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没有参与西安事变的策划与发动,但事变发生后旗帜鲜明地拥护张、杨的行动,给张、杨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在西安和南京间从事调解,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在事变后的最初几天时间里,中共中央有的决策人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产生了摇摆和动摇。刘少奇后来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1]
中共中央处于事变当天致电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提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运动”;党面临的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对蒋介石,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但是,按照当时形势,把蒋与南京政府分开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经过十年来的内战和国民党各个派别的争斗,蒋已牢牢控制了南京政府,把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南京国民政府又居于正统地位,得到国际上承认。此时要求罢免和公审蒋介石,无疑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对几个月前中共中央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动摇。
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负责对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中央军委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共对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与会者对此均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会上有人主张“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提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好处”[2]。多数人对此未提异议,但也有不同意见。关于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一个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则分歧明显,讨论颇多。毛泽东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全国政府而实际上是政府的机构,可称之为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名称可叫抗日救国会,实际上可发挥领导作用。他认为,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国焘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口号。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作了重要讲话,表示:“不要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形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提出中共此时应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3]。他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4]。会议进行总结时,部分吸收了与会者的正确意见,强调要尽量争取更多的人,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高,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方针;但对张闻天等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没有采纳,“审蒋”、“除蒋”的基调没有变。如对蒋处置问题,提出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在政权问题上,提出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中央军委12月14日在《对西安事变后斗争形势估计》中也采取了类似态度,提出“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对蒋策略之所以发生动摇和反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共中央有的决策人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张、杨在西安义旗一举,全国各地将会群起响应,阎锡山、刘湘和李宗仁可能加入抗日阵线。这样,晋阎与川刘将作为西安的两翼,对南京控制的东南几省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南京内部将会出现分化,蒋的部下会转到西安方面,南京的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派系会赞助西安事变。二是感情方面因素作用。国共两党对立十年,蒋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九一八”后又推行不抵抗政策,招致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当蒋在西安被扣消息传到陕甘苏区时,党内外群众喜出望外,纷纷要求对蒋严惩,这种情绪不能不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发生影响。
中共对蒋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毕竟是短暂的。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西安事变,毛泽东在发言和总结中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他再次肯定西安事变实际上是抗日起义。他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他们极力制造中国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他们反对内战,拥护抗日;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共要努力争取中间派。他认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胜利的前途,结束内战,实现抗战;二是失败的前途,使内战延长与扩大。中共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争取胜利的前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毛泽东提出,中共对事变双方实行调停方针,调停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文章调停,二是用武装调停,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以武力制止南京的讨伐。他说: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
张闻天的发言对事变的前途、党对事变的立场、进行和平调解方针等作了全面明确的阐述。他也认为事变的前途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指出:“全国舆论是不希望内战的扩大,然日、德是企图尽量这两方面的扩大,这是两个阵营。”他强调党的方针应是争取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他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他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提出中共应采取的方针是:“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他亦应采取我们〈的〉许多办法,尽量争取同情者,不要太红,尽量争取时间性”[5]。
12月19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两个文件:一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于当天向全国公开发表,内容是站在第三者立场,向事变双方提出四项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立即召集有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会前各方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先生的处置问题;会议地点暂定南京。上述建议显然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至于讨论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既然主张以“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为前提,当然包括有条件地释蒋在内;二是《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是发给各级党组织的内部文件。“指示”提出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6]
中共中央在短短六天时间里就实现了由“审蒋”“除蒋”到“保蒋安全”的转变,使党的策略走上正轨,这与下述情况有关:
第一,西安事变爆发后,没有出现张、杨义旗一举,全国群起响应的局面;相反,“拥蒋潮流”波及全国。对蒋如何处置,保蒋安全,是当时绝大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赢得群众,从而有利于结束内战,实现抗战;反之,则要脱离群众,使内战扩大与延长,这样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周恩来的西安之行,听取刘鼎的汇报和与张、杨会谈,了解到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只是为了逼蒋抗日,绝无伤害蒋之意,只要蒋答应抗日,张仍拥护他做领袖;蒋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但仍能支配南京的行止。12月17日上午他派蒋鼎文持手令飞返南京,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南京以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先派端纳来陕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谈判;南京的讨伐军已有五个师涌入潼关,威逼西安。周恩来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他12月17日到达西安的当天夜间就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就蒋的处置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7]
第三,被人们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在蒋被扣后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成了主战派的首领。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矛盾,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以治病为名前往欧洲。蒋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汪与其在国内同伙来往电报甚频,12月22日他在意大利热那亚发表通电,称西安事变“隳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也”[8]。他随即登船返国。中共中央认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9]。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10]中共中央由要求“审蒋”,改为“争取中派”(当时把蒋视为中派),原因之一是担心“右派”(指何、汪)与日本勾结夺取南京政府,造成大内乱。
第四,苏联反对西安事变(详下)。共产国际和苏联采取相同立场,12月16日由季米特洛夫签署、以共产国际处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复电说:
现回答你们的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立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加入政府,用这样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3)停止消灭中国红军的政策,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谋求解放的国家实行联合。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11]。
考虑到苏联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也有必要协调自己的对蒋策略。这也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迅速改变对蒋策略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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