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
自民国成立后,兴办实业的风气盛行一时。1916年以前,北京政府曾制定了一些奖励与保护发展实业的法规、章程、条例等,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了一些有益的作用,加上其他一些内外因素,中国近代工业自民国成立后,始终保持着上升的趋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中国工业的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机会。西方列强忙于战场上的厮杀,对华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均大大减少。由于进口量的剧减,国内市场陡然扩大,市场商品价格的上扬,又使工业利润大增,刺激各界竞相投资。这样,长期困扰中国工业发展的市场狭小和资金短缺问题有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在这种有利环境下,国内资本投资踊跃,近代工业得到空前发展[1]。这个过程自1914年开始,前期较为缓慢,1917年后开始加速。虽然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告结束,但列强在战后初期尚需喘息休整,再度东来需要时间,同时中国战时新增资本开始投产,工业企业自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因停战得以源源入口,新增生产力多在1918年以后方始发挥作用[2],整个工业发展继续成惯性运动,速度较前更快。1918年—1921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高峰时期。
据估计,1913年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共有698家,资本总额33,082万元,工人总数27万人。到1920年,近代工业企业达到1759家,资本总额50,062万元,工人总数56万人。即整个近代工业规模大体增长了一倍左右[3]。另据估计,中国近代工业1914年—1920年间的总平均增长年率为13.8%,其中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发展,轻工业发展速度更快,有的部门(如面粉、卷烟等)年增长率超过了20%[4]。应该说,无论是用中国自有近代工业以来的发展速度,还是同期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作比较,这样的发展都是相当快的。
中国近代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也是大战前后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之一。战前,纺纱本为赔本生意。大战期间,由于进口锐减,平均下降了一半左右,造成纱、布市价大涨,纱价上涨一倍,为所有棉纺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生产一包十六支纱,最高可获利润50两),几乎达到了无厂不盈的地步。突出的例证之一是,原已无法维持的宁波和丰纱厂,1919年竟然以90万元的资本获净利125万元,利润率高达139%[5]。如此厚利,使投资者趋之若鹜,纱厂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0年至1922年,华资新开纱厂三十九家,超过战前二十余年中外资本开设纱厂的总和(三十一家)。纱锭数每年以20万枚的速度增长,1922年达到151万锭,为1913年的三倍,同期布机数也由2016架增加到6767架[6]。1925年的棉纱产量比1915年增长了两倍以上。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导致进口棉纱数量持续下降,1925年大约只有战前的四分之一左右。长期高居中国进口货品价值前列的棉纱,1924年已退居到只占进口总值的3%左右,国内棉纺织工业用纱实现了大部自给,1921年棉纺织业消费的进口纱只占总消费量的20%左右,也即自给率达到了80%左右[7]。与此同时,1915年以前几近于无的棉纱输出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924年达到了14.7万担,价值751万关两[8]。据统计,1920年全国有纺织厂475家,资本总额8275万元,工人36万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工业第一大部门[9]。
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二个重要部门是面粉工业。面粉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向为入超,1914年进口220万担,价值914万关两[10]。欧战爆发后,进口来路断绝,1915年的进口量尚不及上年的十分之一,面粉又为西方各国主食,需求甚大,战时及战后一段时间内供不应求,需要多方寻求进口来源,由此刺激中国面粉工业的飞速发展。1912年以前,国内面粉工厂不过三十七家,而1920年一年之内就成立了二十家。1921年,全国面粉工厂总数达到了一百二十三家[11]。尤以东北、江苏、湖北、山东设厂最多,哈尔滨、上海、青岛、汉口、天津、无锡等地的面粉工业较为发达,大厂的日产量已超过一万袋。从1918年起,中国面粉贸易连续四年大量出超,年输出均在200万担以上,最多的1920年,出口396万担,价值1825万关两[12]。
轻工业部门之一的火柴业有了较大发展。1914年以后,火柴进口不断下降,1923年的进口数量只有战前1913年的8%左右。尤其是以往进口量最大的日本火柴,受到“五四”以后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1923年的进口数量还不到1919年的3%。火柴工业市场扩大,利润增加,发展很快。1920年即开办火柴厂二十三家,资本184万元。中华、鸿生、熒昌等厂出品的国产火柴已开始在市场上居于优势地位[13]。
除了上述工业部门之外,缫丝、卷烟、榨油、针织、食品等轻工业部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都有了长足发展。同时,一直是中国工业薄弱环节的重工业,在大战前后也有了一定发展。
钢铁工业,除了原有的汉冶萍公司之外,此一时期建立的铁厂中最重要的有两座,1917年建立的上海和兴铁厂和1918年建立的武汉扬子机器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前者有12吨和35吨高炉各一座,40吨平炉二座,年产钢3万吨;后者有100吨高炉一座,年产生铁3.6万吨。本在生铁生产中微不足道的机械炼铁,猛增到占生铁产量的58%。1919年全国生铁产量为41万吨,1921年的钢产量达到7.68万吨,成为1935年以前中国钢产量的最高峰[14]。受欧战影响,本来极为薄弱的中国钢铁工业,1918年的出口值居然达到了1673万关两,位居当年出口货品前十名之列[15]。
