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针对日军不断扩张的侵略活动,国民政府在未来得及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一方面调集军队仓促应战,另一方面仍力图通过外交途径,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1937年底至1938年初,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多变,特别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德国一度中断对华援助,使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日冲突的努力归于失败。而这时日本又提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方针,大力扶持汉奸伪政权。另外,国内政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经过多轮的谈判交涉,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急迫的条件下,也再度联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些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促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亟须改变抗战初期的临时性、局部性应战举措,对抗战有关方针、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与规制,以便统一认识,积极动员民众力量,并整合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与派别,确立战时政治体制,应付长期抗战。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国民党酝酿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1938年2月3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六十六次会议,“鉴于国难严重,负荷艰巨,认为有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之必要”,遂决议于该年3月29日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推由驻汉各常务委员起草[1]。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中执会常委会第六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不仅东北早已是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关内华北已经大部沦陷,上海亦成为日军重兵威逼之下的“孤岛”,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更已在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因此,已经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产生代表,只能采取权宜之计,以原出席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为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2]。2月22日,该委员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又议决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经费预算案》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武汉临时办事处组织条例》。在此基础上,3月10日,经国防最高会议电请,国民党五届中执会常委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作出决议:“此次大会原为长期抗战而召集,军事最高领袖与其他军政长官,均与前方息息相关,丁此强敌进犯,前方晨夕奋斗,随时请命之际,移地开会,自有必要,今既经国防最高会议决议于前,本会郑重决定于后,当为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所同谅共喻也。且自首都沦陷,政府西移,政府各机关分驻渝汉,主管长官身当前敌者,皆居武汉,若会场设在武汉,以便政府重要代表就近出席,亦无不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应改在武汉开会。”并决定由武汉临时办事处先行筹备,中央秘书处人员也应即陆续赴汉。紧接着在3月22日召开的中执会常委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上,议决通过《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组织条例》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3]。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活动,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召开。会议开幕式于29日上午8时在重庆举行,由林森主持,丁惟汾代蒋介石宣读开幕词。蒋介石在其致词中,指出了国民党现存的党纪不严、精神涣散等诸多弊病,认为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整饬党纪,改进党务。
临全大会各次正式会议安排在武汉举行。为了避免日机轰炸的干扰,会议时间均安排在晚上。3月29日晚上8时,临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举行预备会议,由汪精卫担任临时。会议通过团名单,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居正、于右任、李宗仁、吴敬恒、冯玉祥、戴传贤、陈果夫、孔祥熙等17人,并指派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4]。晚上9时举行了第一次大会,除通过团决定各案之外,由叶楚伧作党务报告,汪精卫作政治报告,王宠惠作外交报告。3月30日晚8时,临全大会开第二次大会,由居正任,听取了孔祥熙所作之财政报告与何应钦所作之军事报告。3月31日晚上8时,临全大会开第三次大会,由戴传贤、丁惟汾先后任,通过了各组审查的与会代表之提案,通过中央所提之《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案》。会议在讨论《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和《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时,对于设立参政会的必要性、国民党应否设副总裁,均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才得以通过。会议还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该次会议一直开至次日凌晨3时。4月1日晚上8时召开第四次会议,由冯玉祥、孔祥熙、蒋介石先后主持。议设总裁一职及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是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在会议上,余俊贤等代表提出一项提案,建议恢复国民党领袖制度并推选蒋介石为领袖。马立山等代表的提案则题为《请推举蒋同志介石为本党领袖以救亡图存案》。同时,国民党中央也以执委会的名义提出内容相似的提案,建议确立领袖制度,“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5]。在会议有关决议案中,更是从国民党的历史来论证建立领袖制度之必要,“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有重心,有干部,有生动之细胞,而后机构严密,运用灵活。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古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重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最后,在第四次会议议决通过之《对于审查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有关修改总章部分之决议案》中,要求在国民党总章第四章“总理”之后加上一章,即“总裁”章。并相应规定:“本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总裁代行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6]由于担心汪精卫的副总裁会落选,在总裁、副总裁的产生方式上,临全大会最终没有采取票选,而是以大会团的名义,提出以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团成员分别签字,并由吴稚晖代表提案人向大会提出并予以说明,最后以全体起立的方式得以通过[7]。蒋介石以当选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讲话:“历述日本谋我以谋实现其大陆政策之传统的手段,及我国欲谋独立于世界所不可避免的困难,故吾人应以最大之决心以征服之,最后之成功,惟有赖全党同志一致奋起,努力不息,领导全国共同奋斗。”蒋在讲话中还“对于党员及党部委员多所摘指,责促同志之省悟也。”[8]
此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权力构架中居于全党之上,甚至与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相提并论,表明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之重心[9]。这其中虽然不排除个人的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等因素,但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使然。自从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积极调动军队抵御日军进犯,努力整合国民党内外各种势力等,表现出较强的抗战态度与决心,这方面的立场和举措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国内许多政治力量的肯定。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其上述基本立场与地位的认同,这对协调、集中国民党各派系势力共赴国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大会最后宣言所称:“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10]蒋介石本人在当选之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真心,无异予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11]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总裁,对于遏制国民党内部的失败主义主张和投降主义逆流,阻遏汪精卫集团攫夺最高决策权,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4月1日的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现正从事于四千余年历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战。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不乏其例,然其关系,从未有如今日之深且巨者。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在政治上将使中国失其独立与自由,在经济上将使中国永滞于产业落后之境遇,而为日本工商业之附庸,远非以前历史上一时的暂时军事失败或政治失败可比。以此之故,吾人当竭其全力,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与独立;同时根据三民主义,继续不断完成政治上、经济上之建设,俾中国获得自由平等于世界。”[12]因此,抗战与建国并重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主要方针与任务。
