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经济关系发展的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经济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东西方列强都卷入了大战的旋涡,无暇顾及对华经济扩张,从而使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在大战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很久,资本的本性之一就是其扩张性,战后不久,曾经因为大战而放缓的东西方列强的对华经济扩张又纷纷卷土重来,并且其广度与深度较之战前更有增加。
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卷土重来首先表现在商品贸易上。1928年以前,中国外贸入超最少的年份为1919年,当年外贸总值12.8亿关两,入超1619万关两,占外贸总值的1%略多。1920年外贸总值为13亿关两,其中出口54,163万两,进口76,225万两,入超猛然达到22,062万关两,较之上年猛增12.6倍;1921年外贸总值为15亿关两,其中出口60,125万关两,进口90,612万关两,入超则达到创纪录的30,487万关两。从1920年到1926年,中国外贸入超总计16.64亿关两,占北京政府时期外贸入超总数的70%,列强商品倾销势头之猛烈于此可见一斑[1]。海关税务司在其年度报告中认为,1921年“中国贸易大都不佳,实为商业史上最劣年度之一。上年所记之贸易颓败景象,本年开始,宛在目前。市场存货过巨,已为进口货流入之梗,而内地各大区域又复不宁,益以雨水时节,洪流暴发,出口货又复受制,于是购买力因而减少,观于存货日难脱售,即可了然。进口商人负累甚重,于战后最盛时所定之巨量货物,几于求其脱售,而能不受重大之损失,殊不可得”[2]。如此数量的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对本已苦于市场狭小、资金不足的中国工业无疑是重大打击,1921年以后中国工业发展的趋缓、停滞与危机与此有很大关系。外国商品对华输出依靠种种优越条件,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最典型的事例当推煤油输入。美国石油巨商美孚石油公司为了向中国推销煤油,在中国大城市设立了五个分公司,中等城市设立了二十个支公司,县城设立了五百个经销店,代销店则遍布城乡。通过这种全国范围的推销网,美孚公司得意地夸耀,“虽穷乡僻野向不知煤油为何物者,今亦无不需用吾人之产品矣”[3]。1922年,中国进口煤油的数量急剧增长到价值6344万关两,位居进口物品的前三位。在外国商人的强力推销下,煤油成为国人不可或缺的用品,美孚也因而成为煤油的代名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对华经济扩张较之过去出现了两个新特点。首先,由于大战的影响,德国战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这两国基本退出了在华经济角逐。旧有经济强国英国与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对华经济扩张的速度有所放缓。而后起经济强国美国与日本则咄咄逼人,成为对华经济扩张的主角。尤其是日本,挟其天时地利之便,开始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对华经济扩张的领头羊。20年代初,日本对华商品输出与自华商品输入总值均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近30%,跃居各国首位,英国则退居第三[4]。从1912年到1928年,日本对华借款总数达到53,558万元,占外国对华借款总数的40%,超过英、法、美三国的总和[5]。日本在华经济势力的急速膨胀,不仅对列强在华势力格局与中外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国内政局与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如皖系在北京政治中所据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与日本的经济支持有不解之缘。
战后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本投资的迅速膨胀。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列强对外经济扩张的一般规律,资本输出更有利于就近利用被输入国的廉价原料与劳力,赚取高额利润,在中国更可以利用其特殊身份,避开此起彼伏的抵制外货运动的打击。如日本对华火柴输出,1920年代中叶由于中国抵货运动的打击,下降到不足最高年份的3%,但同期在华日资火柴厂的产量已接近其对华最高出口量。外资企业在华享受一系列特权与优惠,拥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所不具有的种种有利生产条件。如同样是20支纱,日本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为42日元,在华设厂则只需22日元,便宜近一半左右。因此,外资企业的利润率普遍较高。据统计,1914年—1922年外资在华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27%左右,高的如怡和纱厂可以达到65%[6]。在重利吸引之下,外资在华企业的发展相当迅速,1920年在华外资企业共有7375家,比1913年增长了近一倍,其中包括许多外国知名大公司。这些外资企业的总资本达到了166,746万元,占中国产业资本总额的70%,相当于华资产业资本的2.38倍[7]。英美烟草公司可作为在华外资企业发展的典型例证。1902年它刚成立时,资本不过21万元,职工170人,而到了1919年,其资本达到了12,479万元,十七年间增长了593倍,相当于每年增长三十五倍,其产品实际利润率超过50%,成为其资本能够如此大规模扩张的重要原因。它生产的香烟年销售三十余万箱,占全国总销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几乎垄断了中国卷烟市场[8]。它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从烟叶的生产与收购、到卷烟的生产与销售,形成了庞大的全国性网络,一般华资企业很难与之竞争。1921年8月,北京政府更明文下令,外资企业只要交纳2.5%的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难怪身受重重税捐负担的中国工商企业家们为此而怨声载道。
