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枣战役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以武汉、九江为基地,将部队配置于九江、岳阳、钟祥、信阳间地区,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是时,中方第五战区部队已退守鄂西北及豫鄂边区,于长江至汉江间、宜城至长寿店、桐柏山东南麓至随县一带、汉水上游襄樊地区及大别山区布防,对汉口、钟祥、信阳、麻城等地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为加强第五战区战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从鄂南调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至随县、枣阳方面。随枣地区对中国军队巩固桐柏山、大洪山根据地而言关系重大,而且可直接牵制平汉铁路及汉宜公路之交通,威胁武汉地区之日军。日方认为,中国军队集结于襄阳以东枣阳附近的6个师,可能由随县附近采取攻势。日军第十一军遵照大本营之指导,于攻占南昌之后即策划发动“襄东会战”(日军对随枣战役的称呼),其作战指导方针是“一举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敌军”[1]。
1939年初,蒋介石下令颁发《国军攻势转移部署方案》,决定“加强游击战区兵力,并相继转移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援助”,并确定以3月和4月上旬为各战区开始攻击时机[2]。3月下旬,日本华中派遣军向第十一军通报敌情称,蒋介石决心自4月上旬转入反攻,以第一期整编部队为基干,调第三十一集团军2个军6个师从江南向江北移动,并自18日起向枣阳以南地区集结,可能从枣阳附近向随县附近采取攻势[3]。第十一军随即制定作战指导策略,决定予以中方部队快速打击。
1939年4月下旬起,侵据鄂北的日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十五、十六师团及第四骑兵旅团各部,开始分路向钟祥、安陆、应山西北等地集结。至4月28日、29日,日军以小股部队向汉水西岸沙洋、大洪山及随县东北的中方部队作试探性攻击。同时,日军出动战机连日轰炸荆门、沙洋等城镇[4]。
5月1日,日军第三师团在炮兵掩护下,自安陆、应山方面向中方第八十四军阵地猛攻,并在郝家店、徐家店一带遭遇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的奋勇抵抗,日军官兵被歼灭者近千人[5]。经过一昼夜的血战,日军第三师团最终突破应山西北至徐家河东岸中方第八十四军守备阵地,中方部队被迫后撤至塔儿湾一带阵地。次日,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在塔儿湾阵地与凭借飞机与炮兵炮火的日军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锋,所守备之阵地失而复得达七次之多。由于日军疯狂施放毒气,中方守军牺牲殆尽,塔儿湾阵地被迫于5月5日弃守[6]。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十六师团各以一部,在优势地空火力的支援下,分由钟祥、三阳店向中方第三十九军阵地发起全线猛攻。双方激战至4日,第三十九军伤亡重大,遂与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分别转移到漂水西岸。高城镇终告不守。5日,大洪山、长寿店一带阵地也被日军突破。同日,日军又向天河口、白庙镇以及江家河、庐山一带进逼,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双方一度相持不下。大洪山西部地区,中方第一二七师和一八○师在长寿店及丰乐镇一带阵地阻击沿汉水东岸北犯之日军,但终被日军突破防线。至5月6日,襄阳对岸之张家湾已被日军攻占,襄、樊与随、枣间公路交通被切断,张家湾附近之公路浮桥亦被日军飞机炸毁。此后,日军后续部队沿汉水东岸向北急进。
中方为避免被日军分别围歼,决定将各部队脱离战区转移。第十三军退入桐柏山地区,以冀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并待机攻击西进之敌;第三十九军据守大洪山阵地,直接牵制西进之日军;位于随枣地区的第十一集团军总部亦于5月6日撤离枣阳移至随阳店;第八十军撤出随县后经随阳店转至唐河一带。此后,枣阳、随县均很快被日军占领。5月7日,日军令其主力第十三、十六两师团进至襄阳以东滚河之线后,即向东北行右旋突进,企图于枣阳东北山地歼灭中方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5月8日,日军第三师团突破中方历山第二线阵地。嗣后,日军依仗优势兵力继续向北突进,先后突破丰乐、长寿店和于斗湾等处的中国军队阵地,于9日攻陷枣阳以北之胡家镇。10日至13日,又相继攻陷继阳、湖阳、新野、唐河、南阳等地。情势危急之下,蒋介石一边下令第六十八、第三十九军仍留置桐柏、大洪山区担任游击,第三十三集团军转移至汉水西岸布防,同时又急调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增援南阳。孙连仲集团军先遣部队独立第四十四旅抵达唐河后,遂与日军第十六师团展开激战,最终顺利掩护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安全转移至镇平、内乡一带。由于中方部队在转移期间情况混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各集团军之间的通信联络于5月12日几已完全中断,有鉴于此,蒋介石遂命西安行营主任程潜暂时指挥第五战区各部队作战[7]。
由于日军过于轻装急进,使得接济后援问题逐渐突出,加之沿途又屡屡遭到中方游击部队乃至地方民团的突袭,已成强弩之末。此时,蒋介石电令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命其出动部队实施反攻。5月中旬起,中方第十三军主力、第八十四军及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开始在鄂北转入反击。第十三军之另一部及在大洪山之第三十九军,分别从南北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并在襄花公路截击后退之敌军,而原部署在汉水西部之第三十三集团军也向东岸出击。日军第十一军为避免被动作战,于5月13日起分由唐河、枣阳开始向钟祥、京山、安陆、应山撤退。次日,中方第二集团军由南阳一举击溃唐河之敌,第三十九军亦攻克大洪山西北诸要地。至5月16日,中国军队已先后收复桐柏、淮河店以及唐河、新野、湖阳等地,随即攻克枣阳并向随县逼近。5月23日,随县克复。尽管日军已经逐次撤退,蒋介石仍于27日电令孙连仲派有力之一师前往随枣,向平汉路南段日军不断袭扰,勿使其安全整补[8]。
随枣一役,中方在无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出动兵力约20万人,由于许多部队整补尚未完毕,战力有限。此次战役,中方虽然最终克复随县、枣阳,但损失极为惨重。据中国方面统计,中方部队伤亡人数达到28037人[9]。相比之下,日军兵力虽只有12万余人,却装备精良,且始终得到空军各型战机的作战配合[10]。但是,日军试图通过该战役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和抗战意志、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目标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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