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财政征收
抗战时期财政征收,主要包括税收(关税、盐税货物税等)和田赋。
抗战爆发之初,1937年8月国民政府确定的税制方针为:1.改进旧税,变更稽征办法,维持国有收入;2.举办新税,另辟战时特别财源[1]。随后,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议决授权财政部,对于修改关税、统税、印花税、所得税等税则,“得以命令先予施行,一面将办理情形呈报行政院核准追认,以应事机”[2]。这样往常税则修改办理之繁重手续得以大大简化,以因应情势对税制进行及时调整整顿,以保证税项收入。在1938年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中,国民政府进一步将税制方针确定为:从整理旧税与举办新税两方面,推行战时税制。其中整理旧税,在关税方面,改定现行出口税则,“凡出口货品所得外币价款结售于国家银行者,分别减免出口税,手工艺品出口亦予免税,以奖励输出,易取外汇”。在货物税方面,奖励统税货品工厂移设内地,增加卷烟税率以节制消费兼顾税收。在直接税方面,扩大所得税范围,“凡动产与不动产之所得概予课税,现行税率酌予提高,并采分级累进制,使负担公允”。举办新税,主要是举办战时消费税、战时利得税及遗产税[3]。
战前,统税为关税、盐税之外的第三大税项,主要是采用就厂征收的方法。抗战爆发后,对于战区、沦陷区的工厂已经无法如前征税。自1938年4月起,对于内运应纳统税均由第一道统税机关进行查验补收;没有统税机关的情况下,则由海关代征统税。在统税征收科目方面有所增加,如1940年12月开征糖类统税,课税对象包括国制和进口糖类,税目有七种,即红糖、桔糖、白糖、冰糖、方糖块糖、糖精以及其他经财部核定之糖类,征收税率均课统税15%。此外,在课税单位、完税价格、驻厂征收、重征与税照、报请与登记等均有相应规定[4]。至1941年7月,规定征收货物统税之货品包括卷烟、薰烟叶、洋酒、火酒、饮料品、火柴、糖类、水泥、棉纱、麦粉等十类,由财政部税务署所属税务机关征收之。统税原来采用从量税率,随着物价波动严重,1940年下半年起财政部提高税额一倍征收统税,复于1941年9月起,改为各货品均采取从价税率,区别不同货品分别征收2.5%至80%不等税率。如卷烟从价征收80%,洋酒啤酒从价征收60%,国产烟酒类税方面,税率相对较低。其中,烟类税分烟叶、烟丝两种,烟叶依照产地核定完税价格征收30%,烟丝税征收15%。酒类税按照产地核定完税价格征收40%;棉纱从价征收3.5%,麦粉从价征收2.5%,以体现对日用奢侈品和日用必需品的区别对待。茶类统税方面,包括国内产制及国外输入之茶类,具体有红茶、绿茶、砖茶、毛茶、花薰茶、茶梗、茶末等八类,税率规定为15%。并实行国制产茶出口退税,以补贴促进国货出口,拓展国际市场,赚取外汇[5]。
抗战时期,由于扩大统税范围,将其发展为货物税,并结合专卖政策,使得货物税征收数量逐年上升。据统计,货物税征收数量1940年是7200万元,1941年是18900万元,1942年是78300万元[6]。
在直接税的开征方面,主要有印花税、所得税、利得税和遗产税。印花税战前已经开征,“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际,国民政府鉴于“值兹非常时期军需浩繁”,决定将现行印花税率加倍征收,即“现行印花税法第十六条税率表第一目至第三十五目所定之税率一律加倍征收”;并酌量扩充征税范围,凡呈文申请书,诉愿书保结、甘结、切结,每件贴印花二角;分别加重处罚漏税之罚款数额,“现行印花税法第十八条所定处分应纳税额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改为二十倍以上六十倍以下,如倍数计算不满五元时,应处以五元之罚款”[7]。所得税战前仅开征了该税目中第二类的薪给报酬所得以及第三类的公债利息所得。1938年之后,开始计征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和第三类存款利息所得。另外1938年7月1日起计征过分利得税,征收对象范围为:1.凡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资本在二千元以上之营利事业,官商合办之营利事业及一时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资本额百分之十五者;2.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其财产价额百分之十二者。税率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不等,但“凡由战区迁入内地之工厂及因战事受有重大损失之营业,经查明属实者,应暂予免税”[8]。开征过分利得税的同时,取消了各省此前擅征的战时利得税、战时商捐等名目。
