维持,而外人之生命财产,更当特别保护。倘有无知之徒,妄加揣测,生事造谣,希图煽惑,定当严密查访,重惩不贷”[4]。
冯玉祥发动政变,北京政治变天,曹锟被困总统府,外界无法得知其反应。据时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回忆:“9月23日(此处似为颜惠庆记忆错误或译者翻译错误,应为10月23日——作者注),早7时,门房惊慌地将我叫醒,报称:街上不满士兵,据悉为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他曾给警察局打电话,但是电话线已被切断,他深感事态极为严重,故前来通报。我以最快速度起床,试着与警察局、卫戍司令部及内阁同人分别联系。同时遣仆人出门打探消息。仆人从附近探询以后,回来报告,冯玉祥将军回师北京,发表和平宣言,并包围了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同意他们的政见。此时,毋庸置疑,‘基督将军’已然发动了他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政变。这一判断迅速被证实,一位内阁同僚数小时后前来拜访,并希望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5]颜惠庆还能做什么?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枪杆子决定他们这些笔杆子该做什么。
果不其然,当天上午孙岳前来拜见颜惠庆,“解释了冯将军回师北京的理由,称冯将军此举是为了国家利益,阻止不必要的流血战争,等等”。孙岳向颜惠庆“严厉要求:必须对吴佩孚大帅撤职查办”。颜惠庆“感到不妥”,认为应给吴体面的闲职。在随后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上,与会者对冯玉祥的“突然倒戈,甚为震惊”,但是“内阁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冯将军的全部要求”。因为“内阁会议尚在进行,突然闯进六七名冯军将校,催逼我们立即颁布命令,声言士兵长途跋涉三天三夜,已疲惫不堪,情绪甚坏,因而,任何的拖延不决,都将给大局带来更为不幸的灾难,枪炮已陈于公府门前,他们只能保证所控军队在下午两时以前不闹事,过此期限,他们不再认为部队还能保持京城的平静与秩序”[6]。颜惠庆还在24日专门入府,向曹锟“详陈一切,谓熟计利害,只有依允焕章之要求,下停战令与免吴子玉职”。曹锟回应称:“对奉作战,虽系子玉主张,予实成之,要办子玉,先办曹某。”继而孙岳到,向曹锟表示可以保其安全,并可通融给吴佩孚一名义下台,但命令必须发。曹锟无奈,只能对颜惠庆表示:“责任内阁,一切可负责办去,予听君等办理可也。”[7]颜惠庆遂召集内阁会议,通过各项命令,请曹锟盖印发表,内阁亦向曹锟提出辞职。
10月24日,曹锟通电全国,声明“本大总统受任之初,即以振导祥和为职志,耿耿此心,久经宣示有众。此次用兵东北,实出万不获已,而蕲望和平之志,未尝一日或逾。……兹特申令停战,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着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其有抗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同时发布总统令: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应即撤销,所有山海关一带军队,责成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特派为青海垦务督办[8]。
关于政变的政治善后,冯玉祥根据其事先的筹划,在政变后即着手进行。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出席者有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贾德耀等高级军官和政治幕僚。会议决定:一、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二、召开元老会议,解决国是问题,电邀孙中山、段祺瑞、王士珍、赵尔巽、田文烈、唐继尧等来京出席(其后又加入岑春煊、张謇等);三、组织临时内阁,摄行国政;四、大政方针,决取新临时政府制,公推临时执政,再召开国民会议,修改约法,不承认国会,不承认曹锟宪法,对曹锟向国会辞职取不理态度[9]。次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致电段祺瑞称:“惟当军事时期,戎机重要,瞬息万变,督率指挥,宜立纲纪。谨先组织国民军总办事处以统辖,祥等勉从众望,分任总、副司令,专为布置各部队伍。本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时就职,命驾来京,表率一切,俾祥等有所遵循”[10]。冯玉祥还在25日发表通电,提出其所定建国大纲:一、打破雇佣式的体制,建设极清廉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隐;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谊为根基,扫除一切抢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11]。不过,冯玉祥的上述政治主张比较抽象,并无多少可行的内容,难以发生实际的政治效用。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动摇了直系统治的根本,反直“三角同盟”自然是欢迎的。26日,张作霖率先表态,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北京政府之收拾,当令段老当之。余将取消东三省之独立,与冯玉祥共辅佐段老”[12]。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贺其“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同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表示“大憝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建设诸端亦当从此开始。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谟。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藉慰渴慕并承明教。”[13]而各方属望的政治中心人物段祺瑞则态度谨慎,“据接近段祺瑞者云,段氏此时将自重,必待各省一致推戴,然后出山”[14]。直到29日段祺瑞才电致冯玉祥等,恭维其“所见远大,洞中机宜”,表示“非有彻底改革之决心,焉得民国本来之面目”[15]。
