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和运作
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抗战初期蒋介石试图改造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统治基础的重要举措。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对该党现状时有不满与担忧。早在1932年,孙科就曾表示:“自北伐以来未满民望,党之信用日减,迄至今日,民众对党已大怀疑。”[1]蒋介石也在国民党内的一些场合坦言对党务的失望之情。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全国民众包括广大青年表达出高昂的爱国热情,蒋介石担心国民党吸引青年、让人民诚心服从领导的能力[2]。蒋介石在不同场合,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进三青团的筹组活动。1937年九十月间,蒋介石在南京数次召集CC、政学系、黄埔系、复兴社等派系重要人物开会,明确表示国民党内原来存在着的CC、复兴社和改组派等秘密小组织,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而应当予以解散,成立一个“大组织”,进而实现各党各派和全国的团结。在商议新成立组织的名称的时候,蒋介石反对加上“中国国民党”的字样,而主张以三民主义相号召[3]。
蒋介石非常重视三青团的筹备。1937年11月初,当华北战场和淞沪抗战受挫之时,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调整各省的同时,也在“研究青年团之组织”[4]。1938年1月,蒋介石进一步确定了“青年团组织之性质与干部名单”,认为“青年团必须有政纲”[5]。蒋介石还亲自决定了三青团筹备委员会的名单。至此,三青团的成立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致大会开幕词时指出:国民党目前存在的严重缺点就是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因此他认为大会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国民党自身的改进[6]。该次大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提出了党务改进与调整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设立青年团。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青年团,将预备党员制取消。”大会通过的另一个议案《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也指出:“抗战实力,寓于民众,而青年尤为国家民族之瑰宝,本党应取消预备党员制,另设青年团,征求全国优秀青年而训练之,使各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7]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国民党章程总章第一章第五条写道:“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其办法另定之。”[8]这样,三青团的成立便在国民党体制内获得了最高法源依据。同年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该案指出:“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依照本党总章第五条之规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规定青年团设团长一人,由国民党总裁兼任之;设评议长一人,评议若干人,组织评议会;青年团干部由团长指派之;青年团为公开团体[9]。经蒋介石指定,有陈诚、陈立夫、张道藩、朱家骅、谷正纲、贺衷寒和康泽等人进行了三青团的筹备工作[10]。1938年6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公布,共15章72条。这样,三青团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了。
经过酝酿与筹备,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在武昌成立,蒋介石自兼团长。成立仪式上,蒋介石首先进行宣誓:“中正正心诚意,与本团全体同志一心一德,矢忠矢信,继承总理遗志,实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以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全体干事、中央团部各处正副处长和工作人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余誓以至诚,力行三民主义,服从团长命令,严守团纪,执行决议,实践新生活信条,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不辞劳怨,不惜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11]
三青团中央团部设干事会,干事会的职权有:执行团长命令;决定工作计划;组织下级团部并指挥监督之;办理监察会移付执行的案件;编制预算决算支配全团财务。干事会下设长办公处、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经济处、社会服务处、总务处。各处均有专门负责人专司其职。1940年4月,长下又增设女青年处。
