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
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距上海仅300余公里。淞沪防线失守之后,南京立即面临日军日益迫近的威胁。按照事先拟订的抗战计划,国民政府一面准备向内地迁都,以免受到日军的挟制;同时又调兵遣将,在南京外围布防,以保卫首都之安全。
突破淞沪防线之日军,乘攻占上海之气焰,分兵数路,继续向纵深追击。日本参谋本部为扩大战果,给中国方面造成更大的压力,开始研究“在此之际可否抓住战机,一齐冲出制令线给以强有力的压迫?”这一新的战略问题[1],为此,专门派员去上海实地考察。而在淞沪第一线的日军,则早已把制令线置之脑后。第十军司令于11月15日召开幕僚会议,研究战场形势,认为在淞沪会战中虽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但中国军队已处于混乱状态,如抓住战机断然追击,很快即可以占领南京,于是作出了果断向南京追击的决定。19日它向东京报告:“本日正午许占领嘉兴”,“集团19日晨命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参谋本部对该部超越“制令线”问题向华中方面军询问时,方面军的意见是:“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需占领南京。”其主要理由是:“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果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二个月内可以达到目的。”[2]根据现地的实际状况,日本参谋本部于11月24日发出“大陆指第五号”,宣布“废除以临命第六百号指示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实际上是已经同意向南京攻击。12月1日,参谋本部根据“大陆命第七号”,下达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3],以松井石根为方面军司令。同一天又以“大陆命第八号”下达天皇敕令:“华中方面军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4]至此,日本攻占南京的战略正式确定。
向南京攻击的日军来势迅猛。蒋介石亲自兼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从11月13日开始,数次下达战斗命令,以加强吴福线和锡澄线的防御,阻止日军向南京攻击。19日又下令让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亲临前方担任指挥”,并令该军“必须死守马牧港、崇德、青镇、南浔镇之线”[5]。然而,在淞沪会战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政府军已溃不成军,再严厉的军令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苦心经营多年的两条战略防线,很快即被日军攻破。日本上海派遣军的主力师团一路沿沪宁铁路经丹阳、镇江、句容西进,另一路经金坛向南京进犯;第十军之一部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西进,另一路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图切断中国军队向西的退路。
面临南京即将遭受日军围攻的危急局面,蒋介石从11月中旬起,连续三次召集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南京的防守问题。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等高级将领均主张对南京仅作象征性防守。李宗仁等认为,“从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背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6]。蒋介石、何应钦等虽明知南京难于固守,但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7]唯有唐生智坚决主张死守南京,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同时欣然接受南京城防司令的职务[8]。在决定举行南京保卫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决定迁都重庆。蒋介石把迁都的理由归纳了两点:“甲、为长期抵抗之计;乙、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对城下之盟之妄念。” [9]国民党高层对迁都问题很快达成共识。11月15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议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之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地点。16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全体会议上提出,主张迁移政府于重庆。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通过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几项决议,包括:1.通过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及人员疏散办法;2.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暂行停止,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3.国防最高会议应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所在地;4.预定迁移地点为重庆[10]。19日,蒋介石对迁都重庆的决定做了说明,他说:“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只要国府存在,必与之抵抗到底。”[11]这样,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之意。此后,国民党党部与政府中央机关各部门纷纷迁往重庆、武汉、长沙等地,仅军事委员会尚留守南京[12]。
