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独裁政策的必然结果。继在华北、苏北制造一系列摩擦之后,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摩擦中心移向华中,把矛头指向新四军,制定《防止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加紧了对新四军的限制封锁。先是下令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第四、第五支队开赴到江南的南京、芜湖一带,以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根据地,新四军苏北与江南、苏南与皖南部队的联系,陷新四军各部于孤境。同时,制定三路进攻新四军计划,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向新四军皖南、苏南、苏北、皖东及皖中部队大举进攻,企图各个击破。
1940年9月底,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10月上旬,英国政府宣布将按时重新开放关闭三个月的滇缅路。在国民党高层看来,这意味着英、美当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牵制在华日军。10月中旬,蒋介石等人研究了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态度、行动、兵力、地区等部署[1]。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宣布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2]。这实际上表明皖南事变拉开了序幕。
继发出“皓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围歼皖南新四军各部。他们在严令催逼新四军北移的同时,命令顾祝同在皖南部署包围新四军,命令李品仙、冷欣分别在江北、江南部署堵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是:如皖南新四军移动,就在新四军行军途中乘机围歼之;或借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于渡江之际;如新四军仍不遵令北动,则以不服从命令为借口就地解决。局势日趋紧张,尤其是新四军方面,情况十分紧急。
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在此情况下,11月9日,中共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从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和团结抗战六个方面,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污蔑,揭露了亲日派妄图“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毒用心;历陈了八路军、新四军数年来团结抗战,御敌保国,收复失地的事实。对于“皓电”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佳电”要求对于江南新四军“宽其限期,以便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变”;对于在江北的新四军各部,“则暂时拟请免调”,同时责成“整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3]。
在得悉朱德等“佳电”之后,国民党方面该如何处置?是“置之不理”,还是“严词驳斥”,抑或“由中正式命令限其如期集中河北”?蒋介石没有马上作出进一步的决断[4]。稍后,蒋还同意把八路军、新四军的移驻日期推迟到12月底。国民党方面之所以没有立即催逼新四军按照规定日期北移,一是认为当时尚在“国际局势未定之时”,“如过于硬性反于我不利,而且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故不如此弹性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另一重要因素是日本尚未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蒋介石等人“决待倭敌承认汪伪以后,或待敌是否承认汪伪之真相判明以后,再发此令,比较妥当”[5]。
11月30日,日本方面与汪精卫签订《基本关系条约》之后,蒋介石立即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他催促有关僚属准备对于朱、彭“佳电”的复电稿,并且亲自修改定稿[6]。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了“齐代电”,再度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对国民党军队“侵袭”和实行“割据”,是导致各地摩擦迭起的直接原因,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赴河北”[7]。次日即12月9日,蒋介石又发出如下电令:“令朱彭叶项(即发)。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各地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何白参谋正副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蒋中正。十二月九日。”[8]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重兵,进行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部署。到1940年12月底,除了李品仙、冷欣各部在江北、苏南进行堵击布防外,皖南方面,第五十二师、一○八师、七十九师、一四四师、四十师和六十二师一个团、新七师一个旅,在宣城、泾县、宁国、旌德、太平、青阳、南陵、铜陵地区,构成对新四军的重重包围[9]。至此,皖南新四军已经成为陷入险境的孤军,情况万分紧急。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多次指示在皖南的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10]。但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对于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如何移动犹豫不决。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批评了项英等人,要求对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月25日蒋介石面告周恩来“渡河不得再缓”[11]之后,12月31日毛泽东、朱德还就如何渡江北移致电叶挺、项英。但是,这一切努力实际上为时已晚。
1941年1月4日至13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转移途中,由于判断错误,加之内部意见分歧,对外联络中断等,结果误入国民党军队在泾县茂林地区事先设好的包围圈。经过数日的恶战,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或牺牲、或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军官和干部牺牲。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令:“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通令接着诬蔑新四军为“抗命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12]。这样,国共关系处于抗战爆发以来最为紧张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认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本党本军,而且正中蒋介石的诡计。中共中央决定,“佳电”的温和态度立即终结,在政治上发动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13]。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还不敢与共产党分裂,共产党也不宜与国民党分裂;故决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首先在政治上发起反攻,在全国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事变真相,动员全国爱国军民与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共同反对反攻顽固派的阴谋[14]。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案,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与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谈话历数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反共摩擦事件之后,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围歼皖南新四军的真相,进而提出如下要求:1.