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的反应
蒋介石突然被张、杨扣留,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世界各国迅速对事变作出反应。
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它无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说张学良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社论把旨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要求苏方对中共和张、杨施加影响,早日释放蒋介石。12月16日,苏联外交当局致电苏驻华临时代办,要求他立即去见孔祥熙或张群并向其声明:
一、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
二、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决地声明,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三、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四、中国居然有个别人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为此感到惊讶与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诽谤谣言的传播[1]。
苏联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态度,同30年代中期起它在外交上实行联蒋遏日方针有关。当时侵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希特勒法西斯已在德国上台,扩军备战,企图吞并苏联。1936年11月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反共同盟后,苏联随时有被夹击的危险。苏联为减轻东线的威胁,实行联蒋遏日方针,希望蒋介石统帅中国军民抗日,以牵制日本的侵略势力。因而它反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反蒋事件。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英美等国驻华使节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本国政府,之后又奉命向南京转达本国政府对蒋人身安全的关注。事变期间,英、美、法、意等国驻华使节经常保持联系,商议如何施加影响,促使蒋介石安全获释。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一项建议:由西方国家以保证张学良等安全离开中国为条件,释放蒋介石。经与美、法、意、日等国协商联系,12月24日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代表两国政府向南京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正式提出上述建议。但第二天蒋即在西安获释,英美的建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未起什么作用。
日本是中国当时面对的主要敌人,它已侵吞东北,正在染指华北,企图灭亡全中国。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2月13日晚日本外务省在有田外相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由于事变突如其来,一时还弄不清它的原委和性质;也由于日本的入侵已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日本对事变的态度定为西方国家注目,若贸然采取行动,将会“对于中国民众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日本外务省决定暂取静观方针,避免积极行动,对中国“不给任何刺激”[2]。此方针得到了陆军省、海军省的谅解和广田首相的同意,并获得日本内阁批准。
侵华最激进的日本陆军省,12月14日制定《西安事变后对华时局对策案》,确定“帝国仍坚持既定的对华方策,期其实现”,同时又要谨慎从事,“以赢得中国民心”;南京政府“如不改变以往的政策,进而激化容共抗日风潮,帝国侨民的安全和在华权益受到侵害”,则“帝国不再犹豫,行使自卫权”。陆军省的方案还具体规定“帝国进一步明确防共态度”;“严格监视华北各政权”,“寻机使防共协定范围扩及华北五省”;加紧策动内蒙自治,“把绥远政权导向反共,以封锁苏联来自北方的策动”,事态如按张、杨通电发展,“恐对日空气恶化,在华帝国侨民及权益受到侵害”,“要不失时机,做可采取自卫手段的准备”[3]。
日本在实行静观方针的同时,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奉命加强警戒,17日增派海军陆战军前往上海、汉口。日本国内的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日本驻中国各地的外交机构和特务机关,几乎每日每时都向国内报告西安事变的进程和中国各界的反应。当东京获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停战三天手令飞返南京的消息后,日本外相有田19日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南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威胁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4]接着,日本首相广田也发出同样威胁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5]。
当宋子文、宋美龄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的迹象出现时,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匆忙从国内赶回中国,12月22日、23日接连两次会见孔祥熙,转达日本政府的态度,企图阻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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