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南战役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军在中国战场愈陷愈深。为切断中国通往安南(越南)的国际补给线,同时在中国军队防守薄弱的桂南和粤西江以南地区取得进展,日本大本营于1939年10月14日下令攻占桂南[1]。10月1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正式向第二十一军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针定为攻占南宁及附近各要地,切断中方通向南宁的联络补给干线。日方参战兵力包括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海军第五舰队(11月15日改称第二派遣支队)、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及其他配合部队[2]。
中国方面,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最高统帅部即考虑发动更大规模的“冬季攻势”。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订《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准备将已经整训完毕的部队主力投入战斗,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等战区实行主攻,同时以第一、第四、第八及鲁苏、冀察等战区担任助攻,各助攻战区于11月底开始攻击,主攻战区则于12月上旬开始行动[3]。11月19日,蒋介石下达“冬季攻势”命令[4]。与此同时,日军按照预定部署发动桂南战役(日方称南宁作战),中国军队随即反击。由于与“冬季攻势”同时展开,桂南战役于是成为“冬季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11月15日,在华南的日军第二十一军指挥第五师团及台湾混成旅团、佐世保海军陆战队,搭载70余艘运输船,在海空军协同下,兵分三路,在广东北海钦州湾企沙一带强行登陆。中方守军竭力抵抗,仍被迫逐次北撤。对于日方以大批兵力在钦州湾登陆并进犯桂南的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有关战区事先都确实缺乏相应准备,当时在桂南仅有第十六集团军第四十六军两个独立团与新编第十九师的守军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兵力对比悬殊,无法阻遏登陆之敌。为增加抵抗能力,蒋介石于11月下旬谕令空军准备参加南宁方面会战,空军方面遂调集主力于该方面。南宁会战空军使用之兵力,有驱逐机5个大队,飞机86架;轻重轰炸机4个大队,飞机35架[5]。
日军第五师团及川支队以约一个旅之兵力,自企沙和龙门附近登岸后,即向防城进袭,中方第五十六团守军抵抗竟日,阵地工事均为敌飞机和大炮所毁,不得不放弃防城,向西北方向山地转移。日军台湾旅团于11月16日在黎头嘴及沙井附近登陆,分两路进攻钦县,中方守备之第五十五团经激烈巷战后,突破日军之夹击而后撤。17日上午,台湾旅团攻陷钦县,随即以一部向东及东北方向攻击中方新编第十九师野战补充团,主力则沿钦邕公路进犯,当日晚已达广西省境附近。另外,日军中村支队约一个旅团兵力,乘汽艇溯钦、防间之渔洪江直上,于16日晚抵黄屋屯登岸,即北进小董一带。
鉴于日军兵力占优且推进颇速,中方第四十六军除电请龙州的教导总队速抵上思外,令第一七五师的三个团赶赴那香附近集结,意在小董、大塘间分两路夹击日军。然而自18日中午起,位于小董的新编第十九师师部和第五十五、五十七两个团,受到日军台湾旅团与中村支队的南北夹击,东向板城附近撤退,日军遂得以径向邕江右岸窜犯。19日,日军分三路续向狮子口、那马至那连一线进逼。
根据桂林行营的命令,第五、三十六、九十九三个军尚在向南宁、宜山、柳州一带挺进,由第一三五师负责南宁之防务,第一七○师渡过邕江左岸,集结于剪刀墟和二塘附近,新编第十九师及一七五师在那楼一带正面迎击来犯之敌。但中方增援各部尚未集结完毕,日军即从11月22日下午起开始在罗菊村和青山塔附近强渡邕江,并在空中炮火支持下直逼南宁城。中方第一三五师一部被迫放弃前沿阵地,试图在南宁城郊与陆续到达之增援部队一起固守,以待主力到达后再行反击。22日,蒋介石致电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命其着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副总司令韦云淞“负责指定部队,固守南宁据点,待我部队集中后,断然予以打击,如无命令而使南宁不守,即以军法从事”[6]。次日,蒋介石再度致电白崇禧,命其令第十六集团军所部“固守南宁,无令不得撤退”[7]。 从24日晨起,中方各部在南宁城外以及二塘、凤山等处曾数度击退日军的进攻。至当日下午,南宁城郊阵地多为日军攻陷,敌从东北、南、西北三面对南宁城形成围攻之势。同时,蒋介石急调第五军杜聿明部驰援南宁。由于受交通条件所限,援军进展迟缓。日军则继续猛攻南宁城。最后,中方守城之第四○五、四○四团冲出重围,南宁遂告失陷。