在华外资企业中,以日资企业发展最快。1914年—1921年,日资在华设厂共222家,遍及各个工业领域[9]。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日资企业拥有的纱锭数量的增长比中国企业快一倍,日资日华纺织公司在上海有八个厂,内外棉纺织公司在上海有九个厂,青岛有四个厂,大连有三个厂。1925年日资纱厂已有纱锭127万枚(占全国总数的38%),布机7205台(占全国总数的35%)[10]。不仅如此,日资企业资本雄厚,效率高,成本低,出品优良。当时日资工厂每锭平均日产十六支纱1.25磅,缴费20两,同期华资工厂每锭平均日产十六支纱0.75磅,缴费30两[11],两相比较,优劣自明,因此,在华日资棉纺织业的发展对华资棉纺织业的前途构成了相当的竞争压力,以至当时人惊呼:“我之廉价工人,彼亦得而使用;我之丰富资源,彼亦得而购买;就地制成,旧地卖出,运费既省,关税无多,资本较吾雄厚,技术较吾高深,……言念前途,不寒而栗。”[12]在重工业行业,日本势力更大,尤其是重工业的核心部门煤铁业,从东北的抚顺、鞍山,到华中的汉冶萍,无一不在日本资本的控制下[13]。1919年,日资与中日合资煤矿的资本总数已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14]。
由于外国资本的不断对华扩张,1920年,外资企业的产值已占中国近代工矿交通业总产值的55%,中国许多重要经济部门被控制在外资手中。以中国近代工业中最为发达的棉纺织工业为例,1925年,全国纱锭数的44%和布机数的46%为外资企业所有[15]。重工业因为需要投资较大,因而外资所占比例更大。以1922年为例,中国机械采煤的78%、发电装机容量的71%、机械开采铁矿和生铁生产的100%,由外资控制[16]。这些外资又多集中在一些大型企业,如中国年产100万吨的煤矿没有一家是华商独资;日资开办的鞍山制铁所,建有当时中国最大的400吨和500吨高炉各一座,经过不断扩建,到1936年年产钢能力已达到45万吨,成为中国以至亚洲的大型钢铁企业之一。上述种种,使得本已极为薄弱的华商重工业企业在外资的挤压下,仰给于人,发展更为艰难。现代交通的支柱铁路业,至20年代中期全国通车里程不过1.3万余公里,其中完全自主经营的只有区区8%[17]。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华商与外资之间的竞争是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外资企业不仅拥有许多经济方面的特权,而且更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排挤、打击中国民族工业,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更形艰难[18]。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由于其现代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不能完全由内资满足,外资的进入有其必然性。事实上,民国政府也曾提倡并鼓励外资进入中国,“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计”。张謇在论及外资对矿业的影响时有言,“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既藉以发展地质之蕴藏,又可以瞻贫民之生活,其由钢铁而生之机械铁工厂,亦可听欧美人建设,于工业可省远运之资,于工学尤得实习之地,计所获益,良非浅鲜”[19]。外资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工业发展资金不足尤其是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工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式,提供当时国产工业还不能生产的货品,对于中国现代经济的成长自有其意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在当时中国还不能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与自主发展的情况下,外资的进入托庇于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享受到一系列超国民特权与优惠待遇,一些外资企业还可以利用特殊的政治关系,得到中外双方政府的保护,从而使外资企业在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中具有内资企业所不具有的种种有利条件,双方的竞争关系并非完全平等,所谓“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只是理想,而非实际。因此,华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外资亦为不争之事实。
就外国在华投资的收益而言,1914年—1927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为78,250万元(约合40,760万美元),政府借款为40,440万元(21,060万美元),总计为118,690万元(61,820万美元);从中国获取企业利润为178,410万元(92,920万美元),债务本息为95,210万元(49,590万美元),总计为273,620万元(142,510万美元)。两相比较,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约为228%,政府借款的收益率约为235%,平均约为230%[20]。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外国资本之所以竞相涌入中国,由上述统计可知,其本质仍在于获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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