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赴日会谈
汪精卫一伙跑到上海后,随即开始谋划筹组新政府的活动。他们深知,日军控制的沦陷区内已有各种伪政权,再要在那里建立新的政权,必须首先取得日本方面的同意。于是,汪精卫等人迫不及待地同日方进行交涉,同时还要求去东京与日本政府高层进行商谈。
此后,汪精卫先派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进行了初步商谈。双方多次接触过程中,周佛海等介绍了汪精卫关于组府的设想,同时也向日本提出一个基本要求:“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实行第三次近卫声明,如实使四亿中国民众知晓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对于将来新政权使用的旗帜问题,汪精卫坚持“国旗绝对不能改为青天白日旗以外的旗帜”[1],以证明自己是国民党正统的延续。
当今井武夫带着上述意见返回东京汇报时,汪精卫召集骨干,抓紧商讨赴日谈判的具体方案。1939年5月28日,他们正式议定一份内容详尽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该《办法》首先确定了此次“和平运动”的基本原则,即:“收拾时局之要旨以收揽人心为先决条件,因此,以不使抱有因外来压力而变更政体与中断法统(所谓法统即指现在的法律系统,亦即以国民政府之名制定的现行法制)之观念,实为重要”;“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2]
根据上述原则,该办法还针对建立新政权问题提出了三个必要步骤:
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他们认为,应“首先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依照此次大会的决议,授权汪先生以党内同志及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起改组国民政府之责。在现行法制上此为合法的步骤,不使任何人有指责之余地。而且代表大会在法律上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手续,使国策的变更成为合法化”[3]。《具体办法》中对于如何召开此次大会拟订了十大步骤,主要内容有:1.由汪精卫指定人员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2.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推举汪精卫为国民党总裁,授权他指定中央委员;3.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总章;4.重新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政策;5.宣布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今后“一切措施及文告概属无效”;6.宣布“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国”,“彻底肃清共产主义的思想、行动及一切组织之宣传”,“调整国际关系,确立东亚和平”等三项内容为国民党最高指导方针;7.授权汪精卫以党内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起改组国民政府及还都南京之责”;8.国民党以外之党派中其主张公正者,予以公认;9.国民政府的改组吸收各党派,“在全民的基础上组成之”;10.“使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4]。由此可见,汪精卫集团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正统”的旗帜从蒋介石手中夺过来装扮新建立的伪政府。
第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步实际上是完成新政府的各项组织工作。汪精卫依照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之授权,招聘若干党内外人士,组成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实行改组国民政府与还都南京”事宜。具体决议应包括以下四项:1.“国民政府指定一定期限还都南京”;2.“林(林森)……今后所发表意见一概无效,而由行政院长摄行的职权”;3.“推举五院院长并任命行政院各部部长”;4.“改组军事委员会”[5]。
第三,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们不顾各种反对意见,坚持新政权仍称“国民政府”。其主要理由是:“盖新政府在于以此来集合同志与军队使之成为主体,新政府的名称定为国民政府,始得使彼等保持真面目,云集于新政府的旗帜之下。”因延用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名称,所以文件强调新政府不是成立,而是“还都”。他们还声称,“政府必须统一”。为表明自己是惟一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们对国内各种政府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具体措施有十条之多,主要是:1.在宣布还都南京的同时,已经在沦陷区内建立的“华北临时政府”和“华中维新政府”,即“自动宣告完成任务,自行取消政府的名义”;2.发表还都宣言后,“重庆伪政府对国内发布之法令、规章及对外缔结之条约协定,一律归于无效”;3.“宣告改变国策,即以和平建设、睦邻反共为指导方针”;4.发布公告,令重庆及地方公务员于半年内来南京报到;5.“命令前线各军停战”,6.“各地游击队各自在当地等待检验收编”;7.“促进与日本之平等互惠的谈判,以调整邦交,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6],等等。
