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的第二次合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表达了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愿望。随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赶赴庐山,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会谈,讨论红军改编抗日事宜。会谈中,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谈判期间,叶剑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方面就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具体接洽,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且“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红军“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后”。对此,国民党方面的回应是“俟正式战争发动时,可以照办”[1]。7月23日,中共中央第二次发表对华北宣言,呼吁“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2]。
7月12日晚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进一步讨论了“部队准备案”,其第十条明确规定:“必要时令第三者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3]7月底,何应钦又提出《第三者使用方面及经路之建议》,建议红军部队使用115D、120D、129D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并“以察东龙关为根据,经赤城向丰宁、承德方面活动”,以对日军侧方形成威胁[4]。8月3日晚召开的卢沟桥事件第二十四次会报会宣布了经蒋介石核定的军事部署计划,其中第三条为:“即令陕北朱、毛所部开绥东出察北,向热河挺进(红军现编为三师,其番号115D、120D、129D)”[5],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开始。
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国共双方就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区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创办《新华日报》、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6]。由于当时战事紧迫,国民政府急于调军队开赴抗日前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于8月7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先行拨给八路军开拔费、善后费共计40万元[7]。
在国共两党进行谈判的同时,中共即着手红军改编的各种准备工作。红军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率领下,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县,整装待命。8月14日,蒋介石在南京亲自与朱德商谈了红军改编参加抗日作战的问题[8],并最终同意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根据抗战军事序列的编排,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直至抗战结束,该军一直被简称为“八路军”。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成为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根据国共两党在和谈中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8月25日发出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即:(一)第一一五师,由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而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二)第一二○师,由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军团、六军团、三十二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等部队合编而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三)第一二九师,由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改编而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以及总部直属部队[9]。为保卫后方根据地的安全,中共中央在编组第八路军各作战师的同时,还从各部队抽调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8月25日当天,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向全国人民保证:“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10]这对于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序列。朱德和彭德怀在誓师之后,立即率部从陕西韩城及潼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根据当时华北战场的形势,中共中央军委预定八路军主力全部进至恒山山脉,并以此为战略依托,再向周围地区发展,建立根据地,然后伺机进入平津日军侧后,牵制日军的正面进攻,配合国民党政府军保卫华北[11]。
自9月上旬起,华北日军分三路沿平绥线向山西、沿平汉线向石家庄、沿津浦线向德州进犯,企图采用正面进攻与右翼迂回的战术,击破中国军队的防御,从而占领整个华北。晋北方向之日军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兵团在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兵团占领蔚县、广灵后,继续向浑原、灵丘方向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防线,与大同之日军在雁门关会合,尔后攻占太原。在此情况下,八路军如按照原定计划行动,将全部陷于日军的迂回之中,处于被动地位。毛泽东迅即指示八路军改变方针,在战略上寻找主动地位,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日军进军太原或继续南下[12]。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17日决定采用新的战略部署:一二○师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作战;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作战,尔后视情况南移,在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展开;一二九师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作战;八路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适当位置[13]。
