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战役
南昌地处南浔、浙赣两条铁路的交会处,毗邻鄱阳湖,与长江相通,战略地位重要。武汉会战时期,南昌本是日本攻略的目标之一,但当时由于薛岳兵团的顽强阻击,日军被迫受阻于修水以北之线。尽管如此,南昌地区中国军队的存在,对日军利用长江交通线及控制武汉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
南昌战役,是日军为巩固武汉、切断浙赣路而发动的,也是自武汉会战后,中日军队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交战。南昌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如下:国军方面为第一、第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二等集团军,合计13个军,34个师,无海、空军支援。日军方面为第十一军第六、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及第一一六师团之一部,另有各型作战舰艇40余艘,战机约600架次[1]。
1939年1月底,日军第十一军即制订了《对南昌作战要领》,决定“军约以两个师团及强大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等,沿南浔路一线地区进攻南昌。另外,以有力的一部向箬溪-修水公路挺进,以利于上项作战”。2月6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又向第十一军发出《对南昌作战要领》称,“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2]。
中方最高统帅部于2月下旬即已判明日军的进攻企图,最初,中方考虑先发制敌。1939年3月7日,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于3月15日向赣北日军出击,但第九战区因部队调整与补给尚未完成,请求展期,军事委员会遂改令赣北中国军队对日军采守势。此时,日军第一○一、一○六师团主力已在赣北德安以南地区完成集结,第六师团亦在箬溪一带完成攻击准备。随后不久,日方即向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1939年3月17日晨,日军第一○一师团一部向赣北修水涂家埠北岸青山一带的中国军队进袭,并强渡南岸。东路日军第一○六师团以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则自鄱阳湖向吴城方向进犯,中国守军奋起应战,南昌会战由此拉开序幕。
3月19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于涂家埠、穗津间南渡修水,并向中方阵地炮击300余发混用毒气弹,中方部队旅长龚传文及另两名团长中毒[3]。不久,日军占据涂家埠以北六七里处之大路叶一带。中方守军第一四二师组织反攻,战事十分激烈,大路叶阵地三易其手,双方伤亡均重[4]。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涂家埠西北之陈村一带进行了数日交战。由于在涂家埠地区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20日晚起,日军主力转向永修至虬津之间,分由狗子岭、刘庄、廖家渡和花园魏四处强渡修水。日军以战车、炮火和毒气弹为掩护,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方第四十九军和第七十九军与敌军血战四日,双方均有较大伤亡。此后,日军一路西进至狮子山与太子岭一带,迫使中国守军向南转移,另一路则向滩溪方面进攻。22日,日军在滩溪以北之大源桥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遂增加兵力,并且向中方阵地大量放射毒气,中国守军牺牲颇众,只得转退滩溪以南一带的高地续守。
东路在鄱阳湖西岸登陆进犯的日军第一○六师团,在狮子山附近受到中方预五师和第一四一师的阻击,鄱阳湖内之日军舰艇亦被中国军队击毁数艘。在激战数日后,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分路向吴城进攻,并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兼以连续施放毒气,中方守军伤亡惨重,吴城于24日陷入敌手。基于万家埠阵地已受日军优势兵力之压力,中方第三十二军遂转退至乐化以北的第二线阵地。
为便于作战指挥,蒋介石于3月23日下令重新划分第三、第九两战区的作战地境,暂定为鄱阳湖南岸,沿抚河,经南丰,再沿闽赣边境之线,线上属第三战区。同时,蒋令第三战区速调第一○二师开赴南昌增援,归罗卓英指挥[5]。同日,日军第一○六师团一部沿公路向万家埠和安义进犯,另一路则向安义与靖安之间的乾州突袭。当日,日军占领了安义城,并进至奉新附近,中方第四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九等军逐次南移,未能予日军有效阻击,不久奉新陷敌。
日军第一○六师团攻占安义、奉新后,除以一部向高安突进外,其主力部队由安义左旋,径向南昌突进。为迟滞日军攻势,中方第一○二师于25日奉命扼守奉新通往南昌之公路,但随着日军主力的抵达,第一○二师很快被击破,不得不退至丰城一带。第三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急调第三十二军自乐化赶赴南昌守备,但第三十二军尚未全部抵达,从西南方向之新洲、生米街迂回攻袭南昌的日军已经攻入城内。双方随即发生遭遇战,为争夺渡河,双方均伤亡重大。27日,日军第一○一、第一○六师团主力向南昌城发起猛攻,蒋介石致电中方守军第三十二军宋肯堂部,命其死守南昌待援[6]。然而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第三十二军大部被迫于当晚撤出南昌,向进贤一带转移,该军第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率余部拼死抵抗,与日军血战至28日凌晨方才奋力突出重围[7]。