这份《具体办法》最初虽作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拟订,但实际上是汪精卫集团筹建伪政府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并成为后来汪伪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为使这次赴日谈判取得成效,汪精卫与周佛海做了具体分工。汪精卫主要务虚,同近卫前首相、平沼首相及日本内阁重要大臣进行“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周佛海主要务实,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为有利于“和平运动”的开展,日本应表示“丝毫没有侵略、统治中国或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以使中国国民谅解,为此,必须向日本政府提出“有关实行尊重主权原则的各种要求”;二、向日方强调,新政府不是因日本的压迫而成立,有必要不使法统中断,所以新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建立的形式是还都,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原则,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这几项为绝对条件,务须求得日本政府的谅解与同意[7]。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日方代表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陪同下,秘密从上海飞赴日本,进行组府谈判。
对于汪精卫的组府计划,日方事先“全然没有足以与之相对应的准备”,其主要原因是双方各有自己的打算,汪精卫的设想已超出“重光堂会谈”的范围。“重光堂会谈”的内容虽得到日本内阁的认可,但当时日本最重视的是如何利用汪精卫集团的出逃,以达到分化、瓦解中国抗日阵线之目的。当时近卫文麿即对汪精卫的组府设想表示了“冷淡的、猜疑的、悲观的”态度,他“真诚希望汪作为居间调解人”,以推进同中国的谈判[8]。不久,近卫内阁倒台,继任的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态度更为冷淡。影佐祯昭事后曾说:“日本政府在当时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也没有怂恿汪氏建立政府。”[9]直至5月11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来日本谈判在南京建立新政府一事报告东京方面时,日本政府仍犹豫不决。尽管陆军省持支持态度,但外务省与海军省仍持有不同意见。几经协商,意见仍难于统一,如果拖延汪精卫访日的时间,局势可能发生意外变化。5月29日,影佐等人竭力向日本内阁进言:“应抓住现在这个难得气氛。而且近来汪的周围流传着日本政府的真意在于和蒋介石谈判的谣言,似有退缩的现象,所以希望能按预定的安排偕其进京。”[10]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才勉强同意汪精卫一行赴日访问。
5月31日,汪精卫抵达东京,这迫使日本政府迅速对汪的方针政策做出决定。于是,陆、海、外三省及兴亚院分别召回派驻中国各地的有关官员回东京协商。6月2、3两日,陆、海军分别召开“现地与中央座谈会”,现地陆军对汪精卫要求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以及取消临时、维新政府的主张表示保留,但对建立以汪为首的新政府则表示同意和协助。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方针》规定:1.“新中央政府以汪、吴和已设政权以及翻然悔改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中国方面的问题,应依靠彼等的适当合作建立政权”;2.“新中央政府应根据关于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正式调整日华邦交。此等组成人员应于事前接受上述原则”;3.“新中央政府的组织和成立时间,应适应涉及全局的战争指导步骤,根据自主的观点处理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和基础实力”;4.“中国将来的政治形态,应适应其历史与现状,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原则,具体内容则应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决定之: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沿海除将特定岛屿设定为特殊地位外,内政问题以交给中国方面为原则,尽量避免干涉,在适应新中央政府的体制,尊重其领导者意向的同时,特别要考虑到我国对现有政府的特殊关系”;5.“关于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如果放弃容共抗日,改为亲日满防共的方针,则与其他亲日防共为其主义者相同,允许其存在”;6.“重庆政府在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实行必要的人事更换,并接受上述第一、第二项方针时,即承认其屈服,可成为组成新中央政府的一分子”[11]。
这是一个决定汪精卫集团未来命运的重要文件。它明确规定,将来的新中央政府,是一个在日本占领军控制下的各种亲日势力的联合体,同时,汪精卫必须承认上一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而这一方针他尚未见过。在这里,日、汪双方在上海“重光堂会谈”中达成的《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不见了,日方的要求背离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原则。为了使汪精卫就范,平沼首相、近卫枢密院议长及其他内阁大臣,分别会见汪精卫,以示重视,但这些会见都是礼节性的,丝毫未触及实质性内容[12]。这样,使汪精卫感到日本政府很“诚恳”,产生了将会有一个“光明前途”的印象。