至于战前规划但未及开征的遗产税,也于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后开始征收。根据1938年10月6日公布的《遗产税暂行条例》,遗产税的征税对象范围为本国公民死亡时在国内和国外的遗产,包括被继承人之动产不动产及其他一切有财产价值之权利;征收税率,遗产总额5000元以上者,一律课税1%,遗产额超过5万元者,依其超过额实行按级计算加征,并一一规定按级计算加征之税率,最高就其超过额征收50%,以体现区别对待;关于减免征税,第七条对免纳做出规定,如遗产总额未满5000元者,军官、士兵及公务员战时阵亡或因战地服务受伤致死者之遗产,涉及文化教育等之遗产,捐助各级政府之财产等,则予以免征,以鼓励人们抗战建国,踊跃捐输之积极性。此外,暂行条例还就遗产处分分割、报告期限、申请诉讼、纳税时间次数与证明以及拖延隐匿等,均做出相应规定[9]。暂行条例于1940年7月1日付诸实施。
在关税方面,为了鼓励战时必需品的输入,实行减税,凡列为减税货品的,仅按照1934年进口税则原定税率之三分之一缴纳进口税,因此最低者为值百抽三,最高者也仅为值百抽十左右。至于洋米、汽油、柴油、救护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则全免进口关税。至于非必需的奢侈品,则实行禁控,必须凭进口特许证方得输入。另外考虑到物价波动的因素,自1941年4月起,对于进口洋货的按量计税部分改为按价计税。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出口,凡由专门国营机关统一收购外销的货物,如矿产品、桐油、茶叶、猪鬃、羊毛、蚕丝等,以及经规定由商人向国家银行结售外汇的出口商品,如肠衣、羽毛、皮革、子仁、木材、麻类等,凭准运单或银行结汇证明书,由海关验放,豁免出口税。对于由沦陷区转运内地行销的洋货,则需要补缴进口税;凡禁止进口的洋货,或以禁止进口的货品为原料制成的物品,则不得转运内地销售[10]。
盐税方面,1941年9月起将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避免因物价上涨而导致盐税在盐价中的比重急剧下降这一不合理的现象,增加盐税的收入。
1941年6月23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第五次大会通过了裁废各省货物税改办战时消费税案,即克期裁废各省货物通过税、产销税及其他对货物征收之一切捐费,所相应导致的各省收入之减少,由中央统筹弥补办法;另由国民政府举办战时消费税,其要点为:战时消费税为中央税,其课税货品由财政部另表公布,其税率对奢侈品征收10%至30%,对日用品征收3%至6%;战时消费税在货品产地一次征足,进口制造品及直接消费品则由海关按同样税率征收消费税;业经征收战时消费税的货品如系输出国外者,于出口时退还已交之税款;战时消费税不得征收任何附加捐费[11]。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省以财政困难为由,或自行征收货物通过税产销税,或以统制管理物资名义收取捐费。征收种种名目税费的,有粤、桂、湘、赣、闽、浙、陕、甘、宁、青、苏、皖等十二个省份,至1940年征收总额约达7600万元。
抗战爆发时,田赋为地方税,一般以面积为标准,以货币缴付。随着战争进展,沦陷区和战区实际上难以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田赋征收,于是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颁行《战区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之救济暂行办法》,主要内容:1.已沦陷为敌人控制之地区,赋税暂行豁免;2.沦陷地方经过克复,或游击队武力控制,能行使政权之地区,土地赋税及附加税,应予减征,以不超过原税额50%为原则;又田租应予减低,承租人应缴之佃租以不超过原额三分之二为原则;3.接近战区及将成为战场之地区,土地赋税及佃租亦应减轻,准用第二项规定;上述2、3两种地区之土地赋税,得以农产物按照市价折算缴纳实物[12]。这是抗战爆发后关于部分地区土地征收标准变更的最初规定,一方面规定缴纳赋税或佃租,得依照市价折算,另一方面规定征额均比照原额减轻,其主要精神,系对战区及沦陷区农村和农民的一种优待办法。