冯玉祥本为武人,此前并无多少高层政治经验,他的倒戈相向,虽不无政治理想与热情,也有对自身和集团利益的追求,但对于政治的复杂与派系的纠葛,他欠缺实际的体验,政治的本质在于利益的平衡与交换,故当政变后冯遇到实际的问题时,做事的方法和内容都很难行得通。颜惠庆内阁提出辞职后,冯玉祥本意由颜惠庆留任总理,但提出旧阁中的直系成员不能留任,被颜“断然拒绝”。其后他属意的王正廷和张绍曾,也都担心在政治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出任总理将是吃力而不讨好,婉言谢绝。最后才由各方妥协,请与闻政变事的教育总长黄郛出面组阁。10月31日,黄郛组阁告成,黄自任代总理兼教育和交通总长,王正廷任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奉系人物王永江任内务总长,王乃斌任农商总长。但因为张作霖对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人事不满,王永江和王乃斌都未到任,内阁人事缺乏代表性,不过临时安排而已,其职权实际有限。
黄郛内阁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摄行总统职务,二是驱逐溥仪出宫。
曹锟自北京政变发生后即被软禁在总统府,不能与外界联络,只能听命在各种需要以总统名义发布的文件上盖印,扮演着傀儡总统的角色。不过,因为吴佩孚还在领兵坚持,新阁尚未成立,大局似仍处混沌之中,故曹锟没有立即请辞,仍表现出恋栈之意。而冯玉祥毕竟出身直系,曾受惠于曹锟,曹于冯有知遇之恩,故考虑到各种内外因素及人言可畏,冯玉祥起初也没有下决心剥夺曹锟的总统职位。在直系内部,冯玉祥主要是对吴佩孚不满,视曹锟为“忠厚长者,但左右均群小耳”。“总统不看报,所以有人骂他亦不知也”[16]。冯玉祥在政变前对曹锟还没有完全打倒的决心。政变发动前夜,黄郛到密云高丽营与冯玉祥密商有关事项时,冯玉祥所拟之文告通电,“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黄郛认为:“国民军倘不过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以为然,临时请另拟稿。”[17]然而这份黄郛所拟的通电文稿,也没有点出曹锟之名,可见冯玉祥还是为曹锟留有余地。23日政变发动之后,冯玉祥在个人署名发表的布告中,还称呼曹锟为“大总统”,称自己是“为国除暴,不避艰危,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儆,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起国内之贤豪,商军国之大计,和平解决,指日可待”[18]。直到形势发展渐趋明朗,新阁成立,特别是担心吴佩孚借曹锟名义继续生事,扰乱政局,冯玉祥方认为:“总统就任以来,除祸国殃民外,无可述者,今又为吴佩孚号召之资,已成将来乱源,是为人民与国家计,非将曹氏推倒不足救国也。”遂改变对曹暂不置理的态度。10月31日,黄郛内阁组成的当天,冯玉祥对王承斌言:“曹氏不去,吴终拥之以号召各省;吾作此事,明知未免逼曹太甚,论私交则有不安,然为救国救民,又不得不以公废私也。”冯玉祥授意王承斌往见曹锟,“请其宣言退职,内阁另行改组”[19]。
冯玉祥在政变后控制着北京,他对曹锟态度的变化,曹锟自不能不感知并遵从。11月2日,直军已经全线溃败,退到天津的吴佩孚难以支持,形势的发展已不容没有了武力支撑的曹锟继续赖在总统之位,曹锟才不能不向国会觍颜提出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称:“本大总统谬承国民付托之重,莅职以来,时切竞竞,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复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惟有请避贤路,以谢国人。”[20]此等辞职通电不过是例行公事文章,也根本没有经国会讨论,因为政变后的国会已经在声讨贿选的谴责声中失去其合法性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人还拿国会当回事,冯玉祥已决定“不承认国会”,曹锟向国会提出辞职,只是为自己的下野寻求个人面子的合法性解释而已。但是,辞职下台并不能恢复曹锟的自由身,曹锟下台后与其妻妾、子女、仆役等全部移住南海延庆楼,由陆军部与京师警察厅派出军警严密监视,实际仍处软禁状态中,直到1926年4月10日重获自由。也就是说,曹锟花了大笔的钱财、靠着武力的支撑才当上的总统,结果因此而失去自由的时间比他当总统的时间还要长若干时日[21]。从上台到下台,曹锟在总统任上做了一年又二十四天,他也因此成为北洋时代最短命的一任总统[22]。曹锟的上台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贿选,他的下台仍是以武力为后盾的逼迫,枪杆子的支配性始终如一,不同的是,与过往拥戴总统上台和逼迫总统下台至少还是不同阵营所为相比较,拥曹锟上台和逼曹锟下台的,都是同一阵营的成员,说明北洋时代军阀政治无序化的恶性发展,曾经的派系忠诚和首领忠诚亦不复牢固,军阀统治的派系基础已然动摇。
曹锟辞职后,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务,在各派系尚未建立相对稳固的平衡关系之前,北京政府的地位亦不稳固,可做的事有限,新政府做成的仅有的大事,是驱逐前清废帝溥仪出宫。
民国成立后,根据清帝退位时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以废帝溥仪为代表的前清王室仍然留住北京紫禁城前清皇宫,继续保留宣统皇帝的尊号和小朝廷的威仪,各路遗老遗少络绎不绝来此对废帝顶礼膜拜,甚而演出过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的闹剧。冯玉祥入都发动政变后,为了凸显政变的“正义”与“合道”,决定立即驱逐溥仪出宫,以免段祺瑞“来后重生枝节”[23]。