汪精卫到达日本等待了十天后,日本政要才出面接见。除寒暄之外,他非常想了解日本政府对自己出马组织新政府的态度。虽然平沼等人高唱日本“尊重武力”,是为了“争取东亚,特别是日华两国间的永久和平”,进而“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等空洞论调,并对汪精卫大加称赞、鼓励,以此搪塞过去。但在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会谈时,还是涉及了这个敏感问题。6月15日,板垣会见汪精卫,他一开始就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把握,如果能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实为有幸。”这对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的汪精卫来说,无异是一场奚落。汪精卫心里有气,但为了求得支持,只得忍气吞声地向板垣分析重庆“要人方面”与中国军队内部的情况。他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因为“大部分的要人心里希望和平”,而且“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关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因此,他希望日本政府应“深刻考虑”中国军队和民众的“民族意识”,“为日本计”,应“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13]。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乞求日本军方支持自己的组府方案。
可是,板垣根本不理会汪精卫的“苦心”,他直截了当地对汪精卫的组府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汪精卫原先设想一个国家不可能有几个政府同时存在,因此一旦汪政府正式成立,“临时”、“维新”等“已设政府”应立即宣告自行解散。但板垣却强调日本政府“分治合作”的原则,认为新政府成立后,应“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其原因是: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防卫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由于对南方国防上的必要,主要是海军的问题,但不能不考虑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14]这无异向汪精卫发出警告,即日本已经在华北、蒙疆、华中以及华南沿海取得的权益,均不允许汪精卫染指。对此汪精卫颇为不满,称:“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其实体依然存在的话,中央政府则将流于有名无实。如果两政府的实体必须保留,那么组织中央政府只能延期,国民党将另找地盘组成一个政权以待来日,时机成熟再组织中央政府。”[15]而板垣也对此前的话进行解释说:“不是指让地方政府有大得可以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权限。当然,只要在中央政府下给予相当的权限就够了。维新政府、临时政府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产生的,和日本方面已经有了种种既成事实,也已经组成关于地方经济开发的机构。前面所说的尊重事实,就是指的这种既成事实”。这样,在日方的胁迫下,汪精卫不得不答应将来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一类的机构,给予较大的自主权限;对于维新政府,根据日本方面的处理意见,另外研究具体方案[16]。
在同板垣会谈时,双方在使用何种旗帜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一番争论。汪精卫为标榜自己是国民党正统,认为“国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坚持新政府必须延用青天白日旗。对此,板垣表示反对,他坚持必须在“国旗”和“党旗”上方加一块印有“反共和平”字样的大型黄色三角布片;对于军队,为避免混淆与纠纷,只使用“写着反共和平大字的黄色旗帜,而不用其他的旗,如国旗等等”。汪精卫则强调:如果军队不使用国旗,只使用黄色旗,“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有损体面”;“军队不使用国旗,就与军队的士气有关,怕给予不好的影响,如果长期不使用国旗,担心是否会影响军队在精神上的统一性”。板垣坚持说:“从军队的立场来说,现在日军正在和用青天白日旗的中国抗日军进行战争。即使在占领地区,所谓游击队很是跋扈。军队的敌忾心由此旗帜而产生,从军队心理来说,也是当然的。老实说,军方甚至对于日军占领区内除了军队以外的政府机关,或一般民众使用国旗都有相当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取严格取缔的方法,不使为此产生误解。何况中国军队突然升起国旗,其情况极为危险,自不待言。所以我想,无论在前线或是后方,至少在军队方面使用国旗,会造成误解。”板垣并一再强调,“这一点是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言下之意,这一问题没有商讨的余地。此后,经过双方反复协商,日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国旗”的上方加一条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飘带。
一贯以继承国民党“党统”和国民政府“法统”自居的汪精卫,居然在“国旗”问题上放弃原来立场,最终接受日本的方案,这在汪精卫集团中引起巨大反响。对此,就连汪精卫最重要的亲信周佛海也深感不满,称这样的三角小黄旗像一条“猪尾巴”。对汪精卫这次赴日谈判,负责从中联络的日本人西义显也认为是失败了。他在事后曾这样分析:“把平沼首相坚持近卫声明的要点和板垣陆相肆无忌惮地交换意见总结起来,就是说,日本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这只是日本罗列片面的要求,根本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平沼政府的真实意图,根本不是超越近卫声明,而是从近卫声明后退,虽然表面上依照声明,但随着问题的具体化,就想用旧有对华权益思想无多大差别的消极解释,强加给汪精卫,如果这也为汪所接受,这只能说汪的宽宏大量。单就这一点,已毁坏了和平工作的基础。至于说什么继承三民主义的法统,显然完全是废话。”[17]
汪精卫赴日谈判将近二十天,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定。6月18日,汪精卫怀着沉重的心情以及对日本政府尚存的一丝幻想,乘船离开日本前往天津,准备同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商讨组府事宜。周佛海则留在日本,继续与日方进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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