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宜会战
随枣战役结束后,日军第十一军为清除武汉外围大洪山、桐柏山及豫皖边区一带中方第五战区主力部队的威胁,企图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作战。1940年2月25日,日军制定《会战指导方针》,即“军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自5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1]。4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发布第四二六号命令,勉强同意第十一军“超越既定作战地区”进行作战,但限制其作战结束后,必须返回原驻地,而不许固守新占据地区[2]。4月中旬起,第十一军主动调整兵力配置,抽调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等约七个师团兵力,进至信阳、安陆、钟祥各附近地区部署,准备向荆门、沙市、宜昌地区发动进攻。早在3月下旬,中方最高统帅部就已探知日军进攻企图,蒋介石随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示其积极策划、严密防范,并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所部准备由鄂北出汉宜公路作战[3]。4月10日,最高统帅部又饬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乘敌军进攻荆门、宜昌企图渐趋明显之际先发制敌[4]。
5月1日起,日军分由鄂北、鄂中、豫南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以襄阳、樊城为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试图在襄河以东的枣阳地区及南阳以南地区消灭中国军队。枣宜会战大幕由此拉开。
鄂北方面,日军第十三师团两个联队,加上伪军共七千余人,由钟祥和洋梓向襄河右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中方第三十三集团军所属之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推进至转斗湾、半乐河一带迎敌,第二十九集团军则抽调一个师的兵力至汪家店附近,协助第三十三集团军作战。
豫南方面,沿信南公路北进之日军,先是突破大石桥、小林店一线中方第三十军所部阵地,后又突破第六十八军在跑马岭的阵地,但在信阳以北的明港附近,遭到第六十八军独立第二十七旅的阻击。日军凭借兵力上的优势,攻陷明港。嗣后,中方第六十八军于邢集、蓝店、大营之线向日军展开反击,确实控制通往泌阳的各道路。
鄂中方面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5月4日晨以战车百辆为前驱,并在10架战机的掩护下,由随县附近地区向中方第十一集团军阵地进犯。中方部队极力抵抗,终因敌方火力过猛被迫向北转移。至5月6日,长春店、丰乐等地先后陷敌。至7日,日军又接连攻占泌阳、平氏、兴隆集、资山等地,此后又向枣阳、唐河猛攻。5月8日,防守枣阳的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奉命从西面突围,后在豫省边境之苍台镇附近遇到大批日军围攻,师长钟毅及随行一个营的官兵激战竟日,全部牺牲[5]。为此,蒋介石特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其责令所部长官派专员寻觅钟毅遗体,以慰忠魂[6]。当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占领枣阳,此后又与第三、第十三两师团会合,从而完成对枣阳以东地区的包围。
此时,中方第三十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及第六十八、第四十五、第八十四军已经转移至新野、泌阳、确山等地,并于5月10日对敌形成包围之势。第二十一集团军之第七军及鄂东游击队也已袭占平汉路之鸡公山、李家寨、柳林车站等据点,第九十二、第六十八军则相继克复泌阳、桐柏、明港。中日双方激战至5月11日,日军各部陆续向东南方面集中进击,中方部队一度克复的枣阳、信阳复陷敌手。
5月15日,日军集中其第十三师团主力围攻驰往南瓜店堵截之中方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四师及特务营。日军在战机和地面炮火的助攻下,对张自忠所部展开三面环攻。至16日,双方展开白刃搏斗,罗家榨屋附近之山头得而复失者四次。第三十三集团军伤亡惨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多人先后殉职,总司令张自忠苦战至最后时分,终因身负七伤,腹部洞穿,壮烈殉国[7]。日军随即占领南瓜店,并乘机于19日全力北进,向中方部队发起反扑。由于日军地空炮火过于猛烈,中方守军不敌,被迫于21日向唐河、白河两岸及新野、唐河以南阵地转移。
此后,日军第三、第十三及第三十九师团分别集结襄阳正面与钟祥南北地区,积极整顿态势,准备发起对宜昌的攻势作战。5月31日,襄阳、宜城间之敌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强渡襄河,对中方部队发起猛攻。6月1日,襄阳失守。日军主力乘势西渡,向南漳、宜城之线推进,并于3日攻克宜城、南漳。此时,中方第七十五军由老河口南下,并在友军的协助下,于4日规复襄阳。
6月4日晚,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然由沙洋、泗港附近渡过汉水,与由襄阳南退之日军联合进犯宜昌。中方江防军以主力转守董市、当阳之间主阵地御敌。同时,蒋介石急调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南下予敌侧击。至6月10日,日军由正面大举进犯,沙洋、荆门、沙市、江陵、远安、当阳等地相继失陷,中国守军退守宜昌外围。双方激战至12日,中方第十八军伤亡甚重,被迫转移,宜昌于当日陷敌。16日,中方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到达当阳、荆门以北地区,随即发起反攻,可惜均未奏效,至18日,双方战事渐呈胶着状态。对于宜昌之得失,中国最高当局亦十分关注。当时正值法属越南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下宣布停运中国物资,蒋介石在6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鄂西战局与安南停运之二事,实自抗战以来未有如此苦痛艰危之事也。……安南停运固甚苦痛,然而宜昌得失之关键,甚于安南之交通也。”[8]此后不久,蒋介石又写到:“敌进攻宜昌南岸,军事甚觉可虑。” [9]与此相应,中方加强了沿江陵、宜昌与长江两岸间之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各地的兵力,与日方展开对峙。为拱卫战时首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成立第六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驻节湖北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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