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紧部署全面侵华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开始对中国发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决不是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历史悲剧,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梦寐以求的侵华战略之具体实施,也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之必然结果。
以武力侵占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把侵略目标对准中国内陆。它不断向邻近东北的华北和内蒙古地区扩展其侵略势力,使中国出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从而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在客观上也为日本对华侵略扩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抓住有利时机,拓展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势力,1934年12月7日,日本内阁的陆军、海军与外务三省有关官员经多次协商,达成一份意见一致的纪要,名为《关于对华政策》,然后分别通报各自的驻华机构。该纪要提出的对华方针是:“使中国成为以日本为中心,日满华三国友好合作,确保东亚和平的帝国方针的追随者”;“基本宗旨为在中国扩张我国的经济权益。”根据中国之现状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上述方针难于立即实现,故应分阶段“逐步追求”。对所谓扩张经济权益,纪要解释说:“实际上是奠定我在中国强固的经济地位。这一政策本身不仅是我国对华政策之根本,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以我方势力控制中国,使该国只能接近我方的有力手段。”当前对中国政局的对策,是促使其自然转化,在转化过程中避免强加于人,同时诱导这一转化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积极而顽强地实施我方认为必要的方针政策”,“使之处于除接近我方以外,别无他路可行之境地”。其中具体的方策纲要,分为一般方策、对南京政权方策、对华北政权方策和对西南派及其他地方政权方策等四项。这四项方策,以对南京政权即中国中央政府的策略最为强硬。比如,“在我方不主动谋求友好,而中国方面又侵害我方权益时,则我方应按自己立场采取必要措施,以严肃公正态度对之”;“要注意利用彼等的内部斗争,改变其抗日政策”;“如因保障我方权益,而采取必要措施的结果动摇了中国政局,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者”;“影响中日接近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基于远交近攻心理的诸般行动及外国给予的援助,对此应力加排斥”。如果这些言词的含意尚不十分明了的话,那么,下面一段就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南京政权的存亡决定于其有无打开中日关系的诚意,如无诚意,即将其赶进不能存在的最后境地,此即对南京政权的基本方针政策。”[1]
尽管这是日本政府中三个部门之间达成的方案,因为这三个部门是对华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机关,而且又作为官方的意见正式提出,所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时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正忙于内战,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一再妥协退让,导致日本政府推迟了实施强硬方针的时间。然而,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上述方案已经为日本的对华战略定下了基调。
此后,中日两国曾就改善关系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由于日本根本没有谋求两国平等友好的诚意,所以谈判不可能有圆满的结果。对日本来说,“日中亲善”只是对外宣传的一个口号。就在谈判期间,日本军方一面抓紧向中国的华北、内蒙地区扩展势力,妄图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部早已开始充分准备。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每年都制订一份对华作战计划,以备一旦发生军事行动时使用。在1935年制定的下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准备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同时发起攻击,具体部署如下:以第七军(包括三个师团和两个旅团)攻占北平与天津地区;以第八军(包括两个师团)同海军相配合,在山东半岛登陆,夺取青岛、济南等重要城市,与第七军合编为方面军,进行华北会战;以第九军(包括三个师团)配合海军攻占上海地区,然后第七、第八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第九军溯长江西进,从两路夹击武汉,进行华中会战;另外再以一个师团从福州、厦门、汕头登陆,进行华南会战[2]。次年8月,又制定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该计划把上年度的作战部署作了修改,决定再增加三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北作战,增加第十军(包括两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配合第九军进行华中作战[3]。这样,准备用于对华作战的兵力增加到了14个师团。对此计划,日本海军虽然也采取同一步调,但认为中国正致力于统一,限定局部作战是不现实的,必须做出全面战争的计划。因海军具有较大的机动性,所以一开始即准备去中国所需要的地方,用必要的兵力,迅速达到目的[4]。
1936年8月7日,在“二二六”政变后上台的日本广田内阁举行五相会议[5],决定了所谓《国策基准》,更以国家基本政策的形式,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称霸亚太地区确定了总体方案。其中明确提出:日本的根本大政,是“使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当前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行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6]。方案中虽没有直接使用以武力侵华的文字,但从日本要在“名义上和实质上”充当东亚盟主,以及“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这两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日本政府已把中国同“满洲国”一起列为日本的附属国,除非中国主动向日本臣服,否则武装侵华在所难免。