11月24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并于次日下达第三、第七战区及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之变更及任务。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仍由蒋介石自兼,副司令长官为顾祝同,下辖第九、第十九两个集团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副司令长官陈诚,下辖第八、第十五、第二十三三个集团军。第三、七两战区的作战境地以遂安、淳安、昌化、广德、蜀山镇之线划分,线上属第三战区[13]。南京卫戍部队则下辖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首都警备军谷正伦部、桂永清教导总队、宪兵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14]。各防区的具体任务是:第七战区“除固守现地外,其左翼须以有力部队留置于安吉、孝丰山地,相机攻击敌侧背,迟滞其前进”;第三战区“须以有力部队分别留置于龙潭以南、广德以北各山地,迟滞敌之前进,掩护主力之行动,并破坏重要交通线”;“各战区须与首都卫戍军相策应,对敌作战保持动作之自由”;首都卫戍军“除固守南京既设阵地外,应与第三战区部队密切协同相互策应,击破敌之攻围军”[15]。从这一部署看,蒋介石对南京的防卫已经比较消极。第七战区的任务仅是牵制日军对南京的进攻,担任正面拒敌的第三战区之主要任务也是“掩护主力之行动”,而负责“击破敌之攻围军”的唐生智部力量十分有限,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早在11月初淞沪会战失利之际,蒋介石已有避免与日军主力正面交战以保持中国军队有生力量的想法:“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也。”[16]即便在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之后,蒋介石的内心想法也是“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17]。在当时中日双方兵力和态势实际对比情况下,南京城守与不守,确实难以做出断然的选择。
唐生智受命之后,立即做守城准备。当时南京城防军仅有第七十二军之八十八师和第七十八军之三十六师,以及教导总队,而这些部队又是刚从上海战场撤退下来,尚未得到必要的补充整顿。因军情紧迫,唐生智将上述部队作了如下部署:以八十八师担任右翼地区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以教导总队担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以第三十六师担任左翼地区大红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以宪兵队担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另以部分兵力警戒长江封锁线。同时又令各部队征集民伕,抓紧构筑工事[18]。南京城防计划从11月26日正式启动,至12月5日日军前锋挺进南京防区,前后仅有十天时间,而各部队的行动也参差不齐,无论军队部署或阵地准备,均与预定要求有很大差距。而第三战区在南京外围的防御,因时间更短,情况则更糟。
参加围攻南京的日军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指挥,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两个军组成。第十军接获攻占南京的命令后,随即兵分三路向南京推进,其第十、第十一、第十三三个师团沿京沪线经丹阳、镇江、句容西进;第三、第九师团则由金坛扑向南京,第十军之第一一四师团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前进,并以第六、第十八师团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切断中国军队西撤之退路;上海派遣军从12月3日起,令第九、第十六两个师团沿沪宁铁路和长江一线向南京方向攻击,第十三师团分兵渡江北上,攻占靖江,从江北迂围。至12月5日夜晚,日军以五个师团、两个支队及一个先遣队的强大兵力,对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至此,南京保卫战的序幕已经揭开。
在日军向南京合围之时,南京外围阵地之中国守军步步后撤,有一部分退到南京城内,参加南京保卫战。至12月初,南京守军已增加到15个师。因此,城东南方向主阵地改由第七十四军和第八十三军防守,第七十四军的两个师防守板桥至淳化镇一线,孟堂至龙潭一线的阵地则由第八十三军两个师担任。日军先头部队于12月4日开始与主阵地发生接触,因主阵地有永久工事,而日军兵力不足,至7日中午双方仍相持不下。此时,南京外围句容的阵地在日军第十六师团围攻下损失惨重,第八十三军奉命开赴镇江增援,原有防区由第十军接替。该军以第四十八师为先头部队占领龙潭以北阵地,而龙潭以南至乌鸦山之间,因第四十一师未能如期达到,发生空隙,日军则乘机侵入汤山左侧背之孟塘。当时总部立即组织部队反击,但日军也不断增加,因汤水镇阵地将要被日军围歼,守军被迫后撤。此时龙潭方面之第十军,尚未巩固阵地即见汤水守军已经撤退,也向栖霞山后退,后与日军稍有接触,又退至江北。在淳化镇一带之第七十四军,闻龙潭已失,见镇东北之上庄亦已有日军侵入,也开始向牛首山撤退。由于各阵地之退却均无计划,日军尾随而至,主阵地很快就出现了大缺口[19]。