为策应南昌附近会战,第九战区曾调驻湖南长沙、浏阳一带的第七十四军和第一集团军之第三、六十、五十八军前往高安东北之祥符观、会埠街地区,牵制日军第一○六师团。由于南昌快速失陷,上述各军遂在该地区与敌军展开对峙。此时,中方第十九集团军所部主力,在靖安、安义、大城等地附近与日军激战后,向上高附近转移。4月9日,高安陷敌。与此同时,中方第七十军在清安一带侧击日军,以策应处于被敌包围的第七十九军奋力突围,第七十军复与第四十九军一并转移至高安以东的锦江南岸地区。
南昌陷敌当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仍与中方第三十集团军对峙于武宁东北之津口一带,双方互无进展。28日,第六师团乘中方第三十集团军换防未竟之时突然发动攻击,中国军队被迫后撤,武宁遂于当日失守。
1939年3月30日,桂林行营发言人就中国军队弃守南昌发表谈话称:“敌人此次增兵赣北,拼其最后之死力,以四师团之众攻我南昌,经我猛烈之抵抗,旬日间,敌伤亡达一万五千余,并有高级指挥官多人,亦不能免,我当以消灭战之目的既达,乃于二十九日自动放弃,仅余空城之南昌,而向新阵地作有计划之转移,准备反攻,此仅就军事上言,南昌已失去死守之价值。再言南昌在政治上既已非我赣省省会之所在地,一切物资民众早已按照计划疏散,亦已失去政略之地位。故此次南昌之放弃,纯属循我既定之持久抗战一贯之方针,与全面战局毫无影响,而图增敌人之困难,益使其深陷于泥淖中而已。”[8]当时蒋介石虽然对“南昌失陷如此之速”感到不满,但仍然清醒地认识到,“南昌失守后之战略,仍以不决战为主也”[9],“此时战略,仍以打击敌军消耗敌人为主旨,而不在城市之得失”[10]。
南昌失陷之后,日军继续在赣北攻击中国军队,中方亦十分重视赣北战场,不愿轻易退出这一地区,双方仍有若干战事。1939年3月底至4月初,中日双方屡次交锋,赣北武宁、祥符观、高安等地也数度易手。即便是对于南昌,中方自最高军事当局以下,亦希望早日收复。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令其统一指挥第九、第三战区之部队。此后,军事委员会又制定《攻略南昌计划》,其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路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系,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为4月24日顷[11]。赣北之中国军队基本完成整训后,蒋介石于4月16日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命其以第三十二集团军的第七十九、十六、预备第十师、预备第五师之一部攻击南昌,第十九、一、三十集团军则在赣北其他各处对日采取攻击行动[12]。
为争取时效,中方将攻击开始时间提前至4月22日。但4月21日起,中方第七十四军就首先由高安以西,及高邮市、石头岗间地区北渡锦江,向高安、大城、石头岗、万寿宫、生米街等地之日军发起攻击。至26日,中方部队先后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要点,并续向奉新东南之虬岭、赤土街前进,途中因遭遇日军顽强抵抗,进展困难。就在第七十四军发动攻击的同时,第一集团军亦开始向奉新反攻。武宁方面第三十集团军,除以主力部队牵制右翼武宁之敌外,另以一部驱逐张公渡之敌,并破坏敌后交通,协同庐山、岷山游击队,策应南昌方面之作战。
4月25日,中方部队迫抵南昌城郊,其一部潜入城内活动,予敌重创。次日,中方军队一部曾两度攻克南昌东侧老飞机场,27日又克复市郊之段冈及大佛塔等处,并逼近南昌市区南部的莲塘、向塘等处。日军为挽回颓势,随即增兵固守,进而出动大批兵力向中方部队猛烈反击。中方攻势一度受阻。4月29日,罗卓英下令,限上官云相所部于30日进占南昌[13]。5月1日,蒋介石下令,限5月5日攻下南昌。对此,白崇禧、薛岳等将领均提出:南昌之敌既已有备,我之攻击颇难摧毁克敌之坚固阵地,5月5日前攻克南昌恐难达成任务[14]。在此情势下,中方第二十九军之第二十六师仍于5月5日再度克复南昌飞机场和南昌车站,进而向南昌城防阵地实施突击。此后,日军紧急从上海调来海军陆战队5000余人,并凭借空中的优势狂轰滥炸,投掷大量毒气弹,致使中方之攻势受挫,在激战中,亲率第二十六师发起进攻的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腹部中弹,壮烈殉国,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亦身负重伤,官兵伤亡尤重[15]。
鉴于反攻南昌之举难以一举奏功,且第五战区日军行动渐趋积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于5月9日下令部队停止攻击南昌,转而恢复原有态势,与日军在南昌周边地区保持对峙。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报告,自4月22日至5月9日,中方在反攻南昌的作战中死伤官兵共计6883人,生死不明官兵达1284名,另损失轻重武器若干[16]。而日军方面也受到重大损失,计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名[17],也无力进一步反击中国军队,南昌会战由此结束。总体看来,南昌会战的结局表明,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并没有能够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能够削弱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已经体现出了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战略意图,虽然这一战略指导方针尚需在实际作战中得以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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