11月4日,摄政内阁通过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一、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宫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24]。5日上午,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会同社会名流李石曾等,带同军警前往紫禁城,召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传达《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废除尊号,即日出宫。溥仪没有能力拒绝这些条件,只有全盘接受,于下午3时许在鹿钟麟等陪同下出宫,移居后海前清醇亲王载沣府邸。6日,摄政内阁决定设立由各界知名人士及学者名流和清室代表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石曾为委员长,负责清理接收清宫文物、档案、财产,以便以后“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重久远”[25]。
驱逐溥仪出宫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多数社会舆论表示支持,但也有清室遗老表示不满,并通过溥仪的洋人教师庄士敦向外国驻京公使团说项,意图缓和。驻京外交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与英、日公使遂于5日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总长王正廷答称,政府将保护溥仪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津来人说,段祺瑞听到此事,气得将身边痰盂一脚踢翻,大骂摄阁不解事,将公开反对”[26]。其后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责以“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往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条件不无剌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冯玉祥复电辩称:“清室为帝制封建余孽,复辟之祸,贻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存私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孽根,于清室为无益,于民国为不详。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去共和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尊荣者外,莫不欢欣鼓舞。”张作霖亦声言将会同提出此事,询冯真意所在,再定处置方针。11月8日,摄政内阁通电全国,说明原委,解释误会,电称:“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沿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列为笑柄。……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除,共和基础,固如磐石。”[27]
驱逐溥仪出宫事虽然得以顺利进行,然而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质疑态度,却说明冯玉祥在反直阵营内部并无特别的权威,摄政内阁的地位并不稳固。11月14日,黄郛循例宴请驻京外交团,意图得其祝贺和承认,但除苏联之外的各国使节均未出席,致宴会不得不临时取消,也说明列强对北京政治的走向仍在观望之中。北京政变发生前,反直各派在推倒直系统治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变成功后,如何处理政治善后事宜,则各派各有其利益,各有其主张,对于这样复杂的政治局面,实际是本为武夫出身、军事实力尤其是政治实力有限、也欠缺政治经验与手腕的冯玉祥难以把握和控制的。
直系在北方的军事失败之后,张作霖一跃而为北洋军系中实力最强者,奉军收编直系部队,实力大增,而且违反与冯玉祥达成的不入关前诺,大举入关,控制了天津及北京周边地盘和交通线,实力超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并有向北京发展的强烈动力,因而对冯玉祥构成相当大的压力。只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张作霖暂时还无意直接走上前台,而是力推段祺瑞出山,执掌北京大权。作为反直“三角同盟”的主角之一,段祺瑞在直皖战后即长居津门,间或操弄政治,因为其军事实力有限(卢永祥刚刚在江浙战争中失败,使得段祺瑞更无可依凭的军事实力),段祺瑞主要是以其北洋资深经历和广泛人脉关系发挥作用,从黄郛和贾德耀在冯玉祥政变过程中的参与度,亦可知资历和人脉对政治运作的重要性。北京政变发生后,段祺瑞表面淡定,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欲望,而且故作姿态,向冯玉祥表示,“鄙人野居四五年,识见尤为不广,恐无补于时艰,希努力策划,以竟全功”[28]。但在实际上,皖系下野军人政客纷纷发出通电,推举段祺瑞“德望崇降,举国成钦”;“再造民国,万流宗仰”;“务望一致电催出山,速解纠纷,共谋善后”[29]。实则为段祺瑞复出造势。张作霖需要利用段祺瑞作为政治缓冲和过渡,冯玉祥需要借重段祺瑞在北洋军系的资望,即便是南方各省的直系部将,如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出于因应变局、暂求自保的目的,也推崇段“勋望德业,久为中外所推崇,亟应恳请出山,以维大局,而定人心”,希望“段吴合作”,维持大局,而对北京摄政内阁则取不承认态度[30]。