在南京外围战激烈进行之际,蒋介石抱着“余能多留京一日,国家、人民、首都与前方军队,皆多得一日无穷之益”的想法,仍留在南京城内[20]。12月4日晚上,他在南京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高级军官讲话,强调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次日他又去南京城东20公里的汤山,对守城部队训话。这时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外围阵地也破绽百出,精神上的鼓励已无法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12月7日,日本军部给华中方面军下达命令,要该军在攻占南京后,与海军配合,控制包括杭州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华中方面军立即制订《攻占南京城要领》,决定“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城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在敌之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上海派遣军负责攻占中山门、太平门、和平门,第十军攻占共和门、中华门、水西门;两军在城内的作战区域以“共和门——公园路——中正街——汉中路”为界[21]。围攻南京的日军在12月8日夺取城外阵地,分头向城墙推进。南京保卫战遂进入最后阶段的城廓阵地防御战。
12月9日拂晓,日军占领光华门外的大校场与通光营房,并发炮轰击城门。松井石根也于当日向南京守军发出劝降书,限次日上午答复。唐生智拒绝了日军的最后通牒,并于当日傍晚向各军下达命令:“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同时又令第七十八军控制一切船只,严禁私自渡江[22]。从10日开始,日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等处同时发起攻击,战况十分激烈,雨花台阵地前面的据点曾数次丢失,又重新夺回。日本空军第三飞行团自12月4日起对中华门等南京城周围的中方阵地实施猛烈轰炸,10日又对紫金山的中国军队进行重点轰炸,此间重轰炸机中队还数次对长江北岸作战的地面部队空投补给卫生材料、粮食等物品[23]。11日,日军继续地空联合,向南京周围要地进攻,杨坊山、孔银山等地先后陷落,负责守卫之中方第四十八军第二八八团三营与第二八三团一营均全营壮烈殉国[24]。当日,日军突破雨花台右翼阵地和中华门,并一度攻入城内。鉴于南京战局危殆,蒋介石于11日通电指示唐生智称:“如情况不能持久时,可相继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25]
12日清晨,各路日军发起总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激战至中午,雨花台主阵地失守,紫金山阵地亦被日军攻占。重要阵地相继失守,引起全城动摇,日军先后从光华门、中华门侵入城内。卫戍司令部曾令部队紧急增援中华门守军,但因城内秩序混乱,部队无法展开而未达目的。至下午3时,从第一线阵地溃退下来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的部分官兵企图出挹江门,渡江北逃,被第三十六师及本部特务队阻拦,使城内秩序大乱。这时,南京城内的防御战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守城部队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传达了蒋介石之电令,决定弃城撤退,撤退的方案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26]。唐生智还为各部队的撤退拟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如突围路线,行动时间,集结地点等,司令部直属部队及第三十六师于当晚渡江北撤;撤退之前,“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27]。
南京中国守城部队撤退后,冒着日军的炮火堵击,向浙、皖边境突围转进。一部分部队渡过长江进入安徽境内,另一部分则由汤水镇、句容退向皖南宁国地区,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奉命率部掩护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及直属部队由下关渡江。在与日军激战的过程中,南京卫戍宪兵副司令萧中令、第一五六师参谋长姚中英、第一六○师参谋长司徒非等均壮烈牺牲[28],最后仅有第六十六军安全转抵浙皖边区,其余除部分突出重围外,大部均以身殉国。
反观唐生智制订的撤退计划,表面上看颇为周详,但他没有考虑到当时城内已一片混乱,在此情况下是根本不能按照常规方式行事的。后来形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首先,由于部队已被打散,通信联络阻塞,许多部队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所以撤退计划根本无法有序实施。其次,原计划多数部队从陆路突围,但多数部队从第一线溃退后已基本丧失战斗力,根本无力再突破日军阵地向后方转移,因此,只有少数在城外的部队突围成功,多数部队退至江边,准备渡江北撤,使撤退计划全盘打乱。第三,没有对维持渡江秩序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挹江门内人群拥挤,各部队“均争先抢过城门,互不相让”,秩序大乱,发展到“任意开枪,甚至自相冲突”;下关码头的秩序更糟,人多船少,竞相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29],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在召开撤退会议后已不能返回设于铁道部的驻地,“原定偕宋军长渡江计划,不克实睡【现】……本部员兵五百余人,现已渡江会集者仅约百余人”[30]。
12月13日,大股日军分由雨花台、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等处突入南京城区,其中,雨花台、中华门突入敌人300余,中方守军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溃兵退至铁道部[31]。此后,中日双方进行巷战,战至午夜,留城守军全部牺牲,中华门一带阵亡的中国士兵逾千人[32]。当日午后,日军海军舰队前卫队、主队分别按顺序从泊地出发,以纵阵列突破封锁线向南京进击,第一水雷队主力随后跟进[33],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也乘势进驻南京机场[34]。至13日傍晚,日本陆海军部队在一片混乱中占领了南京城。南京保卫战之失利,客观原因是新败之弱旅无法抵挡强敌的攻击,但失败得如此迅速,损失如此巨大,则主要由于指挥失策所造成。南京保卫战的损失是巨大的,据日本上海派遣军公布的数字,这一战役中国军队战死8.4万人,被俘1.5万人,而日军仅死伤4800人[35]。