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除了总体上仍如常继续征收田赋外,晋、闽、浙、甘等省相继开始酌征实物。
山西是最早开始田赋改征实物的省份。1937年随着抗战军兴,在山西境内经常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为数颇多,虽然军饷基本按时拨放,但随着物价逐渐高涨,军粮购备困难很大。从1938年起,山西开始试行所谓摊派法,其摊派对象为财产在3000元以上之富户,分为三等九级,按累进率摊派。到了1939年,山西各驻军盛行“借粮”之风,名为官购,实同征用,结果困难迭出,主要是越来越不易购得平价军粮,同时运输又甚感困难。于是自1940年春山西地方当局倡行田赋改征食粮办法,具体为:1.我统治区,采用集中方式;2.敌我交错区,由人民自行保存;3.敌侵占区,则由人民直交钱赋。因山西境内105县已破碎不全,全年田赋共284万两,1940年开征,计粮30万担,棉10万斤,布400斤。省财政厅规定,每两征小米、大米或小麦1官担(山西官秤130斤、新市秤155.172斤)。大麦、豇豆、豌豆、扁豆、绿豆1担半,或谷子、黑豆、高粱、乔麦2担,折为1担;布4斤、棉10斤,亦等于1两。缴纳粮食之运输,大体由征收者和缴付者各负担一半[13]。
福建在全省范围里也较早田赋改征实物。经呈请国民政府核准,福建全省自1940 年10月1日该年下忙第二期起开征,其主要办法为:1.依照各县“七七”事变前一年之平均米价为标准,将现有田赋正附税额(包括丁粮每两石正税及原有省县附加)折成米额,改征米谷。2.征米如有困难,得依照米价折合缴纳国币,各以其本县上年10月至本年3月间之六个月平均米价,为第一期(或上忙)征收标准,本年4月至9月间之六个月平均米价为第二期(或下忙)征收标准,由各县查明,呈省核定公布。3.一切田赋临时附加,经改征实物或米折后,一律取消。4.改制后之溢额,用以抵补取销田赋附加,废除苛杂,并支应实施新县制及军米与及其他应办事业经费。5.本年事属创办,如依折合价款缴纳国币,准予八折实收。“凡此在谋县财政之整理充实,使能去其苛杂,固其根基,经费既无虞竭蹙,事业可计日成功,而人民实无加重负担之顾虑”[14]。福建省田赋收入之原有数,计每年正赋约600万元,附加约400万元,改制后,估计可收2500万元左右,约增150%。但是,这种实米折价办法,与国民政府所规定者有所不同,事实上更多地成为各地解决眼前财政困难之变相加赋,忽略解决军民粮食问题[15]。
浙江省1941年1月起开始田赋改征实物,其要点为:1.各县田赋改征米额,以原有各则田地山荡应征上、下期田赋省县正附捐税,及比照田赋标准或按亩征收之税费暨带征之赋收公费总数,依照各该县“七七”事变以前一年内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平均米价,进行折算。2.各县田赋仍分上、下期征收,每期各征半数,上期于5月开征,每期征收均以2个月为限,其原系一次征收者,仍照旧例。3.各县征收实物,如因事实困难,得将米额折合国币征收,以各该县各期田赋开征2个月前4个月内之平均公定米价为折征之标准。4.各县田赋改征实物后,不得再征任何附加税捐,或派征经费。5.逾期或抗缴税款之处分:加收滞纳罚金、拘追、提取欠赋地收益、查封财产;6.1940年份及以前各年份之旧赋,仍照旧追缴;6个月未清缴者,照本办法征收实物及米折标准改征。另外,浙江省颁行施行细则20条,其中规定:业户缴纳实物以干谷为限;田赋缴纳实物部分,得照额酌予折扣,折减成数由省政府随时核定,折缴国币部分须十足征收[16]。但游击区及征收地价税区域,则仍旧贯。
陕西省颁行的《战时田赋改征实物暂行办法》规定:改征标准,未办土地陈报县份按原定粮石数征收,已办土地陈报后,按新定赋额半数粮石改折银元比率,回折粮石数征收;暂分全省为五个标准区,分别征收米、麦、小麦,并得折收现物实价。折收标准,由省粮食厅根据各县所报上年度和本年度粮价,核定平均粮价;愿以实物缴纳者,须以乡镇为单位,全体皆缴实物。改征后取消一切附加。征收地价税县份及城区,以及积欠田赋,不改收实物或折价。核定征数照收征额八折征收[17]。