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广田内阁计划统一调整内外各项政策,以适应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首要任务是扩充军备。陆军军备之扩充,以能够同苏联远东的兵力相对抗为目标,特别充实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兵力;海军军备之充实,应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其次是调整外交政策。在总体上应以不折不扣完成根本国策为基本原则,军部应对外交机关进行内部援助,避免军部直接出面,使外交机关能够进行有利而充分的活动。第三是革新改善政治行政机构,确立财经政策,并充分运用各种措施,以同上述根本国策相适应。其中包括“指导和统一国内舆论”,“发展执行国策所必需的产业和重要贸易”,“加速制定国防和产业所需重要资源、原料的自给自足计划”,等等[7]。
广田内阁在确定《国策基准》的同一天,还在四相会议上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其基本精神虽大致与前者相同,但较多地采纳了陆军方面的意见。在审议外交方针时,陆军曾一再强调,充实对苏军备预计至1941年才能完成,因此在今后五年内改善国际关系和其他形势是十分必要的。其中的对华方针是:“诱导其不得不改变对日态度,力求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础的日华合作”,“同时努力使华北成为日、满、华共同防御苏联扩展赤化的特殊地区”[8]。依据这一方针,8月11日又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其对华策略分为华北、南京政府、其他地方政权和内蒙方面四个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已明确提出了“签订防共军事协定”、“签订日华军事同盟”、“解决日华悬案”等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聘用最高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建立航空联系,签订互惠关税协定等内容[9]。这些要求,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之重现。
同年8月25日,广田内阁又决定了1937年以后日本重点实施的七大国策,其主要内容有“充实国防”、“振兴产业和发展贸易”、“确立对满的重要政策”、“整顿改善行政机构”等[10]。另外从1936年开始,日本政府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就扩充重要产业进行具体策划,拟订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该计划的立足点是“综合运用日满两国资源,其中不足部分靠华北解决”[11]。计划的实施时间为1937年至1941年。与此同时,日本陆军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40年前后爆发的判断,于1936年11月拟订出《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准备在战时“大约配备40个师团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空军约140个中队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部队”[12]。从这些动向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正在大力进行战争准备,伺机向中国等东亚邻国发动侵略战争。
20世纪30年代的东亚地区已是国际关注的热点,日本妄图充当东亚盟主,必然要与西方大国发生冲突。为确立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日本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个重大的行动——与欧洲的德国结成同盟。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正式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及《秘密协定》。《协定》虽然打着“防共”的招牌,实际上不仅针对苏联,同时也针对美、英、法等西方列强。这一协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与德国结成了国际法西斯阵营。
正当日本积极扩充军备、振兴国内产业,以便在适当时期内发动侵略战争之际,中日两国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于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力量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开始趋于强硬。日本国内的一些党派因不满军方对政府的操纵,于1937年1月公开在议会上发表攻击军部的演说,引发了政潮,导致广田内阁倒台。其后,宇垣一成的组阁计划因陆军的强烈反对而流产;2月初成立了威信不高的林铣十郎内阁。由于政党的倒阁运动越来越激烈,林内阁执政未满三月,又于5月31日宣告倒台。6月1日成立了由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为首的新内阁。
面对中、日两国出现的新情况,日本政府对原来的对华政策重新进行研究,提出了修正方案。1937年4月16日,日本内阁在四相会议上决定了《对华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新的策略和方针除给南京政府一定的面子和“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之外,其他苛刻要求没有实质性改变[13]。这一表面的友善态度,当然无法缓解中、日两国间的矛盾。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华北地区控制的增强,中、日之间的矛盾与磨擦出现不断加剧的趋势。
对于急于想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地区扩展其侵略势力的日本陆军来说,这种局面是不能容忍的。6月5日,在中国进行一个半月视察后的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向军部提出一份报告,明确指出:“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14]6月底,日本参谋本部的井本雄男到华北视察后,在报告中陈述了这样的意见:“日本方面军部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观察大体一致,但在策略方面存在分歧。少数人的意见认为,应该日华平等互惠,和平共存;而大多数的意见认为,对中国打击一下就能改变局势。”井本在报告了上述意见之后,又加了一句:“这种状态还不明白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 [15]其实这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总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前夕,要对中国实施“打击”的主张,已经在日本军方高层屡屡被提及。当时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已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16]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听到了“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传闻[17]。不久以后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谋划全面侵华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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