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法币政策的导因和条件
世界货币金融形势的变化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垄断世界金融,先后放弃金本位,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如英国于1931年8月放弃金本位之后,由于贸易逆差和资金外流等双重影响,英镑汇价急剧下跌;日本于同年12月停止金本位,日汇也迅速下落;美国于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实行新政也放弃金本位。同年12月,美国决定美元的准备金由足金改为“金三银一”使美元贬值。为达到这一比例,就得高价购进13亿银元,这样,它在金银的储备量上均可居世界首位,以“实现垄断世界金融之大权,借以执世界盟主之企图”[1]。其结果是,到1933年底和1934年初,英镑汇价已跌40%,日元汇价亦下降60%,美元汇价贬值40.9%。英、美、日三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它们的货币贬值,中国银元汇率却成反比例抬高[2]。中国以银为货币,不论银两或银元都有固定含银量,无法任意贬值,致使国货难以输出而外货倾销易,故入超日甚。国内农工商各业均因受此打击而日趋萧条,中国币制不改无法振兴经济。
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币制的冲击 美国是世界的主要产银国,加上在国外投资的银矿,每年产银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66%。银价低落使美国银矿主和白银派参议员大为不满。他们极力主张提高银价,以增强东方各用银国家人民的购买力,打开美国货物的销路,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困境[3]。为此,美国从1933年起推出一连串提高银价的办法,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就是1934年6月实施的《购银法案》。此法案授权财政部购买国内外白银,白银价格最高可达每盎司为美金1.29元。如此高价收购达13亿元之巨的白银,促使世界银价飞涨。从1934年7月至1935年5月,纽约银价由每盎司0.4625美元升至0.7437美元,伦敦由20.5便士上升为33.88便士[4]。世界银价步步高涨,中国汇价随之激升,对中国经济造成三大不利:(1)国货因白银汇价高涨,外销价格也随之增高,更难输出;外国输华商品却因物价、汇价双重降低则加速倾销;结果中外贸易逆差日甚。(2)华侨汇款以往占中国对外收入的大宗,是弥补外汇逆差的重要来源,现因世界经济恐慌和白银汇价高涨而大为减少,使我国对外收支逆差更甚。(3)国际市场银价高涨,中外银价悬殊,为外国在华银行运银出口谋取暴利,造成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们用轮船甚至兵舰装运白银出口,仅1934年就达25,600余万元[5],其中8月份最严重高达7900余万元,仅8月21日这一天,只汇丰银行一家就交英国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运出白银1500万元。除外国银行利用不平等条约,肆无忌惮地破坏我国金融外,国内外投机商、冒险家也趋之若鹜,纷纷到各地搜购白银,装运出口,赴伦敦、纽约出售谋利,致使国内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7月1日到10月15日,仅三个半月内,中国白银外流量就达2亿元以上[6]。白银大量外流使上海的存银,由最高峰的1934年5月底的5.94亿元,降至10月底的3.84亿元,到11月15日又降至3.67亿元[7]。
巨额白银外流严重影响中国金融和经济稳定 如:一、大量银元被熔为银块出口获利,导致白银准备锐减,通货紧缩,拆息飞腾。更有甚者是人心浮动,在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迫使许多银行停业或倒闭。如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有14家银行停业,资本额达210万元。二、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奇缺,物价跌落,以上海物价为例:1932年跌11.4%,1933年跌7.7%,1934年跌6.5%,1935年跌0.7%,1935年比1932年总共下跌23.9%[8]。由于物价下跌使商店经营赔本导致商业萧条,工厂倒闭,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仅上海一地,工厂就倒闭238家,改组839家,全国主要工业营业额大幅度下降[9]。三、中国对外贸易入超增加和华侨汇款减少,使中国对外收支逆差增加,直接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和困难。财政金融是巩固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国民政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救治。
开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 为了遏制白银外流和稳定币制,财政部决定从1934年10月5日起,采取紧急处置:征收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凡运银本位币或厂条出口,征出口税7.75%(出口税为10%,减去银币铸费2.25%),运大条宝银及其他银类出口,征出口税10%。如伦敦银价折合上海汇兑之比价,与中央银行当日照市价核定之汇价相差之数,在缴纳出口税仍有不足时,应按其不足之额,加征平衡税[10]。即平衡税的税率应和赢利率相等,可随国际银价涨落而增减,进行灵活调节,使白银输出者无利可图而停止活动。
但事实上,自加征白银出口税和开征平衡税后,国内经海关运银者少了,而偷运者则大为增加。据中国银行精密估计,仅1935年白银偷运,曾达2.3亿元[11]。严重的走私,使平衡税失去意义。银本位制的根本动摇,金融市场与整个国民经济行将崩溃,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另谋新途——提早实施法币改革。同时,30年代初开始,世界各重要国家因世界经济恐慌而相继“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12]的潮流,对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除此以外,如国家财政困难,预算庞大,赤字无法平衡,日本侵华战争日益扩大迫切需要筹集战时财政,均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富有弹性的货币制度给予配合;而废两改元的顺利成功和金融垄断体制的形成,又为实施法币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和奠定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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