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业发展的起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工业较为迅速的发展,使全国工商界欣喜至极。正当大小实业家们准备进一步扩大投资,兴办更多实业之际,突如其来的经济萧条又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再度陷于艰困之境。诚如时人所论:“欧战既终,险象即生,九、十两年(即民国九、十年——作者注)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纱厂结账大都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旋涡者,乃时有所闻,吾国工业因参战所得之利能永久存在不为昙花一现者,窃恐甚少也。”[1]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列强对华经济扩张、市场狭小与资金短缺,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还维持着全国统一的局面,在拟定法规、劝奖实业方面,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及至后袁时期,表面的统一也不复存在,各路军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霸一方,争权夺利,根本无心再去顾及工商业的发展,更不必说什么扶持了。北京政府主管经济的主要部门——农商部,随着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部长犹如走马灯般更换。从1916年6月到1927年6月,在11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八任总长(包括兼代与暂署),平均任职时间不过七个月有余,其中时间最长者田文烈干了两年三个月,时间最短者章宗祥只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二十四天。在这种情况下,何谈对经济的长远规划。“况农商当局,每每牵入政争漩涡,去留靡定,等职官于传舍,虽有贤者,亦往往以多种不幸关系,卒之无所建白以去”[2]。因此,这一时期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对工商业的管理,除了“少许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3]。当时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中央政府,老气衰颓,能力薄弱,日浮沉于政治风潮之中,求其澄心静思,为商人谋一生路,益为必不可能之数。”[4]1924年9月1日至15日,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实业代表会议,与会代表有来自各省区商会、农会、渔会、矿业联合会以及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大商埠的实业界代表八十人,外交、内政、财政、交通、农商及税务处派出二十一人,以国务总理颜惠庆为议长,李士伟、穆藕初为副议长。此次会议为1913年全国工商会议后第一次召开有关实业发展的会议,会议提出议案一百七十余件,议决者一百五十八件。此次会后,本应在10月召开由各省区实业厅长参加的实业行政会议,但“因近时时局不靖,交通或多困难”,而暂缓举行。此次会议通过各案,本应提交行政会议,“分别咨询审核,再为施行”。结果亦束之高阁。难怪颜惠庆在闭幕词中说,多年来“内因时局之不靖,外受国际之竞争,实业界所受痛苦更在在皆是。其所以谋救济而图改进者,自既殷且切”;“惟言易行难,自古所戒。当此时局艰难,一切政事尤不能不酌分缓急”。他只能寄希望于“即使以一时事实上之阻碍难尽实行者,倘能朝野一心,通力合作,悬的以赴,继续努力,自必有能实行之一日”[5]。不过,颜惠庆言犹在耳,直系政权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垮了台,所谓“必有能实行之一日”,终成难有“实行之一日”也。
在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现代经济基础薄弱、而又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后发展国家,近代以来面临着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艰难过程,外有强势外国资本的压迫,内有封建经济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列强环伺、国力衰颓,既不能对外扩张,又没有充足资本和统一市场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发自生的发展路径,中国难以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经济转型,所以政府在确立经济法制、开拓商品市场、保护内外投资、引导生产发展、调节市场秩序等方面的责任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而事实表明,北京政府的弱势地位及其政策导向,不能承担导引中国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责任。