4月1日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则是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议案。此项《纲领决议案》首先就其制定之目的作出说明:“中国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大业,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因此本党有请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之必要,特于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议决公布,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实现总动员之效能。”关于总则,决议案要求“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其中外交方面,要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同时要求尽力维护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的公约,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现存的友谊,并扩大其对中国的同情。军事方面,要求“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以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还要求安抚伤残官兵,优待抗战人员家属等。政治方面,要求“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绳”。“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并要求整饬纲纪,严守纪律,严惩贪官污吏等。经济方面,要求“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还要求整理交通系统,增筑交通线路,严禁商业投机,实施平价制度。民众方面,要求“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并要求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充分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救济、组织和训练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加强民众国家意识,辅助政府肃反活动等。教育方面,则要求“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还要求训练青年与妇女,以增加抗战力量等[13]。
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制定抗战建国大计,这在当时国内产生强烈的反响。国内其他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此次大会的召开予以相当关注。
在1938年3月1日,距离大会召开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就致电蒋介石并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提出“当目前日寇深入和全国民众的抗战积极进行之际,加紧巩固和扩大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作,加强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助,已成为国共两党同志和全体我国同胞的一致热望。”接着围绕如何推进国民党自身工作,如何加强国内团结,以及如何发扬民意争取抗战胜利等问题,提出中共自己的意见。其中关于巩固、扩大各党派的团结等问题,中共建议“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共同去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即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鼓动共同遵守的方针;同时由各方代表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解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而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还就统一战线纲领的内容拟定、发表方式以及统一战线组织的形成方式提供具体意见。关于健全民意机关问题,中共建议“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材;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关于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中共则提议将工、农、军、商、学各界组织为各种职业联合团体;同时根据地域原则,组织各地方统一的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并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统一的全国性领导机关,“以便真正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14]。3月2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如何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问题提出八条意见:运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增强国人必胜的信心;继续动员全国各种力量,保卫西北,保卫武汉;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继续改革政治机构;继续动员全国人民;优待抗日军属和伤兵等;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发展国防工业,并改进农业等[15]。临全大会结束后,《新华日报》以《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就》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这次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最近十年来国民党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因为这次会议表现了国民党更向前的进步,对于抗战时期许多重要的国策,更确定基本的方针。”社论肯定了大会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在外交问题和内政政策上的重大进步,表示:“国民党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就,正是中国继续抗战和争取胜利的重要步骤,我们深望这些进步的继续发展,这些成就的一一实现。”[16]
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议决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尽管没有完全吸取中共方面所提的建议,但中共中央在其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长江局的电文中认为,“我党十大纲领(除此纲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坚决赞助其实现,亦即为此”。还认为中共站在主动积极拥护纲领并促其具体实施的立场上,不仅能够取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且能够取得国民党内一切进步分子的赞许,从而有利于开展对一切顽固势力的斗争。因此,电文中着重指出:“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17]可见,不仅在公开场合,而且在党内文件中,当时中共对于国民党临全大会都予以了高度评价,表达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事实上,以后中共在向国民党当局争取抗战的合法地位与权益,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一再把《抗战救国纲领》作为有关主张的基础和出发点。
当时的《大公报》针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刊载了题为《全代会之决议及宣言》的社评。其中评论道:“此次大会之特值称道者,为充分表现卫国建国的积极精神,而《抗战建国纲领》,就是此种精神之具体化。……其内容与半年来各方论者之志愿,大体相符,且有许多是当然必然的事实需要,无可论辩。”认为《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的议决通过,一方面可以统一国民之意志,一方面更可以击碎日寇战败中国的迷梦。出于自身新闻媒介利益的考量,社评还对纲领案中宣布组织国民参政会,抗战期间在不违背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充分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予以高度赞许,视其“为扶植民权之重要规定”。并提出“抗战民权”的口号[18]。
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议决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可谓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次大会讨论制订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方略,决定了以后抗战时期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在相当程度上统一了政府与民众的意志,为保障抗日战争的推进提供了思想理论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基础,具有符合历史潮流的合理性、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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