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道宁、高宗武赴日
陶德曼调停终告失败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对此深感失望,但没有死心。由于受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中,“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等词句的诱惑,他们急于寻找新的渠道,与日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周佛海曾回忆说:“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1]
为进行所谓的“和平工作”,汪精卫与周佛海几经密商,于1938年2月在“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之下设立“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负责。
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后转入东京帝大,1931年结束学业回国,并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此间,他担任《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经常就中日问题发表论文,一时名声大噪,被称为“日本通”。蒋介石亦十分欣赏他的文章,并有意延揽其进侍从室工作,最终被其婉拒。1932年底,高宗武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研究日本问题。是时,汪精卫正以行政院长身份自兼外交部长,他遂邀请高宗武进外交部任职。1934年初,高宗武入外交部工作,次年即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二十九岁。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与他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此后,高宗武在获得蒋介石许可后辞去外交部工作,南下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会”为掩护刺探日本的和战动向。
赴港之前,高宗武曾前往南京银行公会吴震修家中会见正在中国的日本人西义显,商谈中日“和平问题”。西义显是日本满铁南京事务所主任,长期在沪宁地区活动,与不少工商金融界人士及政府官员相交甚笃。听罢高宗武的意见之后,他专程赶赴大连,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报告,请他为之设法。松冈对西义显说:“事已至此,实为中日两民族宿命所定。但将来或有机会恢复和平。你能获得中国人如此信任,亦属难得,你可待机行事。你如有意,可任意选择住地,以便与南京(中国)同志再行会面。”[2]为让他专心从事和平工作,松冈免去了西义显在满铁的一切工作,还给他一笔巨款和一封介绍信,让他去东京面见近卫文麿首相。当时中国军民正在淞沪地区奋勇抗战,举国上下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和谈活动无从下手,西义显只得返回上海,等待时机。
1938年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官员董道宁突然前去上海拜访西义显。董道宁早年留学日本,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曾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参事,同西义显早有交往。两人一见面,西义显即明白其来意。得知他为两国和平曾找过川越茂大使后,就鼓动他直接去东京活动。为打消董道宁的疑虑,西义显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以交战国外交官之身份,既秘密来上海,会见敌国大使,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赴东京直接说服敌国政府,理义虽同,而效果则更大”。“对于你的行动秘密,我负绝对责任,其实较你在上海之保守秘密更为容易。你若有此决意,我当先赴东京,但你是以(中国)亚洲司第一科科长之资格前去,东京自当感激。……今日之悲剧,系由两民族缺少互相信任而起,你赴东京,即表示中国人信任日本人,为建筑信用之第一步。两民族能互信则生共感,东洋之社会始能走上构成之路”[3]。
1月17日,西义显将此消息向长驻上海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局长松本重治报告[4]。松本非常重视,亲自会见董道宁,他说:“我认为这次访日旅行对两国都有重大意义,就这样置于不相往来的状态是不适宜的。”[5]同时他还建议西义显立即返回日本,与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联系。1月19日,西义显即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得到影佐首肯之后,他急派助手伊藤芳南前往上海,为董道宁代办赴日手续,自己则留在东京安排接待事宜。
事实上,董道宁此次与日方秘密接触进而秘访日本,是直接受到高宗武指派的。2月25日,董道宁在伊藤芳南陪同下离开上海,次日抵达日本长崎,28日赴横滨,然后去东京,在横滨与东京共待了九天。3月10日董道宁离日,取道大连,于3月15日回到上海。秘密访日期间,董道宁先后与陆军省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第二部长本间等人进行了会谈,大体摸到了日本陆军对解决中日战争的基本立场。如多田骏一开始虽然表示:“此次两国间不幸冲突……应及时妥为解决。”他信誓旦旦地说道:“日本对于贵国领土完整、行政独立,完全尊重,毫无野心……以后对于贵国内政问题,绝对不采取干涉态度,此点可以明言。”但是,旋即多田骏宣称:“惟贵国必须根本放弃抗日政策。换言之,将现在之抗日亲苏政策一变而为亲日抗苏政策是也。”而影佐则赤裸裸地提出:“日方希望中国有大政治家亲自出马,与日方开始交涉。”他提出了中国必须接受的“最基本条件”:放弃抗日政策,与日方合作;承认伪满洲国;对日本赔款;日本在华北驻兵;严加防共[6]。这与1937年占领南京之后日本通过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的条件并无二致。