北京政府无法维护中国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主权,无法改变中国对列强的政治经济依附地位,而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北京政府在多数情况下也无能无力制定合适的政策并督导进行,对于经济发展只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诚如时人所论,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对于工商实业除了“少许官制变更外,竟无政策可言”;“今日之中央政府,老气衰颓,能力薄弱,日浮沉于政治风潮之中,求其澄心静思,为商人谋一生路,益为必不可能之数”[6]。
中央政府无心也无力关心工商业的发展,各地军阀更是把工商业视为财源。民国年间,战乱不已,军队众多,军费浩大,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无不滥征各种苛捐杂税,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严重阻碍。当时一般国货的落地税率为3%,但每过一关要抽2%的厘金,货物自出厂到运销各地,所过又何止十关,再加上其他各种巧立名目的捐税,各种税负总值往往已占到货品价值的一半。这种税卡林立、市场四分五裂的局面,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四川成都与重庆间相隔仅四百余公里,永久税卡却有近二十处,每担物品收税18元,加上临时收税,要超过20元,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7]。“昔日军队,各有防区,已属弊习,今尤变本加厉,一地而驻数种之兵,一地而供数种军之饷。或以原有税收为不足而增设特别捐税,或此军已收于前,彼军又收于后。或各就地设立关卡……障碍交通,妨害商旅,莫此为甚”[8]。如此盘剥之下,国货与洋货相比,自然失去了竞争力。军阀混战,更给工商业带来直接祸害。战争一起,交通阻塞,军队所到之处,筹款、拉伕,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如时人所论,“各省被兵害之区,皆聚匪之地,其直接、间接所受之损失,不可缕计。军民长官煌煌先令,对于所部曰保卫地方,对于土匪曰尽力剿办,究其实际,匪则烧杀奸淫,绑票勒赎,兵则勒捐借饷,占住民居,派役拉车,藉端敲索。兵匪交乘,民何以堪”[9]。河南与安徽为小麦主产地之一,两地所产小麦本可从津浦路直运上海,供应面粉工业所需的原料,但如从蚌埠起运,每担运费二两,且时间无保证,长者竟达一年之久。而越太平洋而来的美国小麦,每担运费不过四钱,以至“商人欲求铁路货车运输原料小麦,此乃绝无仅有之事”[10]。江西萍乡煤矿在战乱中屡次受扰,最长一次交通断绝达八十天之多。仅此两例,可知军阀混战带给中国工业发展何等沉重的负担,更不必提那些赤裸裸的敲诈勒索了。
欧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经济扩张的势头更胜以往。铺天盖地的商品倾销,使原本有所扩张的国内市场再度缩小。与国货相比,洋货质高价低,竞争力处于绝对优势。北京政府不思保护民族工商业,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更使洋货处于压倒国货的优势地位。洋货入口只需交纳7.5%的关税与子口税,由于进口物价的上涨,实际税率较名义税率为低,最低的年份只有3%左右(1921),税负重重的国货自然无力与之抗衡。曾有人就国产与进口食糖的价格两相比较后,不无辛酸地说,国产食糖“陆运有厘金之恶税,海运又课二重之关税,与日本之糖相较,成本乃相悬殊。就令有爱国心者,亦未必能常食贵糖而不食贱糖”[11]。随着列强资本输出的扩大,在华外资厂矿越来越多,它们规模大,设备好,享有一系列特权,因而对中国工业的发展更具威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给北京政府财政部的信中就曾抱怨说:“今则外商烟厂林立于内地,就地行销,俱无征税,……敝公司烟草既纳进口正税,复纳子口半税、杂捐、附加等税,负担既重,成本加多,虽出品优美,诚难与外货竞卖。”[12]颇具竞争实力的山西保晋煤矿,吨煤成本为2.021元,税捐1.731元,占成本的85.7%,而英商开滦煤矿,吨煤成本为1.5元,税捐只有0.2675元,仅占成本的17.8%。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的势力日渐扩张,华资工商业的发展日趋艰难。