三青团成立时,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31人,以陈诚、朱家骅、陈立夫、贺衷寒、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谭平山、谷正纲9人为常务干事,其中陈诚被蒋介石指定为长。嗣因陈诚承担的前方军务繁重,加派朱家骅兼代长职务。1939年9月1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陈诚等35人为干事,程思远等15人为候补干事,陈诚等9人为常务干事,陈诚仍为长。1940年9月,陈诚因军政事务繁忙辞去三青团干事会长,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蒋介石另指派张治中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长。1941年11月中央干事会干事任期届满后,蒋介石重新选派张治中等49人为干事,毛庆祥等19人为候补干事,张治中为中央干事会长,下设长办公室、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社会服务处、女青年处、法规审查委员会、人事甄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12]。
三青团中央团部还设立监察会,由团长选派15人为监察,9人为候补监察。团长从监察中选派人组成常务监察会,并由团长从常务监察中选派一人为长。监察会的主要职权有:监察团务进行;检举并审议干部及团员违反纪律案件;稽核全团决算及经费收支;指挥下级监察工作[13]。1939年9月,中央监察会监察为邵力子、陈布雷等35人,其中王世杰、朱家骅、陈布雷、邵力子、罗家伦为常务监察,王世杰为长,下设长办公室,包括总务、审查、稽核3个组。1941年11月,第一届监察会期满,其中黄仁霖监察、袁守谦、陶百川二位候补监察调任中央干事,马君武监察病逝,于是以顾孟馀、吴南轩为监察,张洪元、余井塘为候补监察,余均连任[14]。
三青团团章还规定设指导员若干人,由团长聘任,负责指导团务。1941年11月,蒋介石首聘9人为三青团中央团部指导员,他们是吴稚晖、戴季陶、孙科、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叶楚伧、张伯苓、蒋梦麟[15]。
三青团组织除了中央团部外,下设支团、区团、分团等组织,根据战地与后方并进、学校与地方并重的发展原则,先在重要地点建立组织,逐渐扩充至各地区及各部门,包括内地各省、敌后战区、边疆海外。到1944年12月底,三青团建立有支团26个,区团35个,分团970个,合计达1031个组织单位,包括设于行政区者878个,战区19个,边疆13个,海外25个,学校72个,训练班团21个,其他区域3个。三青团成立后,非常注重发展团员,扩大团员的总数。据统计,1938年三青团成立的当年总人数仅为9207人,但第二年即1939年的团员总数已经扩大到89,664人,1940年更是发展到了总数达259,147人,1941年总数达421,161人,1944年则发展到了887,865人[16]。三青团团员的年龄构成中,按照1944年的统计,16岁至30岁占94.28%,30岁以上者为5.72%。以教育程度来看,中等学校毕业者最多,小学毕业者其次,受高等教育者较少[17]。
三青团成立后,中央团部和地方团部即大力举办干部训练班团,从1938年到1944年,受训干部达11,011人,后来扩充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另外,根据蒋介石1939年5月关于举办青年营的手令,同年三青团中央团部和四川支团部分别在重庆、成都两地试办夏令营,以后成为三青团训练干部的重要方式,得到迅速的发展。1939年的重庆、成都两地夏令营共有学员719人;1940年则举办了重庆、成都和城固三个营,学员数增加至1429人;1941年发展至重庆、成都、陕西、贵州、福建五个营,学员共2496人;1944年则共举办19处夏令营,学员总数6157人[18]。三青团举办夏令营既有刷新青年道德观和政治观的使命,还有着扩大组织的目标,训练对象以中学以上学生为主,学员不限于具备团籍者,训练内容包括政治训练与文武体育各种课程。
三青团还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如中央团部创办青年书店和青年印刷所,编印《中国青年》月刊、《三民主义》半月刊、《文化新闻》周报,开展对国内外青年的广播。各级地方团部也都出版有刊物。此外还三青团并把宣传工作与各种服务活动、娱乐活动结合起来,如办理青年馆、服务社,举办演讲会、座谈会、展览会、音乐会、游艺会,组织开展慰劳征属、旅行竞艺等活动。一些地方的团部还设立了农场、林场、工厂、合作社。另外,三青团举办的青年学业和职业辅导,也受到广泛的欢迎。
处于战区的三青团组织和成员,还参加了协助军队作战、疏散难民、安抚流亡等工作,如武汉会战后期的撤退,以及河南与湖南的数次战役中,都有三青团组织进行着运送伤员、担任向导和慰劳军队等工作。而处于敌后的三青团组织和成员,则与日伪进行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总体来看,抗战初期三青团的建立与开展的基本活动,主要服务于蒋介石整饬不同秘密团体、促使国民党进行除弊更新的目标,同时在国统区青年群体中扩大了蒋介石的影响,扩大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另外,也有助于推进当时国民党确立的抗战纲领和基本政策,对抗战事业有着积极的作用。
随着三青团的筹备和成立,原先处于国民党体制内的复兴社、青白团等秘密团体停止了活动。但是,旧有的派系之争不仅没有中止,相反却以新的样式得以存续甚至发展了,其结果对国民党的体制及其运作造成了冲击。