此时晋北的国民党政府军已后撤至内长城一线,正组织力量防御晋北之敌继续进犯,以固守太原地区。八路军为配合这一战略行动,支援友军坚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各隘口,令一二○师进至雁门关地区,令一一五师主力向平型关急进。平型关地区地形险要,一一五师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伏击日军。9月24日夜晚,一一五师主力冒雨在平型关东北公路边设下埋伏,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的一个大队,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该日上午,日军进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伏击圈,八路军立即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双方展开白刃格斗,至当天下午终于将伏击圈内的日军全歼,同时在友军配合下击退前来救援的日军。平型关一役,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歼敌1000余人,并缴获日军汽车50余辆,“均满载军用品”[14]。同日,八路军占领蔡家峪、东西跑池等地,并将日军主力包围于鹞子涧、六郎村山[15]。阎锡山将此役胜利消息电告南京后,蒋介石曾在复电中称:“捷报传来,至为欣慰。”[16]八路军一一五师伏击战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中共中央军委对太原和华北危急的局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国民党政府军节节后退的不利形势下,八路军尚不能担当正面拒敌的重任,因此于9月21日发出指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17]正当平型关战役即将发动之际,毛泽东又给军委及八路军负责人做出重要指示:“林师及王震部既均使用于作战,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的组织地方支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18]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1937年10月23日,一一五师以政治委员(对外为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等约2000余兵力,留守五台山,着手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五台山地处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地区,大山连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参加开辟五台山根据地的部队,乘日军后方空虚,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杨成武率领独立团,在短时间内连续收复涞元、广灵、灵丘、蔚县、浑原等多座县城,开始向平绥、平汉路北段挺进,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打开了局面。赵尔乐等率领工作团及少数武装部队,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地区,迅速组织起抗日武装。王平等率领工作团同骑兵营配合,在以阜平为中心的地区,组织起若干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腹地趋于稳定。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周建平等率领工作组和小部队,组建了平山团,并在平定、寿阳等五六个县的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南面也出现了新局面[19]。根据晋察冀边区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于同年11月7日任命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统辖军区内的各种部队[20]。为统一边区内的军事指挥,聂荣臻司令员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于11月13日下令将边区内的军队划分为三个军分区,分别由杨成武、赵尔乐、王平三人任司令员。同时还任命了军区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卫生部长,供给部长,使军区的指挥机构逐步完善。1938年,晋察冀军区为发展根据地和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先后对平汉路、平绥路、正太路等日军主要交通线进行了三次破袭。此外,军区还针对日军围攻根据地的行动,与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协力开展反围攻作战,先后在郑家庄、阜平、邵家庄、黄台寺等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在反围攻作战中,八路军共毙伤敌军5321人,缴获山炮、迫击炮10门及其他武器一批,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清水喜代美少将也在战斗中被击毙[21]。
随着晋察冀边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据地的建设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1月中旬,军区领导机关移至河北阜平县,不久即以一一五师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短时期内培训了1500多名干部,满足了开辟根据地和扩充部队的需要。根据地的民众在八路军的影响和宣传下,踊跃报名参军,使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1938年1月,在阜平隆重召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来自共产党、国民党、各抗日军队、抗日阶层的各民族代表齐集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会议通过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项决议,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人民群众有了依靠,也使华北敌后的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22]。
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之际,平汉路以东的冀中平原上,抗日游击战争也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七七”事变后,中共派遣干部到冀中组织抗日武装,在高阳、安新、任丘、蠡县一带,培养了一批武装斗争骨干。1937年10月,吕正操率领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部分官兵回师北上,在晋县改称“人民自卫军”,誓死抗日,并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接受八路军领导。1938年2月,经过整训的人民自卫军开赴大清河以北,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打游击,并胜利粉碎了日军的春季扫荡,巩固并扩展了冀中根据地。整个冀中平原的广大农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同年4月,根据地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成立冀中区党委,区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还成立冀中军区。不久又成立了政权机构―冀中行政主任公署。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至同年8月,冀中军区又先后设立五个军分区[23]。冀中区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在华北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八路军另一支主力一二○师,在师长贺龙率领下挺进晋西北,于1937年10月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配合友军给来犯日军以有力打击,并伏击其运输队,给敌人的后方运输造成很大困难。与此同时,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师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领教导团及师直属机关等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分赴朔县、岚县等十余县开展群众工作,经一个多月的努力,建立起一支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太原失守后,工作团主力进入汾阳、离石地区和晋中平原,在晋北全境展开斗争。
