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谋采行金本位制与实行海关金单位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白银为货币,以白银重量计值,以两为本位,故称银两。鸦片战争以后银元由墨西哥输入中国,清光绪年间中国又开始自铸,到民国时期已成为全国通用的货币。银元是一种铸币,有一定的模式、重量和质量,较银两使用方便。所以,清宣统二年(1910)颁布的《币制则例》、民国三年(1914)颁布的《国币条例》,理论上已确定以银元为本位货币。嗣后,政府的财政部门、专家学者以及银行界人士均以此为努力目标,但始终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当时在金融业中尚占极大优势的钱庄业反对,外国银行团借口过去债款都是以银两计算的,改成银元换算困难,因而也反对,还有其他理由。
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后,整理全国货币之可行性增大。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银价高涨的因素开始消失,白银产量与日俱增,而白银需要量则日渐减少,银产量供过于求,价格开始暴跌。如1920年伦敦标准银价为每盎司61.95便士,而到1928年却跌为每盎司25便士左右,等于最高银价的五分之二,到1931年2月竟跌至12便士半,仅等于最高峰时的五分之一[1]。银价暴跌,对以银为货币的中国,用银币偿还外债和对外汇兑十分不利。而金价日益高涨,又引起国人极度恐慌,中国是否仍应继续保留银本位制,还是改用新货币本位,又引起热烈争论。宋子文为寻求最佳的改革币制方案,决定邀请美国著名货币专家甘末尔(Kemmerer,Edwin W.)博士来华,帮助筹谋改革币制方案。
甘末尔是美国著名的财政学家,曾先后为十个国家充当财政顾问,策划币制改革,有丰富的实际改革币制经验。1929年2月,甘氏偕同财经专家恩·杨格(Arthur N.Young)博士等十四人来华,组成财政设计委员会,谋划币制改革方案。经过六个月的调查研究,于同年11月提出《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草案》,共分五章四十条,另附长篇理由书,其内容之详密为历次方案之最。
改行金汇兑本位制。草案规定,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但并不主张铸造金币,只以金量来确定货币单位价值,因此可谓金汇兑本位制[2]。新货币单位为“孙”(sun),其记号为S,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每“孙”为100分,每分为10厘。1“孙”含有纯金60.1866公毫,其价值等于美金4角,英镑1先令7265便士,日币0.8025元。实际流通于国内之货币为“银孙”。1“银孙”之实值较面值(等于1金单位)减少三分之一,为信用货币。还有5角和2角的银辅币、1角和5分的镍币、半分及2厘的铜币。政府承诺个人可选择以金汇票或生金为无限制的兑换,以维持“银孙”与“金”单位之平价[3]。因中国地域广阔,可根据各省经济情况分先后推行,故称逐渐采行案。
1930年3月30日,宋子文公布了甘末尔的货币改革方案,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而在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宋子文最终搁置了采用金本位币制的方案。从国内来看,各界持反对意见者居多。究其根源,在于中国用银作为货币的历史久远,已形成巨大的惰性力;而一旦实行金本位,就会被认为将大量抛售现银,引起银价暴跌,这是持银者所不愿见到的。实行这一重大改革,必须筹备足够的储备金。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经济恐慌之中,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大笔储备金;中国对外出口也因之下跌,外汇储备减少。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致使国际市场上英镑、美元及其他货币对黄金的比价变化不定。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宋子文认识到,中国尚不具备立即采取金本位币制的经济力量和其他条件,而且改行金本位币制之后,也难以保证新国币汇价的稳定。因此,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仍称币制改革将依据甘末尔的方案,但强调要“参酌国情”。此后,在宋子文任内实际上已放弃了采取金本位的方案。
甘氏的谋划虽未导致划时代的币制改革,但却帮助财政部解决部分财政金融难题。自从1928年世界银价再度暴跌以来,向以海关税收为抵押的外债(包括赔款),因关税稽征系以白银海关两为单位,而对外债务还本付息却以黄金(如英镑、美金、法郎、日金等)为计算标准,因此关税收入受此影响而无形减少,使国家财政损失颇巨。为避免这一损失,国民政府毅然宣布,于1930年2月1日起,将海关进口税改为征收价值较稳定的金单位。每一个海关金单位值纯金60.1866公毫,即甘氏草案的金本位之单位——“孙”(Sun)所含的纯金量。实施之初,与各国货币的换算率亦完全依照甘氏的设计,即每一海关金单位(关金券壹元)折合美金4角,英镑1先令7265便士,日币0.8025元。其后各国货币相继贬值,此海关金单位便不与任何一国外汇固定联系,而完全以单纯含金量计算。从此以后,中国对庚子赔款及若干外债偿付本息,可以直接用海关税收(关金券)偿还,无须再用银两折算各国金币还债。这就减少了因国际银价涨跌对我国财政和税收的影响[4]。海关金单位开始使用时,仅为稽征计算单位,非真正货币。但财政部声明:商人完税,除以银洋、英金或美元向海关兑换关金券外,并可以向中央银行直接购买,以防汇价涨落,而且可向中央银行开立关金券活期存款户。于是各商业银行及钱庄等相继前往中央银行开立存户,进口商也可持纽约或伦敦电汇证明书,或即期汇票,前往中央银行折合关金券使用。这样,关金券(即海关金单位)便逐渐进入市场成为实际支付工具。就此而论,甘氏草案对中国财政货币不无贡献[5]。此外,随甘氏来华的著名财政专家杨格博士在甘氏完成任务回国后,仍继续留在中国担任财政顾问,到1947年因身体欠佳才回国,在华期间对中国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改革无不参与谋划,贡献良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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