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1月,日本陆军部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中国军队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中国事变”[1]。而实施这一作战的重点,便是依靠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进行长沙会战。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在司令官阿南惟畿(原陆军部次长)的指挥下,动用第三、四、六、四十等四个师团的陆军兵力,辅以兵舰20余艘,汽船百余只,飞机百余架,总兵力约12余万,发动了代号为“加号作战”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方预想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强渡新墙河,通过汨罗江(汨水)以北、汨罗江(汨水)以南至长沙之间、长沙以南株洲-浏阳等三个阶段的作战,“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2]。
对于此次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早有部署,决定乘虚打击消耗敌人,确保长沙这一军事、经济要地[3]。除了命令第三、六战区攻袭当面之日军以辅助湘北作战之外,特命第九战区于新墙河以南至长沙之间区域逐次抵抗,同时调集中国军队主力向敌侧背转移攻势,最后围歼敌军。第九战区相应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确定的战法为:“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4]中方参战的部队为第十九、二十七两个集团军所辖的16个师,战区直辖2个军的6个师,6个挺进纵队以及炮兵、工兵部队。为配合第九战区作战,军事委员会又配拨6个师,加之第六战区配拨的2个军共5个师,兵力总计约30余万人。
总体上看,第二次长沙会战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41年9月7日日军向新墙河上游大云山发起进攻,至9月26日浏渭河北岸战斗止,为日方进攻阶段;二、从9月27日长沙附近保卫战,至10月1日日军开始突围,为中方的反攻阶段;三、此后至10月9日,日军退至战前原防线,为中方的追击作战阶段[5]。
9月7日晨起,日军第六师团的第二十二、四十五联队向大云山北侧和东北侧发起进攻,第十三联队则从西侧进攻,其目的是夺取大云山,掩护日军向新墙河北岸地区的集中和展开。扼守大云山各阵地的中方第四军第一○二师、第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一师所属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第二天起,双方都向大云山地区增派兵力。日军第二十三联队主力由桃林沿大云山西侧南进,被中方第一○二师堵截于百羊田、甘田和马嘶塅地区;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突破大云山东侧的中方阵地,进犯至长安桥附近,后又分路包抄大云山南侧阵地;日军第四十师团则集结桃林后,向甘田方向推进。9月11日起,中方新编第十师和第五十九师,分别自长安桥北、南两侧,同时由东向西攻击;第六十师自杨林街由南往北进攻,对日军进行了围歼。日军伤亡颇众,一度固守待援。9月13日、14日,中方从各方面加紧包围圈,日方凭借优势火力进行顽抗,战斗极其惨烈。日方自岳阳方面继续调重兵南下,至17日,除已在大云山地区的第六、四十师团外,第三、四两个师团也先后抵达新墙河北岸,完成攻击准备;日军还通过舰船穿越洞庭湖向南逼近。中方根据敌方兵力集结的情报,判断日军将有更大规模的南犯行动,遂令昌水以北各部队陆续向昌水南岸转移。
9月18日晨,日军四个师团,并配以两翼的两个支队,同时多处强渡新墙河及昌水,从而挑起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主力战。
日军凭借着占优势的火炮、战车和空中火力,甚至使用毒气弹,分别向杉木桥、潼溪街、四六方、缪家渡、港口、杨林街等阵地发动攻击,中方第五十九、六十、一○二各师等第一线防守部队奋起应战,但伤亡较大。经数小时激战,日军突破数处中方阵地,大股日军从潼溪街南侵至长湖、百羊冲一线,受到中方第九十师守军的阻击。另外,中方第四军各师主力撤至长湖、王复泰、胡少保一线的预备阵地,阻敌南进;第五十八军向杨林街侧击日军;第五十九师则转移至石塘、朱公桥以南山地,向西侧击敌军。由于双方兵力差距较大,至18日傍晚,长湖、王复泰、百羊冲等阵地均被突破,新墙河以西更是被日军长驱直入,洞庭湖畔至长岳公路,已完全为日军所控制。至19日晚,日军第四十师团尚与中方第五十九、六十、九十各师对峙,被阻遏于刘家冲、杨家港一带;而日军第四、三、六各师团已分别进达汨水北岸之石头铺、兰市河、长乐街各处,其中第六师团一部已渡过汨水,进犯至颜家铺、浯口一带。
