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作战和广州沦陷
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日本早有觊觎之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需要集中力量夺取华北和华中要地,尚未顾及到对华南的侵略。在发动武汉会战之际,为给中国政府以更大的打击,日本陆海军互相配合,又发动广州作战,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华南。
中国政府早在淞沪会战之初,即考虑到日本有可能把侵略矛头扩展到华南地区,所以在总体战略上已有所安排。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和《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中,明确把广东和福建两省划为第四战区,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任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任副司令长官。该战区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海陆军之扰乱,完全战备”[1];“除对敌海陆空之扰乱,完成战备态势外,应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之作战”[2]。当时,大本营把第一期作战的界限划分到当年10月下旬,因此要求第四战区准备参加11月以后的对日作战。这一计划的依据主要是对敌情的判断,认为日军主攻方向是在华北和淞沪地区,“闽粤方面,敌军以海空军扰乱,或在所难免,如用陆军实行真面目之作战,则无此能力”[3]。同年9月初,军委会电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和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要他们完成作战准备。两军的分工是:第四集团军负责福建沿海防御,第十二集团军负责广东沿海及海南岛的防御。
对于华南沿海地区在中国对日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当局也早已看到。早在1937年10月初,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有关科室经过研究,即提出了“为了切断敌之主要补给线路应进行广州作战”的主张。但因实施这次战役,至少需要三个师团的兵力,因而被暂时搁置。为减少用兵,该部又考虑对华南地区重要目标进行限定作战,11月初拿出了具体方案:以一个独立师团的兵力占领香港东面约80公里的平海半岛,建立航空基地,依靠飞机轰炸,切断珠江沿岸及广九铁路的交通[4]。当时淞沪地区的日军已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开始向西进击,预计1月中旬攻占南京。日本大本营认为,在占领南京前实施这个计划,可以收到较大效果,于是决定从上海方面抽调一个师团的兵力,派到上述目的地附近,做好攻击准备[5]。
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决定调第十一师团及重藤支队为登陆部队主力[6],同时编组第四飞行团以参加华南作战。不久又下达第五军战斗序列,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兼任军司令官。该军的任务是:“协同海军占领华南沿海及其附近岛屿,依靠航空作战阻止敌在广东方面的补给。”第五军各部迅速从华北、华中和日本国内向台湾集中,预定在当月25日发动登陆作战。12月20日晚上,攻击部队正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日本军令部中止作战的命令。中止的原因是,日本海军军令部于当晚向陆军参谋本部提出:“鉴于在芜湖、南京附近发生了击沉美舰和轰炸英舰事件及其以后的经过等,在这当口再去刺激英、美实非上策,所以希望目前正在准备中的平海半岛作战暂时延期。”陆海军双方经紧急磋商,决定暂时中止这次进攻行动,攻击计划延期进行,各部队“在台湾登陆待机”[7]。因该计划没有正式放弃但也没有明确的实施时间,所以第五军的任务和战斗序列没有撤销,该军所属的第十一师团和重藤支队转移到台湾屏东以南的平原宿营待机,进行训练。长江轰炸英、美军舰的事件解决后,日本海军对英、美两国的顾虑并未消除,所以该作战继续延期。