以往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老问题这一时期仍然存在。列强的大量商品输入挤占了民族工商业的市场,余下有限的市场容量又因为军阀混战、土地占有不均、水旱灾荒连年发生而导致的农村萧条,农民购买力有限而大受影响。因为军阀割据,国内币制不一,且各地滥发通货,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出省一步,如履异邦,旅行已不胜其难,营业更为棘手”[13]。这种四分五裂的市场状况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极其不利。更严重的是资金缺乏。欧战前后一时的高额工业利润促使社会闲置资金流向工业,而工业萧条刚一露头,利润的下降立即导致这些资金的流出。虽然20年以后中国现代银行业颇为繁荣,但它们多出于投机心理,担心对工业的放款有去无回,操作较为谨慎,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已放出的贷款利率也较高,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对接受贷款者反而形成压力。为了得到周转和投资资金,一些厂家不得不转而求助于钱庄,然钱庄放款利率奇高,期限又很短,几近于高利贷,致使“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14]。向外资借贷,更是饮鸩止渴。1917年—1931年间,由于向外资借贷无力偿还,华商纱厂被外国债权人吞并了十八家,纱锭共76万枚,占1922年华商纱厂纱锭总数的一半[15]。工业资金的缺乏,并不完全是社会资金缺乏造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工业经营要担风险,利润得不到保证,因而大量资金流向商业、金融业与公债的投机,对原本缺乏资金的工业更是雪上加霜。当时人就说,“资本非不充也,无法律以拥护之,致使信用堕落。城市之资财,寄于外人;乡里之现金,藏于地窖。转令外人长袖善舞,而以重息折扣,剥夺吾人之脂膏”[16]。
由于上述原因,自1922年起,中国工业在经过前此相对高速的发展阶段后,转而进入缓进与停滞时期,尤以前一阶段发展较快的部门为甚。中国工业的支柱部门棉纺织业首当其冲,1922年起纺纱已无利可图,次年更转为亏损,一包纱要亏十几两,以致“每纱一箱,须亏一箱之本;每纺一日,须负一日之累”[17]。1923年、1924年,申新各厂亏损高达131万元,许多在建厂高潮中开工的纱厂,刚投产即面临亏损倒闭的风险。从1923年到1931年,华商纱厂新建扩建二十五家,同期出售、停工、出租者则多达五十二家[18]。聂云台集资280万开张的大中华纱厂,开业不久即售予他人。曾经占据中国棉纺织工业重要位置的大生纱厂第一、二厂,因负债额大大超过资本额,不得不在1925年被债权人接管。加之此时国内棉花生产减产,出口增加,形成花贵纱贱之局面,更加重了棉纺织业的困难。为了挽救棉纺织业的困境,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破天荒地在1922年12月议决,自12月18日起,三个月内停车四分之一,到期如仍不景气,再行续停四分之一。同时要求政府禁止原棉出口,豁免花纱税厘,以保障原料来源及利润,但并无结果。
欧战前后发展极为迅速的面粉工业,此时也到了“盛极而衰时期”。“出口之粉渐少,外粉又复侵销”,“原料缺乏,价格腾贵,而制成面粉为洋粉所牵制,不能随麦价俱增。营业困难情形,为从来所未有”[19]。面粉进口,1921年尚只有76万担,次年即猛增近四倍,达到361万担。1924年更达到创纪录的668万担,值3020万关两[20]。中国面粉大量出超的景况犹如昙花一现,1923年起出口每年均不足百万关两,还不到进口数的二三十分之一。面粉巨子荣氏兄弟于1925年9月向同业提出,面粉进口,“因外侨食品关系,例不征税,迨进口后,运销内地,在在免厘。年来麦价昂贵,交通阻梗,粉厂获利殊难;推销外洋,则税则繁苛,如运往日本,每包征收洋七角;……外粉输入则通行无阻,华粉输出则例须稽征,税则至不平等,莫此为甚”。因此,荣氏兄弟建议同业向政府要求采取优惠及保护政策,“洋货进口一律征税,外侨食品不得除外”;“洋粉进口,如须运往内地,一律征收落地税。”但亦未见下文[21]。
虽然经过大战前后较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业的一些固有弱点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不平衡。首先是轻重工业发展的不平衡。轻工业因投资少,见效快,市场大,发展相对较快,重工业则远远落后于轻工业的发展,从而无法形成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最为薄弱的机械工业论,多数厂家为修理、装配厂,规模小,平均每厂只有工人二十五人;设备简陋,平均每厂使用机床不到六台,使用五台机床以下的工厂占总数的74%;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工厂使用人力[22]。经济萧条开始后,为棉纺织业服务而开办的机器厂家纷纷倒闭,其中还包括像上海中国铁工厂这样拥有几十万资本与几百名工人的大厂。其次是轻工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棉纺业发展迅速,织布业虽有发展,但仍赶不上需求,每年进口的棉布都在六七千万关两左右,大致与战前持平或略有下降,仍居中国进口物品前列,同时也显示轻工业的发展还处于低附加值的初级制成品阶段。