日军占领南宁后,一路攻占龙州及镇南关,切断由龙州经镇南关通往越南之路线。自25日起,日军分别向武鸣和宾阳方向北犯,中方军队进行了艰苦的阻击。在邕武路方面,日军于30日在地空炮火的支援下,向高峰隘发起猛攻,中方守军伤亡重大。12月1日,高峰隘阵地被日军突破,中方守军被迫退至武鸣以北之马安墟、陆幹墟、八塘之线,进行整训补充[8]。在邕宾路一线,中方第二○○师第六○○团奋勇迎敌。在二塘的战斗中,第六○○团团长邰一之壮烈殉国[9]。二塘阵地被日军攻下后,中方第一七○师两个营经肉搏一度收复。11月28日至30日,中方接连失守六塘、七塘和八塘,但给予日军沉重打击。12月2日拂晓起,中方曾以第一八八师第五六四团协同第五军之战车部队反攻八塘,激战至次日下午,未得成功。
基于是时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中方决定将下一步作战目标定为限制日军主力之北进,遂于12月3日晚将约5个师的主力向上林、宾阳和武鸣地区转移,邕宾路仅留第一八八师第五六四团防守昆仑关阵地,以掩护主力后撤。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50余公里处,周围群山环抱,与高峰隘成犄角之势,邕宾路纵贯该关南北,是日军自南宁北进必经之地。12月4日晨起,日军出动地空优势兵力向昆仑关猛攻,并企图包抄中方守军。第五六四团激战至中午,遂向北撤往马岭附近,昆仑关失守。
至12月中旬,中国军队于昆仑关方面完成了第五、三十一、三十六、四十六、九十九等五个军的部署,从18日凌晨起,第五军各部开始反攻,该军荣誉第一师在战车和火炮的支援下,向昆仑关正面发起进攻;新编第二十二师由黄盛岭、茅岭之线向南推进,在五塘、六塘一带与日军激战,进而阻击日方向昆仑关之增援;第二○○师攻占昆仑关附近之高地后,也加入对昆仑关的进攻。至12月20日,中方一度收复了昆仑关。21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称:“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特种兵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达成任务者,应即以抗命畏敌论罪,就地处治可也。”[10]由于日方增援部队很快赶抵,中方各部受到重炮和多架飞机的火力攻击,旋退出昆仑关。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双方均增加兵力,对昆仑关周围的战略高地进行了反复争夺,中方也出动了飞机助战。从28日起,中方开始全面反攻,先后攻占了昆仑关东西两侧各高地,新编第二十二师自同兴向昆仑关发起突击,于31日中午收复了昆仑关。日军则向九塘一线溃退,中方乘胜追击,于1940年1月4日克复九塘。另外,在西部的邕武路方面,中国军队也在1月1日收复了高峰隘。综计昆仑关方面,“计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联队长三木以下四千余”,中国军队伤亡约14000余。至1月16日,日军伤亡8100余人,中方军队伤亡亦达23000余人[11]。
1940年1月下旬,日方从广东抽调援军,使总兵力达三个师团以上,然后分两路:一部分兵力沿邕宾路向昆仑关一线发起进攻,同时另一部分兵力从邕宁-永淳路迂回突袭宾阳,试图围歼昆仑关及附近地区之中国军队。与此同时,日方出动大批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一度使中方各部与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间的联络中断。在与日军苦战数日后,中国军队终因补给断绝,只得在2月2日、3日先后弃守宾阳和昆仑关。至2月8日,日军又接连占领了上林和武鸣等处。中方待增援部队到达后,立即进行反击,复于2月中旬收复宾阳、武鸣和上林。1940年2月下旬,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反击,24日收复昆仑关,宾阳日军也撤回南宁。
桂南会战初战失利,昆仑关一役,战事无比激烈,中方部队代价惨重。而宾阳一役,中国军队更是在数量占优的情况下败于日军。对于1940年1月底2月初桂南作战的失利,蒋介石极度不满,曾在2月3日所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到:“本周桂南失败,以主将疏忽大意,处置不当,乃至被围隔绝,纷乱无序,此为开战以来最可耻之丑事。”[12]1940年2月22日至25日,军事委员会在广西柳州召集第四战区军官开军事会议,检讨桂南战役的作战经过,吸取失败的教训,决定今后的改进办法。会上,蒋介石要求各将领认真总结,改过缺点,补过图功,奋发自强[13]。会后,军事委员会对相关将领作了赏罚。其中,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政治部长陈诚被降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被记过,第三十七、三十八集团军被取消番号,两集团军总司令叶肇、徐庭瑶,以及第三十六军和九十九军的军长、第四十九师和一六○师的师长等,均被撤职查办[14]。
至1940年9月,法国同意日军派兵进驻越南北部,日军遂得以从越南直接截断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这样,继续直接占领南宁的意义减少。10月底11月初,日军陆续退出南宁,中国军队乘势收复了南宁以及龙州、凭祥、钦州、防城等地。至此,桂南地区全部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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