一时间,段祺瑞似乎成了不能不出山以解决时局的各方属望的中心人物。如时论所言:“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惟一人物,政变主动诸人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今日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31]其因如上海日文《日日新报》所分析:“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拥兵数万,仅限近畿地方而无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以号令天下,俾早日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于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其所惧者为吴纠合长江之势力,出于拥段之态度,而贻留他日之祸根。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攻。而段则乘张冯之拥戴,而握天下之实权,表面均标榜和平妥协,而实则角智以竞取权势。”[32]
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政治主张似奉鲁近合肥,冯胡孙近中山”[33]。孙中山虽为反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在北京政变成功后却被边缘化,只是受到表面的尊崇,实则并不能与闻北京核心政治。故孙中山在应邀由广州北上途中,在日本神户欢迎会上演说时曾表示:“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34]在此情况下,段祺瑞似乎自然成为解决北京政局的中心人物,对此他一方面表示:“至余个人,纵令反直派全获胜利,余亦无违反平生素志,即入京指挥一切之意,世人往往传说,曹锟一倒,余必入京,是诚出于本人意外。”另一方面又表示:“惟是余亦国民之一分子,如中国舆情非要余出庐不可,余亦不辞为最后的牺牲,而与南北同志努力共图时局之安定,盖此实国民之义务。惟在今日遽行发表,似嫌尚早耳。”[35]显然,段祺瑞已经做好出山的准备,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博弈则决定着段祺瑞的政治命运,不过至少在北京政变成功之初,段氏还是为张、冯两方共同接受的人物,然就段祺瑞而言,则又亲奉而远冯。据时人观察,“合肥对冯颇不满意,一时暂不入京,独守九门,对于冯代表曾发一问题,焕章此举是革命抑政变?冯代表不能答”;“合肥刻下态度外似旁观,实则积极进行”[36]。“奉恃胜而骄,嫉冯派据京发令,隐蓄入京排冯意。冯在津虚与委蛇,内已暗有戒备”[37]。张、段、冯三方在政变刚刚成功之时即已暴露出政治的裂痕。
11月10日,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在天津段宅会议,讨论善后安排。段与张主张趋近,而冯玉祥原本在政治上并无坚持一贯的主张,摇摆不定,面对段、张联手,自己势孤力单,不得不放弃原先迎孙北上、孙段合作、召开和平会议等主张,改拥段祺瑞出山。1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与张作霖、卢永祥联名发表通电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合肥虽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38]其后,张、冯、卢等又多次表示,请段入京,主持一切。经此一番周折,段祺瑞算是为自己挣足了面子,不再故作姿态,而是于21日通电全国,表示“革命既已,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祺瑞自顾疏庸,讵胜大任。乃电函交责,环督益坚。不得已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都,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组织临时政府,斯维秩序”。至于其后之措置,则“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期以三个月内齐集”;“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39]。
11月23日,摄政内阁辞职。24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不设国务总理,由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召开国务会议议决即行。段祺瑞在就职通令中表示,将“刷新政治,整饬纪纲,所望官吏士民,协力同心,共臻治理”;“所有从前行政、司法各法令,除与临时政府制抵触,或有明令废止者外,均仍其旧”;“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均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张作霖亦于当日入京,同时有大量奉军随同入京,使冯玉祥备受压力,他“要抵挡撤回的直军,周旋进关的奉军,和打隙的皖系。……三军各有弱点,而二三两军为其累多而助少,二军的纪律与欲望尤可议。对方乘其弱点,弄得国民军本身秩序渐乱”。因此,冯玉祥“从天津回京,闷不作声,他有拿不起放不下之苦”[40]。24日,冯玉祥发表通电,表示“平和可望,改革可期”,“宣告解除兵柄,决心下野”,以此暂时回避现实的矛盾,并对外表示发动政变并不为个人谋利[41]。至此,经过政变后的一番纵横捭阖,各方政治力量形成新的组合,奉系和皖系携手主导北京政治,张作霖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段祺瑞走上前台,孙中山被供为元老,冯玉祥退居幕后,也就是在这样的暂时平静之中,酝酿着新的矛盾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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