第三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工业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尤以上海、天津、武汉、无锡等地为发达。1922年,上海、天津、武汉、无锡、南通、青岛六城市拥有纱锭120万枚,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四,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2%[23]。广大内地工业发展则极为落后,极端的如云南、贵州、青海,迟至1919年尚无一家注册工厂。第四是大小发展的不平衡。由于资金短缺,中国工业向来以中小企业为主,1912年万元资本以下的小公司占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1920年仍占近三分之一。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1920年只有五十七家,只占工厂总数的3%左右[24]。相比较而言,外资棉纺织厂的规模一般要比华资企业大一倍左右,机器厂规模的悬殊则更大。小企业本小利薄,抵御各种风浪袭击的能力更差,一有风吹草动,只能关门了事。此外,中国工商企业自身管理水平的落后,设备的陈旧,缺乏政府的有力支持等等弱点,几乎是其一出世就打下的印记,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根本改变。
从1922年起,中国工业的发展与前一阶段相比,速度趋缓,许多部门停滞不前,进入相对萧条时期。但对这种萧条的程度似也不宜过于夸大。应该看到,即使是1922年以后,也不是所有工业部门都停滞不前,有的部门保持了原有态势,有的部门还有所发展。棉纺织业尽管受影响较大,但1925年纱锭总数仍达到187万枚,布机11,121台,分别比1921年增长了50%和91%[25]。上海棉纺、缫丝、面粉、卷烟四大工业部门的企业总数,1921年为109家,1924年增长为132家,1927年更达到315家,增长了近两倍[26]。1921年—1926年,中国近代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8%[27],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工业经过几年的较快发展,实力有所增加,对各种困难的抵御能力也随之增强。一些大企业集团资力较为雄厚,暂时的亏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消化,最后仍能扭亏为盈。如荣家企业的面粉厂,1922年亏本50万元,但这只占荣家企业系统固定资产总值的2.5%。经过一番努力,次年即转亏为盈,1924年的盈余又达到了86万元[28]。大企业集团还借此时机兼并弱小企业,扩大自身实力,这种分化改组本身也是工业发展进步与活力的表现。二是此起彼伏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抵制外货运动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大有裨益,扩大了民族工商业的市场。1925年工业生产的短时高涨,“虽为时不久,然关系甚巨”,而这与当年五卅运动后抵制英日货的运动是紧密联系的。仍以荣家企业为例,申新各厂1925年的纱产量比1922年增长20.7%,布产量则大增1.7倍,福新各厂的盈余达到了244万两[29]。更突出的事例是卷烟工业,1924年上海华商烟厂为十六家,次年猛增到五十二家,最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24年的销售额为2521万元,次年一跃为3646万元,增长了45%[30]。因为“国人提倡用国货,热度日高。我公司近来销场过大,供不给求。各局索货万分急迫,各处正当团体以我无货应市,责备不堪”[31]。就连库存霉烟都一销而空。它的最大对手英美烟草公司,经此打击后,直到1927年的销售都未能恢复到1924年的水平。
总体而言,中国工业在民国成立后始终保持着上升态势,速度有快有慢,也有过停滞与困难,但毕竟还是在发展。据估计,1920年前后,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约为219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约为10.66亿元,占总产值的4.87%,工场手工业产值12.95亿元,占总产值的5.91%,两者合计23.61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78%,比清末民初提高了一倍左右,而制成品的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39.5%,超过了农产品的出口额[32]。这或可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在北京政府时期发展的大致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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