与此同时,根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9月20日拂晓起,第二十七集团军各部在汨水以北侧击敌军,以延缓其南进。第四军以及所附之第六十师,经王家坊、杨家港,向长乐街方向进击。至26日,第九十师收复了浯口,第五十九师攻抵汨水北岸,第一○二师挺进到新屋内、菖蒲源;第六十师推进达东港。第五十八军经王复泰、大荆街向归义方向进击,于26日达河源坝、哲阳桥一线,控制长岳公路。第二十军(欠暂编第五十四师)经关王桥、渡头桥向新市方向进攻,26日在长乐街附近与日军相持。在近一周内,第二十七集团军各部从各个方向对南进之敌进行攻击,且尽可能地破坏敌军必经之交通道路,成功地达到了迟滞日军之任务,毙伤日军千余名。遂即除第五十八军留置汨水以北之外,主力则渡汨水南下,加入对日军第四、三、六各师团的攻击作战。
汨水南岸的战事要比北岸更为激烈。9月20日,日军第四、三、六师团及早渊支队,分别从洛公桥、新市、伍公市、磨刀滩、浯口等处南渡汨水。在多处突破中方前沿阵地后,于22日起向中方主阵地发起猛烈之攻击。日军第四师团从下武昌、神鼎山方向,突破第九十九师和第九十五师的结合部,第三师团则由浯口经双江口向第一四○师右翼包抄。至23日,日军这两个师团的主力已分别南进到了麻峰嘴、新开市,对中方第三十七军形成钳形围攻之势。日军第六师团一部自浯口直接南下,抵达南阳庙、张家祠后,继续南侵,其主力则由浯口向雍瓦江北侧挺进,与经张家坡南渡汨水的日军第四十师团会合后,试图围歼中方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和二十六军分别进行了顽强抵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自长沙北上的第十军迅速策应第三十七军。9月23日起,第十军第一九○师、第十预备师分别在黄泥冲、白杉桥、花门楼、金井一带,与日军第三、第六师团所部激战。第十军第三师则在栗桥、茅根坝、铜盆寺等处与敌第四师团一部及早渊支队苦战。在上述战斗中,第十军各部牺牲较大,其中第一九○师师长朱岳负伤,副师长赖侍湘阵亡。正是在第十军的殊死应接下,第三十七军和第二十六军主力得以在9月25日夜突围,分别向麻林市以西和蒲塘东南转进。而第十军第三师和第十预备师转向日军侧后部进袭,在安沙、新桥等处与敌交战,然后奉命转移至敌后进行休整。
至9月26日,日军已南进至安沙、麻林市、路口余田、沙市街等地,并继续向捞刀河谷进逼。中方也向这一地区作了相应部署,包括第九十九军、从赣北赶赴前来的第七十二军和第七十四军;另外第六战区之第七十九军和第七战区的暂编第二军亦前来增援。其中第七十七军立即投入了阻击日军的激战。该军第五十八师于9月27日晨向麻林市、大坝桥一带日军出击,结果右翼和左翼分别遭到敌第三师团和第四师团一部的反攻,双方伤亡均重。此后第五十八师在春华山、东林寺、永安市一带同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激战,并遭日军飞机的攻击,伤亡甚重。第五十一师则在大桥、易家冲之线与日第六师团交战。与此同时,第三十七军第五十七和九十五师同日军第四师团主力和早渊支队苦战,亦无法增援第七十七军。
正当双方在捞刀河谷激战之际,日军第四师团一部突破中方的阻击,沿白沙河两侧迅速推进。中方最高军事当局鉴于日军攻势已受到中方逐次阻遏,伤亡颇大,且供给愈益困难,认为是对敌进行反击和截击的时机,遂向第九战区下达攻击命令,粉碎日军占领长沙之企图。当时蒋介石非常重视战事进展:“湘北战局关系较大,故朝夕与前方电话指示,实等于前线之指挥。”[6]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即令自常德、沣县赶抵的第七十九军加强捞刀河一线,以保卫长沙之外围,同时向其他各军下达反击作战令。
9月26日傍晚,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八师在长沙东北侧石子铺阵地的守军,与进犯的日军早渊支队先头部队遭遇,打响长沙郊区之战。27日晨起,第九十八师主力在三窑堂、白茅铺与早渊支队主力激战。当晚,日军借助空中火力支援,突破中方防线而南渡浏阳河,逼近长沙市东郊。第九十八师则奉令进至捞刀河以北霞凝港至罗汉庄一带,截断日军之退路。而由株洲赶抵长沙东郊左家塘附近的暂编第二军第八师第一旅,即迎击占优势的日军,战事颇为激烈。至28日凌晨,该旅与九十八师主力会合后,在跳马涧、新桥、石桥一带阻击日军。当日,日军早渊支队主力突破第九十八师第二九三团阵地,自东北部进入长沙市区。29日,第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率先自岳麓山横渡湘江,向长沙市内日军发起进攻,当日傍晚占领长沙西、北门及南门一带的街市。10月1日,第九十八师在炮火支援下,向南正街及浏阳门一带日军进攻。在中方军队的内外夹击下,长沙市内的日军开始撤出长沙。在长沙市郊和城内之战斗中,中方部队歼灭日军约2000余名,击毙日军第一一六联队的第一大队长川崎进少佐和第二大队长横泽三郎大佐。中方部队伤亡亦达2400余人,其中官佐125员。
自10月1日傍晚起,处于不利态势的日军分三路向北撤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颁令:“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迟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7]第九战区除第七十九军固守长沙之外,其余各部如第七十四、十、三十七、九十九各军开始了对日军的追击作战。10月7日,中国军队主力已经北渡汨水,8日再越新墙河,沿途截击敌军。