绥远是我国西北晋、冀、察、陕和蒙古数省区的交通枢纽,地广人稀,汉蒙杂居,而大青山地区为横贯全省的阴山山脉之一部,北有公路与察哈尔相通,南有平绥铁路,由包头经归绥、大同、张家口,可直达北平,地形十分险要。因此中共中央对在该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十分关心。1938年初,毛泽东即致电一二○师领导:“关于平绥线路以北,包括丰镇、集宁、天镇、高阳之北部及兴和、尚义、商都、康保、新民、陶林、武川诸县直至东北的张北县这一广大地区,能否创造建立游击根据地,请你调查见告并转宋时轮同志调查见告。”[24]不久他又向朱德等强调:“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25]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及一二○师即根据大青山地区的地形特点,决定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8月,由李井泉率领的绥蒙游击支队开赴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开展创建游击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该地因长期受日伪统治,又是汉蒙杂居地区,群众基础差,外加土匪活动猖獗,形势又相对孤立,所以工作难度很大。绥蒙支队首先以果断的军事行动打击敌人,争取群众。他们在一夜之间攻克被日伪占领一年多的陶林城(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境内),不久又收复乌兰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26]。这些胜利,使日伪及土匪闻风丧胆,同时亦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为下阶段工作奠定了基础。以后又经过不断努力,逐步创立了绥南、绥中和绥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合称晋绥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率领下,于同年9月在陕西三原县誓师后,东渡黄河,向晋东南平定地区挺进。此时日军正向忻口进攻,该师奉令开赴太原,配合友军作战。为阻止日军对忻口的进攻,全师各部挺进敌人侧后方,展开游击战。该师七六九团到达代县一带,寻找歼敌机会。经过侦察,得知离代县城南20余里的阳明堡镇附近,确有日军的一个飞机场,驻有20余架飞机。这些飞机每天轮番轰炸忻口、太原中国军队的阵地,给中国守军造成很大威胁。另外,这个机场又是日军重要的空中运输线。尽管机场附近有日军大部队驻守,七六九团经过精心部署,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机场上24架飞机全部被摧毁,同时毙伤日军100余人,打乱了日军进攻太原的部署[27]。此时,攻占石家庄的日军主力又向西进犯娘子关。为打击日军的气焰,八路军总部率领一一五师主力驰援正太路,一二九师也向娘子关东南挺进。10月下旬,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七亘村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娘子关失守后,日军继续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向榆次进犯,11月上旬,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主力又多次伏击敌人,给日军以有力打击。
在主力参加保卫太原战役的同时,一二九师教导团之一部在太谷、榆次、昔阳等县开展群众工作。11月中旬,一二九师在和顺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强调:“山西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28]从此,一二九师即以晋东南为中心,把游击战争逐步扩展到冀鲁豫大平原。
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北屏障和联接晋冀豫根据地的纽带,战略地位重要。早在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之际,毛泽东即指出:“游击战主要应处于敌之侧翼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山脉之晋西南,虽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如若干必要资材之准备迁移等。”[29]太原失陷后,中共中央军委在调整八路军部署的时候,强调“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30]。于是八路军总部即令一一五师主力由正太路南进,适时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中旬,日军攻占孝义等地,中国军队一再后退,吕梁山部分地区成为敌后。一一五师主力立即挺进灵石、孝义以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此期间,侵占临汾的日军西犯大宁,企图强占黄河渡口,进犯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主力在大宁附近与日军激战,打退敌人了进攻。此后,一一五师主力在晋西南地区展开,与晋西北、晋冀豫两块抗日根据地互相策应,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敌夹击的有利形势。
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山西省的四周实行战略展开后,控制了山西大部战略要地,使进入山西之日军陷入八路军的包围之中。日军自己也承认,“尤其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日军所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守备政治及战略上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31]。1938年4月,侵华日军为部署徐州会战,从华北各地抽调兵力后,对占领区的控制更为捉襟见肘。侵占山西南部的第二十师团日子尤为难过,辖区内的同浦线频遭破坏,各守备队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只得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的守备”[32]。由此可见,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已经给侵华日军构成巨大威胁,迫使他们转入被动防御的态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华北各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指示,八路军各部在山西境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向华北更广阔的敌占区挺进。他们北上绥察、南下豫北,东进山东,在整个华北敌后寻找战机,适时创建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还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救亡团体,动员人民参军参战,使华北的八路军迅速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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