1938年初,日本的对华战争逐步向持久战方向转化,大本营决定中止对华南的作战。2月15日,按照《大陆命第二十七号》,撤销第五军战斗序列和第四飞行团编制,第十一师团调回日本国内。然而,日本军方对华南地区仍十分关注。3月初,华中派遣军在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中,特别提到:“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一带,拥护国民党,排击共产党的空气浓厚,对蒋的容共政策,正逐渐形成对立势力。”[8]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沿海地区被日本控制后,华南地区成为中国惟一的海上运输口,从香港等地转运的战略物资,约占全中国进口额的八成。对此日本军方当然不会熟视无睹。同年5月,日本海军见中国方面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徐州会战,无暇他顾之际,于5月10日拂晓出动军舰多艘,运载陆战队3000余名,在飞机掩护下,袭击厦门。中国守军第七十五师仓猝应战,因日军炮火猛烈,伤亡重大,被迫退守嵩屿,厦门遂于当月12日被日军占领。
厦门失守后,中国军委会估计日军急于要切断我国海上通道,其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广州,因此电令余汉谋要妥为部署,积极完成作战准备。但广东方面的防守客观上存在不少困难,首先是海岸线漫长,其次是兵力不足。余汉谋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当时只有七个师二个旅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部,具体部署为:以一个师守备宝安至虎门要塞一带;以一个师驻惠阳;以一个师守潮汕地区兼大亚湾附近;三个师分驻增城、从化及广州东郊;一个师分驻海南岛及广州市内;独立旅驻守广九铁路[9]。这样分散用兵后,每处兵力都很单薄,尤其在沿海防护区域更有许多漏洞。
日本在实施徐州会战,打破持久战方略后,华南作战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广东作战和汉口作战同等重要,问题是究竟先实施那一个作战。当时考虑到一旦发生对苏作战,可能要出现运输船舶和资材不足的困难,为此在5月底决定于本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接着就进行广东作战。日本大本营对内外形势经过综合分析,作出这样判断:早日解决中国事变,这是陆军省部的一致希望,“即使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攻占汉口、广东,只要投入陆军主力,用现有的兵力就可以作战”;“估计苏联在此时不能参战”;“海军对溯江作战直指汉口,有很高的积极性,广东作战当然有攻占海南岛的意志”[10]。于是在6月15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进行攻击汉口和广东的作战。
由于日苏冲突没有扩大,预定进行广东作战所需的船舶等准备就不会有困难,于是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同年7月31日制定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中明确提出:“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东作战的时间间隔”;广东作战之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为此,具体的战术是:“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地攻陷广州”;“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11]。这次,日本陆军吸取上年底突然中止作战的教训,为慎重起见,不仅事先与海军统帅部联络,还与陆海军省及外务省协商。对海军提出同时攻占海南岛的方案,因兵力分配不适当而未予采纳。
当汉口作战发动之际,日本陆军当局也抓紧进行攻占广州的准备工作。广州紧靠香港,珠江口还有葡属澳门,市内有英、法租界,周围的惠州、博罗等地还有英、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机关、学校、教会、医院、商店等,攻击广州必然要涉及这些国家的权益。为避免与第三国发生纠纷,日本陆军在作战指导上作了周密考虑:不采取沿珠江直抵广州的强攻作战,而改用由大亚湾登陆,迂回到广州的方案。预定参战的兵力有三个师团,分别从华中派遣军和关东军内抽调。参战军队编组为第二十一军,司令官由原第五军司令官古庄干郎担任。9月19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该军的战斗序列及攻击命令。第二十一军由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四师团和第四飞行团为基干兵力,其任务是:“夺取敌在华南的重要根据地、切断其主要对外联络补给线”;在攻占汉口的前后,“与海军协同攻占广州附近要地”[12]。具体要求是:在10月中旬前后,分三个运送团把部队主力运送到大亚湾及珠江沿岸登陆;作战中“要尊重第三国的领域及权益,防止无端招致纠纷”[13]。同时还颁布了作战要领,详细规定了军队的运送和行动方案:第一次登陆要动员40万吨运力,准备各种登陆船只约1100艘,其后由这些船只往返运送;10月中旬,以第18师团和另两个师团之一部为主力在大亚湾登陆,迅速建立登陆根据地,从惠州方面开始下一步攻势;10月下旬,第五师团主力夺取虎门要塞,沿珠江推进,策应主力作战;军主力在珠江作战开始时,发动攻势,向广州进击,与中国军队主力决战;攻占广州后,尽量紧缩占据地,切断在广州附近中国的主要对外联络补给线[14]。