结束访问时,影佐特地至车站送行,并请他将两封亲笔信带给当年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何应钦和张群。信中称:“要解决中日事变,不是用条件做交易所能解决的,无论日本和中国,都必须互相赤诚相见。”“如能有这样的态度,把过去的事情付之东流,披沥诚意,赤诚与日本相会,则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应有赤诚握手的气概。”[7]显然,影佐的立场非常明确,即希望中国的亲日派一笔勾销日本侵华的滔天罪行,无条件地与他们“赤诚相见”,充当汉奸,其本质与一个月前发表的“近卫声明”毫无二致。
董道宁秘密访日期间,高宗武也在努力寻找同日本方面接触的渠道。为给谋和活动披上合法外衣,周佛海向蒋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等地收集日本情报。得到蒋介石首肯后,高宗武不仅取得了军事委员会的出差证明书,以避免出入境的麻烦,同时又可按月从蒋介石的军事机密费中领取一笔活动经费。到香港不久后,他即秘密前往上海,与松本重治取得联系。3月15日,董道宁与伊藤芳南抵达上海。次日下午,高宗武与松本重治在一家饭店约见他们,询问访日情况。为进一步扩大秘密联系的渠道,几位中日人士决定以兄弟相称,并给每人编一个代号: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二郎”,伊藤芳南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影佐祯昭为“六郎”[8]。
高宗武认为,下一步工作关系重大,于是决定去香港与日方仔细商量后再作决定。3月27日,高宗武、董道宁同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南等人,围绕中日“和平”谈判的主题,在香港浅水湾旅馆展开长谈。高宗武首先介绍了武汉国民党中枢对陶德曼调停的态度,他强调说,之所以将这些情况向日方报告,是为了让在座的日本代表“了解中国方面对陶德曼大使所转达的广田外相的和平条件,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是面向和平的。如果日本稍加忍耐,那么两国就是已经走到和平的大门口了”[9]。松本重治与西义显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认为董道宁在东京的活动,使陆军内部一些人对“和平”的愿望愈发强烈了。作为陆军统帅部现役军人影佐祯昭,能够直接给中国高级官员写信,证明他已“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于是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看法,即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意向如果能够互相沟通,再加上两国“和平派”的活动,两国之间开展“和平运动”的可能性是充分具备的[10]。
会谈过程中,高宗武又向日方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认为国民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和平派”,而且其势力正逐步扩大。松本等人听后,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感到异常兴奋。在具体讨论如何把影佐的信交给何应钦与张群时,决定由周佛海转交蒋介石,让蒋介石了解此事[11]。会谈结束后,高宗武、董道宁返回汉口,西义显则去东京,相约十天后仍在香港碰头,交换后续活动情况。
高宗武回到汉口后,立即向周佛海详细汇报,并拿出影佐的两封信。周佛海兴奋不已[12],他随即向汪精卫请示,汪认为这是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应让蒋介石知道为好。于是,周佛海通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将影佐的两封信交给了蒋介石。蒋命高宗武再去香港,并向他指示:“把这一主要意思传给日本:我们并不是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自己反共的。”[13]蒋介石日记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上午听高司长报告,乃知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14]可见,结合战局进展状况和其他资讯,对于来自高宗武的有明确导向性报告,蒋介石主要解读为日本急于与重庆政府休战议和。至于如何应对,蒋介石在稍后的日记中提到“对倭和战方针”之时,既写到要“准备大战”,又指出“此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并且“与汪(精卫)张(群)谈对倭策略”[15]。可见,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乃都认为,以津浦线为主要区域的徐州会战的有利态势,已经挫败日军自攻占南京以来的新一轮军事战略目的,中方大可乘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乃至达成和局。
4月16日,高宗武重返香港,他在浅水湾旅馆再次与西义显会面时称:“蒋委员长读影佐大佐之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口头转达委员长之意向。”蒋介石的主要意向是:对影佐的“诚意与勇气表示敬意”;“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原则上可予承认”;“若上述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16]。高宗武一再强调:这是蒋介石亲口对自己说的,希望西义显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及时向影佐转告。
4月27日,西义显自香港返回东京,正式向陆军参谋本部要员汇报。然而,此前对“和平工作”很有兴趣的参谋次长多田骏却保持沉默,连影佐祯昭也一言不发。原来,侵华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被歼二万余人,不仅损失惨重,而且面子大失。日本政府恼羞成怒,正调集兵力,准备向徐州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此情况下,“和平运动”自然被抛到了一边。