甘肃田赋中地丁部分照旧征收国币,粮石部分改征实物。原粮石中三四成折价,每石折收2元2角8分至13元6角8分不等,自1941年起,一律征收本色[18]。
青海省每年征粮4.6万石,除同仁一县全征本色粮米外,其余各县皆本色四成,折色六成。宁夏夏粮本折各半,秋粮全数折色。西康原有辖境仅泸安稍有征折色,其余概征本色,内分红米、青稞、大麦、小麦、菽麦、豌豆、玉麦、粟米、元粮、洋芋等[19]。
从国民政府层面看,进入1940年之后,由于后方各地物价、粮价腾涨,对于粮食的统筹管制不容迟缓。1940年12月,行政院第409次会议上,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提议,由于各省粮价高涨,政府收支不敷,因而应适应时势需要,准许各省田赋酌量征收实物,并认为田赋征实后,“人民之负担既可平允,政府之损失亦可补偿,而军粮民仓复得资以调节,手续简便,较易推行”。该案经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议通过[20]。
为自本源上解决粮食征购和销售中的问题,1941年3月18日,行政院又修正通过《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通则》,要点为:1.田赋改征省份,应自即时起尽量征收实物;2.田赋改征或加征后,所增加人民负担,不得超过物价增加数60%;3.各省征得之粮食,应尽先充作军粮,其处理办法应经全国粮食管理局核准;4.征收实物之种类,应兼顾地方出产及政府需要;5.田赋改征或加征后,省县收入之划分,应不违背现行法令;6.田赋改征或加征后,所有未经中央核准之省县地方税捐,应一律撤销[21]。
在推行田赋征实的过程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意识到,必须从制度安排上解决地方政府对于财政收支状况的担忧,决定:“田赋改组中央,省经费中央统筹。”[22]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为调整国地收支,并平衡土地负担起见”,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整顿征收,以适应抗战需要;而且中央为适应战时需要,得依各地生产交通状况,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23]。随即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田赋征实办法,自当年下半年正式把田赋列为中央收入。田赋征实以原来的田赋正附税总额为折征标准,以稻谷小麦为主,每元折2市斗稻谷,产麦区另折征等价小麦;并试各地农产具体情况,兼征等价杂粮。其赋较重之省份,得请财政部酌量减轻。次年征实标准提高,每元赋额折征稻谷4市斗,或小麦2斗8升。由于征实所得粮食无法满足军公粮所需,遂于征实之外,另办粮食征购,大体参酌各省所需和粮价,分省核定征购数额与价格[24]。实施田赋征实的成效,1941年度后方地区征收总额为谷麦22,938,496石,实际征得谷麦共25,560,297石,超过征额11.2%。1942年度征实征购总额为谷麦65,039,582石,实际征得谷麦共66,175,687石[25]。这与当时国民政府与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协力合作有关,更是产粮区民众支持抗战、踊跃输将的结果。
1941年9月,财政部为防止延、抗、逃税起见,订定催征通则颁行:公务人员欠赋限期清完,逾期撤职处分;公共团体欠赋,逾期未完,将首领经管人传案追缴;行政机关欠赋,在应领经费内扣除;经征人员通同隐匿或据报不实,从严议处;欠粮总额达三年应完税款以上者,得拍卖其欠税财产;业主远出或住址不明,责成佃户代完抵租。蒋介石令饬各省市地方,不得率行报灾,应先电财政部查核,省政府田赋管理处会同有关人员履勘,妥慎拟议,报部查明核办。财政部复有《田赋征收实物考成办法》颁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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