三青团成立后,其与国民党的关系颇为微妙和复杂。如前所述,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三青团是由国民党所设立的。但是,三青团的创建者蒋介石,虽然是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兼任三青团团长和总揽团务,却明确反对在三青团的名称中加入“中国国民党”,明确表示不想使三青团成为国民党组织的下属部门,以避免其沾染国民党的弊端与恶习。正如蒋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中所称:“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19]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文中明确提到“求抗战建国之成功”和“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 仅笼统谈“中正受命党国”,但却不明确提及中国国民党。另外,1939年12月4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长陈诚在第五期党政训练班作“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宗旨及今后团务推进方针”的宣讲时,就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关系有如下说明:从本党与本团的组织系统上来讲,党部与团部都各有其一贯的系统,本党以政纲政策领导整个的团,但各级平行的党部与团部并不发生隶属关系;他还引用了蒋介石在《党与团的关系》训词中的说法:“在整个系统之下,党部指导团部,党员指导团员,为的是要共同为我们主义而奋斗,但要知道‘指导’与‘指挥’不同,指挥有上下统属的关系,指导完全是引导辅助的意思,故不仅党员指导团员,团员也可以指导党员,并且党员团员都可以尽忠竭智辅助领袖……团员应知道团的基础在于党的健全与充实,党员应知道党的前途有赖于团的向前开展,互相辅助,互相提携,向共同的目标而努力。”[20]这一说法可以为国民党和三青团各持一端,各为所用。
另外,从三青团征收团员的年龄规定来看,最初上限为28岁,后来调整为16至30岁的青年都可以加入为团员,且“对本团工作有特殊需要者”不受上述年龄限定[21]。这就使得三青团与国民党间界限变得比较模糊。事实上,三青团成立之后,其征集发展团员的速度远超过国民党。1938年三青团成立,当年团员数为9207人,同年国民党党员数为633,402人,党、团员比例为68.80∶1;待到1941年时,国民党人数为1,745,697人,三青团则发展至421,162人,党、团员人数比例仅为4.14∶1。而到1944年,这一比例进一步缩小到3.13∶1[22]。三青团的发展势头,仅从成员数量上来看,大有直追国民党之势。
对于党团之间的关系,国民党也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解决。1939年,国民党制定《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国民党征收党员,以25岁以上为原则;团员满25岁时由中央团部介绍入党;在校学生虽满25岁,仍应入团,已经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入团,保留党籍[23]。1940年11月25日,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一百六十三次会议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植团的发展。”党的工作应注重与政治配合,团的工作则注重与教育配合,但二者的工作互相配合,力避重复抵触。同一地区如有党与团的组织,党不征收未满25岁者入党,团不征收已满25岁者入团,现有团员如年龄已满25岁以上者,一律介绍入党;现有党员如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划入青年团,保留其党籍,但党与团的各级干部及工作人员,不受上述年龄的限制。党的活动范围注重于社会,各种民众团体内的团员在民众运动领导方面参加党团组织,由党部统一领导。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各级学校党部不征收学生为党员,青年运动及童子军少年团并由团领导[24]。1941年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一百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实施细则》,其中又规定:研究生不以学生论。各级军事学校、各部队、各陆海空军干部训练机关、各交通路线及中央政治学校专设党部。凡是一个地区或学校尚未成立团队者,该地区或学校党部对青年工作照旧进行[25]。
然而,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客观上的组织关系准二元化、成员来源的相叠,加上三青团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使得两者之间出现了恶性的“双轨竞进” [26],争议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党团之争加剧了国民党体制内本已存在的派系政争,使得战时本已十分稀缺的各种资源无端耗费,并且销蚀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对战时国民党的体制造成了相当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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