采矿工业,煤炭工业向为中国采矿业的支柱部门,发展较快。1918年的产量比民国初年已翻了一番,1924年产量达到2578万吨,比1918年又增长了40%,其中机械开采已占到总产量的72%[16]。同期煤炭出口也在稳步增长,1924年为320万吨,价值超过2000万关两,已成为大宗出口物资之一[17]。铁矿石产量1924年达到177万吨,机械开采占70%左右,均比民初翻了一番[18]。由于战争使需求增加,有色金属开采中,云南的锡,湖南的锑、铅、锌,江西的钨产量均有较大增长。因为这些产品大多供出口,所以受国外市场影响较大,战后产量普遍回落,此后一直起伏不定。
水泥工业,作为重要原材料工业部门之一,水泥工业本有一定基础,大战前后更有较大发展。1924年七大主要华资水泥工厂的资本总额为1440万元,年产能力为316万桶,其中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一家资本就有880万元,年产能力137万桶[19]。
机器工业,中国资本机器工业可谓所有近代工业部门中最薄弱的环节。大战前后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带动了以修理为主的机器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与纺织业相关的机器制造与修理业务发展更快。上海民族资本开办的机器工厂,1913年为91家,1924年达到了284家,增长了两倍以上,其中一半左右已使用电力[20]。动力、纺织、缫丝机器制造都有较大增长,以前根本没有的工作母机制造工厂开始出现,国产车床还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由官僚资本开办的江南造船所的业务在此一时期有了相当进步,技术亦有所突破。1912年—1926年共造船369艘,计14.4万吨。1914年—1925年经营均有盈余,1921年的盈余更高达216.7万元[21]。在所造船舶中,千吨以上船已占到总吨位的一半以上。1918年该所接受美国政府订货,建造4艘14,750吨的大轮船,下水后引起中外关注。尽管这几艘船的主要技术与装备均来自美国,但它们的下水毕竟是中国造船史以至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值得记载的大事。可以说,无论在造船总吨位及单艘船重上,江南造船所都不亚于当时在上海居于垄断地位的英商耶松船厂。
相对于其他工业在大战前后的快速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相对较慢,因为铁路建造与轮船航运均需要较大投资,而此时外国在华投资受大战影响有所减少,同时运输量的增长尚未达到大规模刺激投资的程度,因此这两业虽有发展,但在发展速度上略显逊色。1912年—1926年铁路共通车3723公里,年平均通车里程不到250公里,其中重要者有,粤汉路武昌至株洲段(1917年—1920年完成)、广州至韶关段(1914年完成),陇海路新浦至开封段、洛阳至灵宝段(1915—1926年完成),平绥路阳高至包头段(1914年—1923年完成),上述路段共1765公里,占此一时期总通车里程的近一半[22]。东北地方铁路建设在此一时期有了较大进展,建成了一千余公里,减轻了东北交通对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的依赖。虽然铁路建设的总体进展不够快,但它仍然是北京政府财政的摇钱树和交通系官僚资本赖以存在的基础。据统计,1921年的铁路盈余高达四千余万元,而当时北京政府的年收入不过四亿多元[23]。轮船航运业,中国资本拥有的轮船吨位虽然翻了一番还多,从1913年的八万余吨增加到1921年的十八万余吨[24],但在总航运量中所占比例变动不大,自1916年—1924年,各通商口岸进出船只总吨位中,中国船只始终占不足四分之一的比例。
大战前后中国工业的发展,不仅在量上有了重要进步,在质上也有了一定变化。除了前述重工业及生产技术的某些发展外,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型工商业企业集团的出现。资本50万元以上的公司,1920年比1912年增长2.5倍[25]。这些企业集团的出现,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商界为应付战后经济危机而产生的保护性反应。荣家企业集团的发展就是其中的代表。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以面粉业起家,起初发展并不顺利,年年亏损。世界大战爆发后,逢此经年不遇之机,荣氏兄弟以超过常人的眼力、气魄与才干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他们采用欠款购机、分期付款、控制原料、提高代销佣金等手段发展面粉生产与销售,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1912年—1921年,荣氏企业的福新面粉一至八厂陆续开工,茂新粉厂也从两个厂增加到四个厂,面粉日产能力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几乎操纵了全国粉麦市场。1915年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创办申新纱厂,资本30万元,当年即有赢利。从此,申新纺织系统犹如滚雪球般发展,十年间成立了六个厂。到1922年,荣家企业集团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已拥有十二家面粉厂和四家纱厂(另有两家纱厂在建),自有资本1043万元,固定资产总值达到1959万元,为初创时的392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7%,远远超过同期其他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也为实力雄厚的外资及官僚资本企业所不及。而且荣氏企业的这种发展,是在内无特权,外有压迫的情况下取得的,由此也可见当时民族资本企业的活力与效益。1925年荣家企业集团拥有粉磨319台,年产能力2586万包,纱锭18.46万枚,年产纱9.7万件,布机1615台,年产97.64万匹,成为名副其实的面粉与棉纱大王和首屈一指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26]。除此之外,老的如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新的如郭乐兄弟的永安企业集团等大企业集团,在大战前后也都有了相当发展。大生纱厂一厂在1917年—1924年间新增纱锭5万枚,比自建厂到1917年的总和4万枚还多出1万枚。永安纺织公司的初创资本达到了600万元。这些大企业集团的出现,它们在管理与技术上的创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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