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抗战进入一个极为困难的阶段。这不仅因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沪、宁、杭三角地区完全沦丧,而且国民政府的精锐部队自抗战爆发以来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惨败,连首都也告沦陷后,抗日阵营内的投降势力抬头,国民党的政治危机也日趋严重。南京沦陷当日,蒋介石发表通电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则之国策。”[36]为进一步鼓舞国民的抗战士气,蒋介石于12月15日在武昌发表《告国民书》,强调对于日军的侵略,“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日军大举入侵的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 “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37]。蒋介石不屈服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国民的抗日斗志,同时也击破了日本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阴谋。
12月17日,侵华日军在南京举行入城式,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率部游行。此时,南京攻防的军事行动虽早已结束,但日军却对城内的和平居民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日军在进攻南京的途中,已经开始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达训令,要求“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38]。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光华门、雨花门进入南京城后,立即以各种火器对马路上的难民进行疯狂射击,一时间血肉横飞、尸体遍街。此后,日军分别占领浦口和下关,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并向江面上正在乘舰艇撤退的渡船、木排疯狂扫射,中国军队被枪炮击毙及因舰艇撞翻而淹死者达3000余人。一名日军随军记者这样记述:“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同进城,在城内待了四天,目睹了日军无数暴行……12月13日,在中山门附近城墙见到极其恐怖的大屠杀。俘虏们在25公尺宽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向俘虏的前胸和腹部刺去,一个接着一个刺落城外去了。”[39]屠杀战俘,仅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12月14日,日军大部进入南京城,迅即开始烧杀淫掠,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更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地,日军对聚集江边的难民疯狂扫射,枪杀数万人。15日,日军又将平民及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押往鱼雷营屠杀。此外,日军还践踏自身承诺,对难民区内的大批难民进行屠杀。16日傍晚,日军从难民区内搜捕青壮难民5000余人赴中山石码头集体枪杀,随后将尸体推入江中。对于已经投降的中国士兵俘虏,日军也全部将其处死。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以后,在最初的72小时内就被日军在城外用机枪扫射处决。日军将南京城内手无寸铁的平民及被俘士兵用绳索捆绑后,每百人或数百人围成一团,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然后抛尸江河湖塘。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确认:“在南京城外,有大批的中国士兵放下武器并投降。在他们投降后的72小时内,被用机枪屠杀于长江岸边。大约3万多名战俘被这样杀戮。”[40]
12月17日,日本华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大加奖励纵兵作恶最甚的第六师团的师团长谷寿夫。当日,日军从各处搜捕中国士兵俘虏及平民3000余人赴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此后,日军在南京城内的屠杀暴行愈演愈烈。18日,日军将城郊大批难民及解除武装之士兵俘虏5.7万余人悉数捆绑,押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射杀,少数未死者,复用刺刀戳毙,后又纵火焚尸,将残骸弃于江中[41]。日本士兵在大街小巷见人便杀,南京城内到处血流成河。仅12月一月,日军在汉中门外、鱼雷营江边、中山码头、下关、煤炭港、草鞋峡、水西门外上新河一带,城南凤台乡、花神庙一带,燕子矶江边,宝塔桥、鱼雷营一带屡次制造集体大屠杀,被害者超过19万人。遍布城郊的分散屠杀,更是难以计数。仅3个较大的慈善团体掩埋的尸体数,就至少有7.7万具[42]。此外,还有一些屠杀的被害者尚不包括在此之内。1937年12月12日至21日,南京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的被俘军民遭日军机关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遇难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有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43]。