严惩罪魁祸首;2.释放被俘将士,保障叶挺等人生命安全;3.抚恤死难将士及其家属;4.停止华中剿共战争;5.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6.停止各地残害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释放政治犯;7.肃清亲日分子;8.反对破坏抗战、破坏团结;9.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15]。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共行径。“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并维护民族抗战的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报纸、会议等各种途径,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揭露国民党自抗战以来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准备;在大后方,应运用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动员舆论和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16]。1月22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就解决皖南事变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十二条要求: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及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17]。这就把中共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主张,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重庆,周恩来等代表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1月17日晚上,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反动命令和谈话后,立即向何应钦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在电话里愤怒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作而作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天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一题词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得以刊登在1月18日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文章,经周恩来审阅后,19日即用秘密传单散发。文章就“所谓新四军违反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所谓借端要索问题”,“究竟谁打谁的问题”,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污蔑,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18]。同时,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还以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以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表示抗议[19]。
对于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巨大损害,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鉴于叶挺陷身囹圄,决定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要求陈毅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20]。1月23日,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发出就职通电,旋即在苏北盐城成立新四军军部,并扩大整编为七个正规师,分派粟裕、张云逸(旋改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等七人为师长[21]。这是对国民党围歼迫害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最有力的回击。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进行了自卫作战的全面准备。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内外各方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41年1月14日,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宣言,指出:“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宣言指出,一旦发动剿共战争,则过去之悲剧又将重演,抗战之基础将毁于一旦。认为国民党应“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以奠定抗日基础[22]。1月12日,旅港人士400余人联名发出文电,吁请停止内战,恳请蒋介石“明令凡属抗战部队,俱应加以优容保护,以示大度,表以至诚,使友邦无疑虑之揣,而幸灾乐祸之流无间可入”[23]。此外,如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南侨总会陈嘉庚、菲律宾侨胞团体等众多中外组织和个人,也纷纷致电或发布宣言,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呼吁国共两党团结抗战。
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时主要新闻报刊基于不同的立场,发表了各自的评论。1941年1月18日,重庆《中央日报》刊登社论《军队的纪律和民主》。该社论诬称:“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万万不能忽视的。当局为贯彻军令,维持军纪起见,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置。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1月22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的社论。社论指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所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唾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社论认为:“在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之下,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容或因求治之急而近于激,非但可谅,亦且可敬。”关于皖南事变的处理,该社论建议:“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与蔓延!”1月29日,针对一些敌对势力借口皖南事变散布谣言,以蛊惑国内外视听的恶劣行径,《大公报》又刊载《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论。社论指出:“敌人对我们原是幸灾乐祸的,它希望中国自溃自裂,它也希望中国失掉国际友邦的同情与援助。在平时,它还在无中生有的造谣,寤寐以求的幻想,现在遇到这个新四军问题,它自然要藉此造谣与挑拨。问题的关键,完全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敌人希望我们分裂,我们必坚持团结与统一;敌人希望我们内乱,我们必严明法纪,显示出一个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相信国际各友邦也必然认识中国,而更同情中国。”[24]总的来看,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日益不得人心。 皖南事变后,中共坚决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及时揭露事变的真相,表明了正确的立场,从而广泛地争取了诸多中间力量、民主人士,得到国内外舆论正面的支持。这些既有助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对日作战,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运动,使之走向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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