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特务组织
汪精卫的组府活动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英、美等国早年在上海市区中心设有租界地。尽管抗战开始后不久上海地区就被日军占领,但为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正面冲突,日本政府仍对英、美等国租界采取了维持原状的政策。因此,日军的侵略势力暂时无法深入租界内部。这些外国租界,于是也成为日军占领区中的孤岛,以及各种爱国力量进行抗日活动的基地。抗日爱国力量在上海的活动,不仅阻碍了汪精卫组府活动的进程,同时也对汪伪骨干的安全构成威胁。为摆脱这一被动局面,汪精卫集团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开始网罗死党,筹建特务组织,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残酷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借以维持毫无政治基础的傀儡政权。
汪伪特务组织的创建者与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变节分子。20年代,受大革命高潮的影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即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此间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后很快投降,成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1]。抗战爆发后,李士群不满在中统特务机关内的地位,一心想改换门庭。1938年夏秋之交,他席卷所经手的公款,从大后方假道越南转至香港,拜会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开始投靠日本。此后,他被派往日本驻上海使馆,为官清水董三做情报工作。
回到上海后,李士群先后把“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成员刘某等拉下了水,让他们充当日本使馆的情报员。同时,他又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达成互相照应的默契。1938年底,李士群开始考虑从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他深知,搞特工必须有一批经验丰富的骨干。他把目光集中到原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身上。丁默邨1932年即担任军统局第三处少将处长,地位与戴笠差不多。全面抗战爆发后,戴笠地位急剧上升,而丁默邨的第三处于1938年初秋遭裁撤,此后不久丁即离职前往香港“养病”,同时静观事态变化。1938年底,丁默邨又秘密到上海,后被日本人发现并受到严密监视[2]。为把丁默邨拉下水,李士群一面在清水董三面前极力吹捧丁的地位、才能及声望,表示愿意让丁坐头把交椅,自己充当副手。同时,李士群又专门找到丁默邨,诱迫其加入到所谓的“和平运动”中。
李士群的活动越来越受日本当局重视,其地位也步步提高。丁默邨来到上海后,日本方面更对丁、李合作搞特工的计划寄予厚望。1939年2月,在清水董三引荐下,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首脑土肥原贤二会见了丁、李二人。“对华特别委员会”是直属日本内阁,“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所谓“重大对华谋略”,是指除开直接作战的“关于政治、经济的谋略”[3]。因该机关以土肥原贤二为首,所以一般称其为土肥原机关。
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虹口公园北侧的“重光堂”内,根据预定计划,决定物色北洋时期曾在中国政坛上出过风头的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为新中央政府首脑。然而,唐绍仪由于遭国民党特工袭击而死去,靳云鹏也早已在中国政坛上失势,没有什么作为,吴佩孚则不能与土肥原很好合作。尽管土肥原费尽心机,工作仍无实质性进展。他不得不哀叹:“可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希望了!”[4]
正当土肥原机关陷入困境、无计可施之际,丁默邨、李士群的出现使土肥原喜出望外。丁、李两人向土肥原陈述了组建特工队伍的设想,并提出请求日本军方援助的理由,即“上海恐怖活动的元凶是重庆的特务工作队,蓝衣社的地下组织。日本军警可以逮捕现场的犯人,但是如果不破获蓝衣社的地下组织,那是没有用的。”他们还向土肥原吹嘘:“我们知道敌人的力量所在,也知道它的弱点所在,我们一定能够取胜,请给我们以援助和指导。”[5]几天之后,丁默邨与李士群向土肥原提交了两份资料,一份是《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另一份是《上海特工计划书》。前者是李士群数月来情报资料的汇总,后者则是他们组建特工队伍的蓝图。计划书以获取日本经费、武器为前提,详细罗列了组建特工队伍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等要项,同时还按照工作据点的设置、行动队伍的组成、经费的使用、兵器的保管和修理、反谍报的方法等具体事项,逐项列出了明确方案。这项计划书引起了土肥原的重视,他及时将此情况向日本大本营作了报告。
日本陆军对此计划很感兴趣。当时,影佐祯昭等人正与汪精卫集团联络,策划所谓“日华和平运动”。他们认为,稳定上海局势,镇压爱国民众的抗日浪潮,阻止国民党特工的恐怖活动,是整个和平计划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他们主张把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计划作为整个对华和平工作的组成部分。2月20日,日方以大本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明确指定由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晴气庆胤具体执行[6]。从此以后,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工组织便由晴气庆胤直接指挥,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同年8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后,又划归“梅机关”领导。
获得日本军方支持后,丁、李两人立即开始着手特工总部的筹建工作。为“笼络争取上海租界内各阶层的中国人”,日军当局允许他们采用各种方式,在上海的原国民党党部成员、捕俘的重庆系特工人员、学校师生等方面物色合适分子,加入其特工组织[7]。另外,他们还炮制了一套“和平运动”的理论,进行欺骗宣传。谎称“和平运动”是“以和平求和平”,是为了使中国尽快统一;相信以战争求和平,则是“中了共产党的计谋,中国要灭亡的”。经过一番活动,逐步形成了特工组织的核心,最早的骨干主要有七人,他们是: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李志云、杨杰、张鲁,当时被人称作“七人委员会”[8]。此后不久,蔡洪田、马啸天等一批人又或明或暗地参加了进去。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上海租界巡捕、包探听,以及帮会、流氓中网罗对象,组织行动队。通过金钱和武器引诱,使得三教九流人物纷至沓来。如以吴四宝为首的地痞流氓,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兄弟”,先后投入李、丁门下,成为骨干。