第二十六军方面,在奉令清扫捞刀河两岸战场后,于3日起经高桥、金井及蒲塘东侧追击日军,6日追抵长乐街,并清扫战场。
第七十二军则实行超越追击,4日抵达梅仙市,6日抵达杨林街西侧,在大松岭附近击退日军掩护部队,继续取道黄岸市北追。10日,该军又在忠防向日军占领之阵地发起进攻。
第四军及所附之第六十师于2日起截击向金井以北地区败退之日军第四十师团。4日,第四十师团又改往麻峰嘴以北退走,第四军遂向汨水以北追击,于10月6日收复长乐街、关王桥等处。
10月2日开始,第二十军开始截击自福临铺取道麻峰嘴北退之敌第六师团,6日从新市、伍公市附近北渡汨水,7日协同第四军击溃长湖附近的日军掩护部队,然后追至下高桥附近。
第五十八军亦于2日起从平江加入北进追击,于4日在关王桥附近截击败退之日军。次日,第五十八军向大荆街日军发起攻击,复于8日越方山洞追至桃林附近。
湘阴县城是日军北退途中之要冲,中方先由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团占守。10月1日至3日,该部连续击退日平野支队的进攻。4日,日军荒木支队加入对湘阴的夹击,并攻陷该城。中方第九十九师主力部队奋起反击,于6日收复湘阴。此后,平野支队会同自长沙北撤之早渊支队,从营田乘舟艇退逸。日军荒木支队则尾随第四师团,经归义向新墙方向溃退。7日,第九十九师主力追至归义,清扫汨水两岸之战场。
至10月9日,湘北方面的日军已全部北渡新墙河,退占其战前之阵地。中方局部攻击已无进展,双方恢复对峙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
除湘北主战场外,根据第九战区的统一部署,9月中旬起,第三十集团军第七十二军曾向原日军第四十师团据守的鄂南通山、南林桥等地发动进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主力向鄂南咸宁第四十师团一部发起进攻,余部向崇阳日军第六师团一部发动进袭。在日军主力从长沙地区溃退之际,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对蒲圻、咸宁之间的交通通讯设施加以破坏,截击北退之日军。另外,中方第七十八军之新编第十三师和第十九集团军的新编第十二师等部队,也在赣北武宁和高安方面,与日军进行了作战。
就在湘北主战场激战之时,第六战区也遵令进行策应作战,集中兵力反攻宜昌,试图迫使日军从湘北撤兵回援,缓解第九战区的作战压力。10月1日,日军从长沙撤退后,即回援宜昌。次日,中方第六战区部队经过激战攻入宜昌城郊。至10日凌晨,中国部队突入宜昌城。日军守城部队在战机20余架的支援下,频频施放毒气,致使中方部队伤亡甚重,被迫撤出城外。此后,第六战区部队又开始对宜昌城发起最后攻击,然而由于日军负隅顽抗,加之城外回援之日军到达,中方部队被迫于11日晚冒雨撤出宜昌。中方攻势功败垂成。
为协助陆军作战,中国空军第一、第二大队于9月下旬曾先后出动SB-3型飞机共31架次,对洞庭湖之日军舰艇以及长沙以北的日军实行轰炸[8]。中国海军也出动布雷部队,在新墙河、汨罗江、湘江、沅江等水道布雷,阻遏日军之进退,对战局进展不无助益。
据第九战区统计,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死20830名、伤31991名,共计52821名;中方参战官兵302640人,死23858名、伤35220名,共59078名,此外失踪11954名;中方第十、二十六、三十七等三个师被击破,四个师伤亡在30%以上[9]。日军瓦解中国军队抗战意图,摧毁第九战区战斗力的作战目的,最终没有得逞。日方以15万兵力,企图占领长沙,炫耀武力,配合侵华之政略目的和南进战略目标,结果不仅长沙、株洲等地占而旋失,而且损兵折将。诚如日本军事家冈泷雄所作的客观评论:“长沙之役,日本不仅将珍贵之兵力浪费在非常重要的战线上,而且进攻不成,反使华军有机炫耀胜利,这是一次最愚蠢的作战。”[10]
整体来看,从1938年底进入相持阶段到1941年秋近三年时间里,正面战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由于日军的封锁和对后方的大肆轰炸,中国军事装备的先进性和必要补给,都有极大的困难。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就是在极其有限的外来补给情况下,依照比战略防御阶段更为积极的指导方针,在华中与华北地区连续开展了一系列主要战役。这些战役基本上都是日军发起的,中国军队基本上属于防御的一方。其中某些战役中方还遭遇较大的挫折,如南昌战役最终日军攻占南昌而中方反攻收复失利,中条山战役中方主力最终被迫放弃原先的根据地而转入敌后游击。但是,中国军队已经能够在一定的时空范围里,从实际战况出发,不分前方后方,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袭击,运用侧击、尾击、诱敌深入加以围歼等战法,使敌无时无地不在发生战斗,遭到重创。不仅粉碎了日军利用占领地域“以战养战”的企图,且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无法自由运用。中国军队正在以持久抗战的努力与威力,迎接与盟军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新局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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