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总结了过去15个月的抗战经验,在分析抗战形势的基础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前途,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责任。此次会议还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1938年1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其中关于在华中的指导要领为:“要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1]当年底,华中地区重新部署之后的日军计有2个军,11个师团,6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飞行集团。在新四军周围的南京、镇江、常州、芜湖、泰县、高邮等地驻有第十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另有大批的伪军[2]。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2月亲自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与项英商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即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3月,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要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根据全国在新阶段的任务,根据新四军所处地区的情况,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3]为打开皖东地区的抗战局面,加强和统一江北地区部队的领导工作,新四军军长叶挺于5月初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精神,亲赴庐江组织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4]。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张云逸于11月率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无为地区,并将庐江和无为地区的中共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不久,江北指挥部对江北的新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下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同时,在原第四支队第八团的基础上成立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下辖第八、第十和第十五团。此外,指挥部还充实和加强了江北游击纵队。经过整编后,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分别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则以一部在皖中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扩大武装力量,同时保持与皖南的交通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战。
新四军在皖东地区的战略展开,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军的严重不安,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的“摩擦”有所加剧。1940年5月1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附伪军一部共计3000余人,对津浦路西的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并于14日占领定远县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与日军激战竟日,将敌击退,毙伤日伪军百余人。5月27日,定远日伪军400余人袭击藕塘,29日在老人仓遭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十四团的阻击,损失颇重,被迫回撤。6月初,驻滁县的日伪军出动千余人侵占周家岗、全椒一线,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新四军第四支队英勇出击,击退日伪军。另外,5月下旬日伪军2000余人向津浦路以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攻占了津里、来安等地,图谋进行抢粮。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八、十团各一部于5月29日突袭来安城,重创守敌;第八团另一部设伏于来安至滁县公路,截击了从滁县出动的敌援军。另外,第五支队在津浦路南段连续展开破袭战,破日伪军据点多处,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8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抗日游击区。当月,新四军第四、第五两支队又联合击退国民党顽军及封建刀会组织的武装进犯,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淮宝办事处。
由于1940年夏季的多次“扫荡”收效甚微,从当年8月下旬起,日军分别从苏南、苏中调集第十五师团第六十七联队和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加上在淮南的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共计7000余人,加上从扬州、蚌埠调集的伪军,共万余兵力,计划实施在运河、淮河和长江之间地区的“三河作战”,对新四军开辟的津浦路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路东部队主力及指挥机关。9月初,来安、天长、六合、高邮、明光、五河、张八岭等据点的日伪军一起出动,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试图围歼新四军主力,摧毁路东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五团在外线积极袭击敌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十四团,第五支队第八团,加上路东的4个独立团,总共7个团的兵力,自9月5日起展开了反扫荡作战。9月7日,第四支队第十四团伏击开赴竹镇的日军,歼敌20余人,击毙敌指挥官1名[5]。11日,日伪军千余人分三路进犯涧溪,在白沙王被独立第三团击溃。由竹镇向张山集进犯之日伪军700余人亦被独立第一团击溃。进犯新集的敌军则被第八团击溃。第七团则在崔子岗阻击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予敌以重创。新四军的反扫荡作战历时12天,进行大小战斗65次,共毙伤日伪军600余人,比新四军方面的伤亡多一倍以上[6]。日伪军各部均不断遭到打击,扫荡计划连连受挫,围歼新四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破产,日军除在盱眙建立一个据点外,其余被迫撤返原防。这样,皖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
在创建、巩固皖东根据地的同时,新四军所部还在鄂豫边区积极开展工作,创立根据地。早在1938年3月,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后,即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和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成立留守处。其中,竹沟镇成为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1938年秋冬,武汉及周边地区沦陷。11月,中共豫南特委将竹沟镇留守处的一个分队与信阳、泌阳等地的游击队合编为信阳挺进队,迅即投入四望山的游击作战。同时,中共鄂东特委也以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排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1月,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委派,率部分干部自延安抵达竹沟镇,领导鄂豫边区新四军的敌后游击工作。是时,竹沟镇留守处的两个排已经改组成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该大队遂在李先念的指挥下开展敌后游击战。6月中旬,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与信阳挺进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下辖4个团。