特工队伍初步建成后,丁默邨、李士群心里很清楚,以此充当日军的别动队,捞点“外快”,已经不成问题,但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为了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他们经日本当局授意,开始投靠汪精卫集团。丁默邨刚到上海时,汪曼云就曾当面提醒他说:“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过去你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的。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题,而是号召力方面,确有一些事倍功半的。”为此,向他建议道:“事到如今,当然不能因困难而不做,为求事的迅速‘成功’,我觉得倒不如去接上汪精卫的关系,好在汪精卫已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9]丁默邨点头称是。以后,通过汪曼云的居中牵线,丁默邨、李士群、特工队与周佛海接上了头;又在日方的“训令”之下,汪精卫决定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作为自己的警卫武装。在日方的安排下,丁默邨、李士群曾与汪精卫洽商双方合作的条件。丁默邨等提出参加汪伪“和平运动”的条件有二: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十月份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二、“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几个席位”[10]。于是,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与丁、李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议定由丁、李日后主持警政部,并担任“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起人[11]。这样,双方达成一致。从此,汪精卫集团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特工队伍。
丁、李等人投向汪精卫集团后,为适应队伍的扩展,开始寻找合适的基地。几经搬迁,最后选中沪西极司非尔路[12]七十六号,极司非尔路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筑的一条马路,属越界筑路,所以路权归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仍属华界。位于马路中段的七十六号,原是国民党安徽省陈调元的一座花园洋房,因该处三幢洋房的地基曾为洋商购买,所以挂的门牌为蓝底白字,与周围白底黑字的门牌明显不同。日军占领上海后,该房遂被日军控制,后经晴气庆胤联系,同意拨给丁、李使用。丁默邨等将七十六号的房屋建筑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设立了 “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审讯室”、“看守所”,进出大门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13]。从此,“七十六号”成为令人生畏的一个名字。
汪伪特工总部开张后,立即配合侵华日军,疯狂镇压上海爱国民众的抗日反汪运动,接连不断地制造流血惨案,其首要攻击目标是上海新闻界。上海沦陷后,留沪爱国报人利用外国租界,继续出版报刊,宣传抗战。汪精卫集团叛离抗日阵营后,上海各报刊纷纷揭露日汪勾结的阴谋,提醒人们要同这伙汉奸划清界限。因此,汪伪集团将上海爱国报人视为眼中钉,必欲清除而后快。1939年6月中旬,丁、李等人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名义向上海各抗日报刊负责人、编辑、记者发出恐吓信,威胁称:“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无论是否中央社之稿件,均认台端为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14]。同时,又公开发表一道对83人的“通缉令”,将一批新闻界人士列为通缉对象。威胁之外,他们又多次出动汉奸武装袭击《中美日报》、《大晚报》、《大美晚报》等报馆,杀害爱国报人,殴打报贩,妄图堵截抗日反汪报刊的发行。
特工总部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威胁利诱手段,为汪精卫集团网罗党羽。其惯用手法是先派一个与对方熟悉的人去拜访,宣传“和平反共建国”的汉奸理论,并以金钱、官位相引诱。如对方不为所动,即再派人送去恐吓信,里面还有一颗子弹,限其一星期内离开上海,以此给对方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倘若如此仍达不到目的,就采用强行绑架的手段,在七十六号内“嘱令宣誓,签署和平运动誓书”,强迫其就范。总之,凡被七十六号列为活动对象者,除逃离上海之外,均无法逃脱他们的魔爪。
在举国上下声讨、揭露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活动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通过在上海的留守机关,组织特工对其进行打击,以阻止汪伪政权的建立,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以牙还牙”的特工战。由于驻沪国民党机关已转入地下活动,其特工的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汪伪特工不仅活动范围广阔,背后还有侵华日军支持。在争斗中,汪伪特工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早在投敌之初,丁默邨即向土肥原夸下海口:“我们要干掉市党部和蓝衣社”,“市党部委员中有不少是我的老部下,现在它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纲纪紊乱,缺少统一领导,如果巧妙地利用这些弱点,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它拿到手。蓝衣社是最强的对手,但它的情报人员因生活困苦而动摇,这就是它最大的弱点。我们准备从争取它的情报员开始,逐步寻出它的情报网,尽可能接近它的上层人物,说服他们,并使他们为我们所用,最终搞垮蓝衣社。”[15]在争斗中,丁默邨首先打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将其主要成员汪曼云、蔡洪田等拉了过去,成为汪伪集团的骨干分子。接着,又把国民党“中统”苏沪区副区长苏德成拉下水,使该区的特工组织完全瓦解。此后,丁默邨等顺藤摸瓜,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团部全部垮台,主要骨干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悔过[16]。
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为汪伪集团的“和平运动”鸣锣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地位也节节升高。汪伪国民党“六大”召开后,伪中央党部内特设了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任主任委员,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指挥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副之。起初,特工总部机构比较简单,不久即增设了三个委员会与四个厅,以后又改设为四处四室。至1940年春汪伪政权建立前夕,特工总部再次进行重大调整,原警卫大队升为警卫总队,由吴四宝任队长,下辖五个大队;增设行动总队,由杨杰任队长,下辖六个大队[17]。另外,还设立了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等机动组织,以及“海社”、“上海法院同仁会”、“立泰钱庄”、“国民新闻社”、“东南贸易公司”等一批外围组织,把魔爪伸向各个行业。
此外,特工总部还在杭州、苏州、南京、蚌埠等日军占领区以及沪杭、沪宁、津浦路段各铁路线设立“区”、“站”一类的分支组织,采用各类极端手段开展特务活动[18]。汪伪政府正式建立前后一年多时间里,特工总部迅速发展成一个规模巨大、组织完备的特务机关,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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