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除使用现代化武器之外,还采用各种原始野蛮、残酷无比的杀人方法,如砍头、活埋、水溺、火烧、挖心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日军军官还展开杀人竞赛,东京《日日新闻》和英文版《日本广宣报》曾连续刊登通讯,介绍野田岩与向井敏明两名少尉的“斩杀百人”竞赛,以炫耀日军的武功[44]。当时留在南京的金陵大学教授贝德斯博士说:“劫掠、酷刑、屠杀、奸淫、放火,凡是可能想象的坏事,日军进城后,都毫无顾忌地实行了……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日军的暴行。”[45]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有计划地进行集体屠杀之后,又焚尸灭迹。几名日军记者共同证实:“自12月16日到17日所直接看到的,首先是从下关到草鞋峡,一路上沿江边一带都是焚烧过的尸体,约有两三千具。大概是经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烧死的。”[46]
日军在南京大肆屠杀的同时,还丧心病狂地强暴妇女。英国曼彻斯特报记者田伯烈曾报导:“依据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有二万件。我保守的估计,认为不下八千件,只在金大(金陵大学)一处,我知道全案细节者,有一百件,有确实证据者达三百件。小自十一岁女孩,老至五十三岁的妇人,都被强奸;在大校场上,十七个日军在大白天轮奸一个妇人,事实上,我所知道的案件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干的。”[47]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战后在东京作证:“日军奸淫妇女,不分昼夜,有时竟在街头为之,有一妇人在公墓内被日兵十七人轮奸,年仅九岁的女童及其七十六岁之祖母,竟在南京城内同被奸淫。”[48]《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还指出:“伴随强奸,还有许多变态和虐待狂的事例出现。许多妇女在被强奸后遭杀害,尸体也被毁坏。”[49]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日军还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他们在城内抢劫所想要的东西,“装满一卡车一卡车搬运出去,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50]。1938年1月22日,香港的一则电讯称:“南京被敌军占领,迄今已达39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燃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渡过,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51]至2月中旬,德国人还有这样的记录:“市街的情况,在日本军队的占领下完全变样。每天没有一天不放火,现在轮到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九江路。如以百分率计,可以说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街道被烧光了。”[52]史密斯博士曾对此进行调查,其结论是:“如果分析一下留在南京的人家损失如此之大的原因,可知百分之二是交战因素,百分之五十二是由于纵火,百分之三十三是由于军队的掠夺抢劫,百分之九是盗窃,还有百分之四原因不明。房屋的损失几乎全部是由于纵火,可是动产的损失只有百分之三十一是由纵火造成的。事实上动产的损失中有一半是由于被士兵们抢去了。” [53]
在南京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中国同胞遇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组织专门机构进行调查统计。1946年7月,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综合各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被日军惨杀者为295,885人,另又有家属提出救济申请者为96,260人,共计有39万余人[54]。1947年3月,在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认定,“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以上”[5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则这样认定:“后来的估计显示,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56]上述数字上的差异,主要是认定的标准不同。远东军事法庭的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57]。而这些数字也是相当巨大的。
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因涉及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屠杀现场又完全被日军所控制,在事隔多年之后,要作精确统计是极为困难的。但从杀人现场留下的大量罪证,众多被害者与中外目击者的证词,已足以证实南京大屠杀这一罪行的客观存在。此后,《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揭露日军暴行的第一手资料陆续被发现与刊布,更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日军的野蛮暴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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