5月底,高宗武返回汉口,同汪精卫、周佛海等商量对策。这时,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近卫内阁进行改组,宇垣一成替代广田弘毅出任外相。宇垣是个老资格军人,曾任清浦、加藤、若槻等多届内阁的陆军大臣,被认为是日本军内“中庸派”人物。他对英、美较亲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力量也有一定认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曾主张采用“不扩大”方针,企图通过“和平”途径实现日本的侵华目标。因此,宇垣的上台,预示日本对华策略将有所改变。事实固然如此,宇垣在入阁时曾向近卫首相提出四项条件,其中两项是关于对华方针的:“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1月16日的近卫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迫于必要时予以取消”[17]。他一上任,即向新设立的五相会议提出修改对华方针的建议,再次向中国政府伸出招降之手。6月24日,五相会议确定了“以大体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为前提”,“不妨碍有条件地接受第三国的调解”的新的对华方针[18]。
对于宇垣上台,中国方面表示欢迎。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专门发贺电表示,日本如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汪精卫等人则更显得兴奋。周佛海认为,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较大可能性,于是一再对高宗武说:“到东京去一趟怎么样?”高宗武也因此有些跃跃欲试。此时,蒋介石已考虑另派亲信前往香港与日本接洽和谈,而让高宗武继续留在武汉活动。周佛海认为,中日“和平”出现了转机,不能就此撒手,于是又给高宗武打气,称:“蒋先生方面由我负责,你应该断然到东京去!”[19]经周佛海屡次鼓动,高宗武瞒着蒋介石再次秘密前往香港,与西义显等人会面。
经多次接触,双方都已表明立场。为使今后工作不致引起误会,经西义显提议,两人于6月14日签订《备忘录》,主要内容是:“鉴于日华两国内部事情,为中介和平,计划第三势力之结合”;“第三势力,对于互相交战之日华两势力须保持公正妥当之立场”;“和平实现之绝对条件,为日本放弃其帝国主义,以两国平等之原则,相互承认其立场”;“第三势力于达成和平中介之目的时,即行消解,不使妨害统一中国之实现”[20]。显然,所谓“第三势力”,即指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他们准备离开抗日阵线,以独立姿态“调处”中日两国的战争。
6月17日,松本重治从东京来到香港,参与策划。他们一致认为,“和平运动的主要之点”是日本从中国撤兵。高宗武满怀信心地说:“问题就是这样。日本方面如果声明在一定期间内撤兵,仅仅有这个声明,和平运动必定成功。”[21]同时,他们也承认,日本撤兵是个难题。如果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日本连撤兵声明也不会发表;而要蒋介石下野,中国方面也绝对不会同意。为寻找妥协方案,高宗武设想:日本先发表撤兵声明,蒋介石自己下野,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这时希望停止战争的各种“杂牌军”会从“各方面响应”,形势应当会出现转机。松本等人对此计划存有疑虑,认为有些地方“相当地混乱”。因没有更好办法,只能对此计划做进一步研究[22]。在战争进行之际研究撤兵问题,松本重治深知风险很大。他一面提议双方都要“绝对秘密”,同时又邀请高宗武一起去东京。为进一步探知日方的“和平”意图,高宗武决定秘密前往东京。
1938年7月2日晚,高宗武乘坐日本“皇后号”客轮抵达横滨。上岸后,高宗武为避免外界探悉,“即乘汽车径赴东京”,当晚“住九段‘偕行社’”[23]。次日,他在松本重治、影佐祯昭等人的协助下,移往麻布区住友银行贵宾别墅居住。当晚,高宗武与前来拜访的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进行会谈。7月4日上午,高宗武又与影佐祯昭会谈一小时。日本陆军省改组后,影佐祯昭获任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兼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手中实权大增,“可称为日本对华政策之中心人物”。高宗武事后回忆说:“此一小时之会见,余以为意义颇为重大。”当天下午,高宗武还与来访的日本参谋次长多田骏进行了会谈[24]。此后数日,高宗武先后会见了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同盟通讯社社长岩永裕吉等重要人物,并前往首相官邸拜访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并与之会谈。
7月3日晚与松冈洋右见面时,高宗武表示:“此行既不代表政府,亦不代表个人,既非求和之密使,又非军事之密探,专以个人资格请教贵国朝野之意见,以作余个人今后努力张本。”[25]此后与其他日本政要会谈时,高宗武又反复强调这一点。在谈话中,这些日本政府的军政要员顽强狡辩,不断推卸战争责任。板垣征四郎强硬地声称:“非蒋介石先生负责下野、国府改组,日本只有忍痛牺牲一切,以求事件之根本解决。”[26]影佐祯昭也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出任负责,则不但于日本方面容易转旋,即中国方面亦易作到,于中国面子,亦可保持。”[27]他们对蒋介石既想同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的两面政策非常不满,因而感到谋和还是以汪精卫出面为宜,于是得出以下结论:“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28]对此,高宗武一面呼吁日本深入了解中国人之恐日心理,率先表态息战,同时坚持只有蒋介石方能主持大局。