根据大本营的指示,日本第二十一军在福冈召集各部队参谋会议,研究行动细节。参谋次长多田骏等大本营幕僚也前来参加,表示了对这次作战的关心。接着,日本陆军又与海军方面及有关舰队协商并签署了作战协定。为对这次行动保密,第二十一军称“波”集团,进攻广州的战役称“波”号作战,海军为“Z”号作战,军司令部移到台湾办公,并派员去香港西南的万山群岛,对大亚湾登陆地域进行战前侦察。据判断:中国方面已料到日军将进攻广州,但未料到时机已如此迫近;广东军已有4个师调到武汉方面,目前还有北调的征候。因此确信可以按照原计划作战。
与此同时,日军参战各部队分别从青岛、上海和大连出发,到澎湖群岛的马公集合,海军护卫舰队主力也于10月7日前集合完毕。10月4日,波集团发出第一号作战命令,令第十八师团、及川支队、第一○四师团于12日在大亚湾奇袭登陆,如遭遇阻击则强行登陆。10月9日,波集团的船队在日本海军第五舰队护卫下从马公出发,于11日黄昏到达大亚湾口,接着以日本海军施放的烟雾作掩护,悄悄进入湾内预定地点。同时,又派一支船队去汕头海面佯攻,以牵制中国守军的注意力和兵力。12日凌晨3时前后,日军开始分数路奇袭登陆,在几乎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占据了滩头阵地,当主力部队和重武器上岸后,即按照预定计划攻击前进。第十八师团分成左右两队向淡水、惠州攻击;及川支队向横沥圩,第一○四师团向平海、范和岗大道攻击。途中虽有中国军队阻击,但未能对日军构成威胁。
“波”集团司令见登陆军队未遇到有力阻击,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一举进入增江右岸地区,提前攻击广州。10月14日,军司令部下令:及川支队从横沥圩向派潭、从化方向前进;第十八师团攻占惠州后,沿博罗、增城公路,向广州前进;第一○四师团进入平潭圩后,沿第十八师团的路线向广州前进[15]。14日傍晚,日军第十八师团之一部冒雨向惠州攻击,中国守军第一五一师之一部凭工事抵抗,但黎明前城门已被攻破,守城部队慌忙撤退。博罗守军见日军来攻,未作抵抗即弃城逃跑。
中国政府见广州危急,于10月13日发表《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号召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广东。军委会为确保广东,掩护海上通路,不顾当时武汉军事形势之危急,抽调第九战区之第六十四、第六十六两个军共5个师,紧急南下驰援广东。但远水难救近火,广东守军在援军到达以前已全线崩溃。
为保卫广州,余汉谋委任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率部防守东江。17日,第一五三师与日军先头部队接触,迫使其后退;独立二十旅在正果圩击退日军一支侦察部队。由于前方虚报战果,余汉谋作出错误判断,准备在增、博公路间包抄聚歼敌人,而对日军的合围之势竟不以为然。19日,日军攻占增城,接着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迅速向增城集结,于20日上午向守军阵地发动猛攻。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守军的阵地很快被突破,并在撤退中发生混乱,日军乘机追击。21日上午,日军追击队的先头部队从镇龙圩出发,沿公路向广州东面地区挺进,连续冲破守军的阻击后,于下午进入广州市区,控制了通向珠江沿岸的各主要公路。其余日军,也先后占领了广州周围的重要城镇。
日军在珠江方面的进攻,原定在10月27日发动,由于从侧面迂回的主力部队进展顺利,提早到22日实施。由于广州已被日军占领,珠江各要塞守军的军心已经动摇。在日军炮火猛烈轰击下,23日虎门告失。26日佛山被占。至28日,珠江水路全面被日军打通。
广州失守后,第十二集团军所部乃退守清远、横石至新丰一线,与日军对峙,整顿部队,准备尔后作战。从武汉回援的主力到达后,第十二集团军开始向日军发起反击,于11月24日克复从化,12月上旬又克复惠阳、博罗和宝安。日军因控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处处受到中国军队的威胁,于是被迫放弃大亚湾的补给联络线,集中保护珠江水运通道。至此,日本第二十一军以广州为中心,修筑工事,改取守势,与中国军队相对峙。
广州战役在武汉战役激烈进行之际爆发,前后只有10天时间,广州即先于武汉陷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略部署欠妥,情报工作不灵,一线指挥不力,这是重要的主观原因。广州失守之后,中国海上运输线完全被切断,这使中国抗战更增添了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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