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豫南、鄂东、鄂中等地区的游击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1940年1月,挺进支队扩编为豫鄂挺进纵队。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立即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冬季攻势作战。挺进纵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鄂中动员群众破坏汉(口)宜(昌)、襄(阳)花(园)、宋(河)应(山)等公路,并在安陆至花园间的公路上伏击日军第三十九师团车队和骑兵,歼敌近百人。另在京山石板河以南截击日军第十三师团约500人,在云梦以南的长江埠歼灭伪军一部[7]。在豫南地区,信阳罗山边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日军第三师团一部进攻,鄂豫皖挺进纵队一部主动前往接应增援,在灵山冲一带与日军进行激战,并将敌击退。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挺进纵队还在大、小悟山地区与国民党顽军展开坚决斗争,并最终控制了该地区,逐步开展了根据地建设工作。同年5月,日军进攻鄂西北,一度攻占襄阳、宜昌,枣宜会战爆发。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友军作战,牵制日军西进,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对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礼山等20多处的日军据点展开了袭击,破坏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间的公路五六十公里,收割电线5000余公斤[8]。总之,自1939年春到1940年7月,豫鄂挺进纵队(包括其前身)共进行大小战斗281次,毙伤日军2490名,毙伤伪军7100余名;缴获大小炮11门,重机枪34挺,轻机枪106挺,步马枪5774支,手枪驳壳枪170支,掷弹筒32个,手榴620个,子弹813900余发;破坏公路1870里、大小桥梁192座,砍电线杆3000根,收电线17000斤,破坏铁路120段,大小铁桥5座[9]。7月至10月,新四军所部进行三次保卫战,积极发展鄂豫边区根据地。襄河以西、长江以北的荆门、当阳、远安、南漳、保康等县,以及宜城、江陵、宜昌、枝江、宜都、钟祥等县的部分先后被纳入边区的范围。至1940年底,鄂豫边区的范围已扩大至十几个县,部队规模也不断壮大,共有游击兵团1.5万余人,民兵约10万人[10]。
1939年春,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不断东进,继续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5月初,游击支队以主力进军淮上地区,同时以一部坚持永城、夏邑、萧县、宿县等地的斗争。9月初,支队主力回师新兴集地区进行整训,另一部则分散游击,同时掩护地方工作。1939年年底,新四军游击支队发展壮大到9个团共1.2万余人,同时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全军“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新四军第六支队随即抽调大批干部至永城、夏邑、肖县、宿县、亳县等地充实抗日民主政权,同时派出4个主力团向北展开,开辟商丘、亳县、宁陵、夏邑和砀南游击区。3月中旬与4月初,第六支队连续粉碎日军的两次“扫荡”,保卫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此后,第六支队各部仍不断出击作战。4月17日,第六支队火烧宿县临涣集外围据点炮楼三座。28日又破击铁路,在黄口车站以西颠覆敌火车一列[11]。5月11日至13日,第六支队夜袭睢县平岗,追歼睢县日军警备司令以下150余人。5月下旬,八路军第二纵队(含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主力)根据总部指示,在黄克诚的率领下由冀鲁豫南下,于6月20日到达安徽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6月底,八路军第三四四旅与新四军第六支队(除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下辖3个旅9个团共1.7万余人,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继续在豫皖苏地区执行防御任务。8月,八路军新编第二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下辖3个支队9个团近2万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执行东进苏北的任务[12]。
苏皖边区方面,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屡次制造反共摩擦,同时,日伪军也频繁进行“扫荡”。为打破日军的分割与封锁,粉碎其“扫荡”,新四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先后在水阳、横山、官陡门、东湾、延陵、云台山等地发动攻击,予敌重创。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在丹阳县游击纵队的配合下,冲破国民党军的限制,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于1939年4月控制了扬中和大桥一带的沿江地区。5月,第一支队以第六团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挺进,并与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5月下旬,义勇军部队在无锡东北的黄土塘与数百日军遭遇,经过激战,日军被歼近100人。6月24日,义勇军又夜袭浒墅关车站,全歼日军55人与伪军1个中队。随后该军又挺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击毁敌机4架[13]。此时,由国民党特务组成的“忠义救国军”5000余人发起挑衅,义勇军被迫予以反击,歼灭其大部。
1939年11月,鉴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活动日趋紧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江南各抗日武装的作战。江南指挥部成立后,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负责担任扬州、泰州地区的游击战任务,同时成立新四军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方面在华中地区的反共活动加剧。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陈毅等向北转移。陈毅接到指示后,迅速率部渡江北上,发展苏北。江南指挥部携主力部队渡江后,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由挺进纵队、苏南第二团、新六团及苏皖支队改编),共9个团7000余人。7月下旬,苏北新四军继续东进,于29日占领泰兴的黄桥、古溪、加力等地,歼灭国民党顽军及地方武装2000余人。此后,新四军部队又转兵南进,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的日伪据点,粉碎日伪军两次报复性“扫荡”,最终创建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后,留在苏南的新四军部队继续坚持斗争。1940年7月,苏南新四军在茅山地区重新组织江南指挥部,以留置的第四团两个营及各县地方武装编成4个团,共3000人,坚持抗日。为加强无锡江阴与苏太常地区的党政军领导,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于1940年5月进入该地区,并于6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由谭震林兼任司令员。此后,东路军又与西路游击队统一会合,共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和国民党顽军势力,配合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1939年新四军在华中战略展开后,其作战区域不断向东向北移动扩大。至1940年夏秋,新四军在八路军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已先后开辟了皖中、皖东、鄂豫边、豫皖苏、苏皖边、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长江南北新四军部队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同时也挫败了国民党顽军的反复进攻,使得各抗日根据地得以保存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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