7月9日上午11时半,高宗武由东京动身,赴横滨乘船返国[29]。回到上海后,高宗武由于肺病恶化,住进医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他于8月下旬返回香港。高宗武深知,此次赴日未经蒋介石同意,问题严重,回武汉恐被蒋介石扣留,于是请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回武汉,将他的报告送交周佛海。周佛海接报后,立即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听说日本要自己出面“主持和平”,装出有些“吃惊”的样子。此时他尚未下定单独与日本谋和的决心,很想试探一下蒋介石的态度,于是装作不知,让周佛海“将报告原样交给蒋”。同时又表示:“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30]蒋介石看到报告,知道日本仍想要自己下台,心里当然恼火。但他不动声色,将这份报告批转张群和汪精卫阅读。几天后,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对他大发雷霆,同时严厉责问:“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31]他下令立即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并要高马上从香港返回汉口。
如前所述,关于高宗武与日方有接触一事,蒋介石是知晓的。据陈布雷日记记载,蒋介石在1938年6月5日曾约见高宗武近一个小时[32]。第二天,蒋再次约见高[33]。只是这两次约谈的内容,陈布雷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是6月23日自香港启程,经上海,于7月2日抵达日本横滨的[34]。但蒋介石在6月24日的日记中便提到:“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的日记提到:“高宗武行踪与处置。”7月9日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他的赴日情况报告送抵重庆后,由周佛海送呈蒋介石,其内容包括日本希望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来实现中日和平。蒋介石看了之后,在其日记中写到:“接高报告,知其误事不浅也。……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安有关系也。”[35]7月25日,蒋介石“与汪谈高宗武报告内容,觉汪神情皆不自然,岂果有愧怍之心乎”[36]?总之,蒋介石对汪精卫在当时中日秘密接洽中的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结果十分不满,下令停止向高提供活动经费。而“低调”集团日后便由梅思平出面与日方秘密接洽,谋划汪精卫出走。
高宗武的东京之行,为汪精卫直接与日本交涉铺设了道路。此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心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和平”。因高宗武身体不佳,周佛海遂让梅思平负责与日方秘密联络的工作。
为配合诱降工作的实施,日本政府在部署武汉、广东作战的同时,开始修订原有的对华方针。7月,日本内阁连续举行五相会议,确立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总目标是通过武汉、广东作战,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力争在年内结束战争。若无法实现此目的,则将以此配合对华新策略的贯彻实施,以适应侵华战争长期化的需要。具体策略有《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指导方策》、《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大纲》等[37]。
对日本政府而言,只有国民政府停止抗日,战争才会结束。因此,近卫内阁把对付国民政府置于各项对华策略之首。7月8日,五相会议针对国民政府是否屈服的两种情况制定两套对策。如果屈服,即将其作为一个政权来对待。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屈服?对策中列出了四项标准:“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二、与上述情况相配合,旧国民政府改变名称或改组;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取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蒋介石下野。”[38]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开始把“不作为对手”的对象只限于蒋介石个人,而把国民政府也包含在“新兴中国中央政权”的概念之中,这是其对华政策的重要转变。
日本政府设想于攻占武汉之后,立即着手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他们对于新政权寄予极大希望,即不仅使它“成为处理这次事变的中国方面的当事者”,而且要“使它成为能把日华国交从过去的一切矛盾中解脱出来,并以大众之观点,成为确立善邻基础的中国政府”。新政权的建立表面上“使中国方面行使”,实际上由日本从内部操纵,其政权组织形式,“采用分治合作主义”,即仅做到表面上的统一[39]。
按照日方的设想,新政权的建立大体可分两步走:首先,“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再联合蒙疆政权以及吸收各种势力,使其初具规模。在攻占武汉或蒋政权发生改组前,暂不正式建立。其次,在攻占武汉后,蒋政权如不发生分裂改组,就以现政府建立“中央政府”;蒋政权分裂改组,出现亲日政权时,“把它作为组成中央政府的一个成员,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日本政府在该新政权具备中央政府实力时,正式予以承认。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日本政府还要继续研究确定调整日华关系的基本内容,以便同该新政府签订新条约[40]。
根据上述方针,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通过各种渠道,在抗日阵营里寻找合适对象。汪精卫集团当时只是诸多对象中的一个,尚未引起日本政府特别的重视。随着武汉战役的发动,日本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工作接连遭到失败,而对汪工作却进展顺利。于是,“汪兆铭工作”便日渐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
下一篇：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