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汪精卫一伙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公然叛离抗日阵线,其自我编造的理由是对日谋求和平。但自从“艳电”发表后,其汉奸面目已经暴露,并很快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确保自身安全,他们不得不转入地下,偷偷摸摸地进行所谓的“和平运动”。即便到了日本控制的上海,他们仍不敢公开露面。在秘密访日并取得日本政府的口头支持后,他们顿时感觉有了依靠,腰板开始硬起来了。尤其是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建立起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更不用为自己的安全担惊受怕了。为扩大“和平运动”的影响,加快筹建新政权的步伐,他们从地下走到地面,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号。
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做了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说。这篇被日汪双方称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的演说词,实际上是一篇宣扬卖国理论的代表作,亦可视为汪伪集团公开投敌的宣言书。讲演一开头,汪精卫即以“理论”权威的姿态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1]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原因是中国自不量力,“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
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使日本“愿意与中国为友”呢?汪精卫认为:“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2]为证明这是解决中日冲突的正确方案,他一方面引经据典,把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求和的卖国行为当作自己的楷模,同时又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最后他又声称,要“本着怨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我决心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心团结同志并团结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有志之士,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3]。
讲演结束之后,汪精卫休息片刻,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敬告海外侨胞》的广播演说。这篇演说除对上述卖国理论进行进一步阐述外,还对重庆政府予以攻击。其目的是欺骗海外华侨,阻止华侨对重庆政府抗日战争的支持。数日前,他曾向日本官员分析过华侨的情况:“在这次事变中,华侨却被蒋介石的抗日宣传所欺骗,被蒋的英雄言行所迷惑,因而支持蒋介石。”为改变这一局面,他主张“用实际行动加以宣传”[4]。为证明重庆政府之“误国”,他在讲演中指责蒋介石政权还不如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政府“爱国”:“当时的满洲政府,还算有爱国心的,战败了,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得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权。如今呢,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输越赌,越赌越输,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汪精卫认为,继续抗战,“民安得不穷?财安得不尽?而民穷财尽的结果,只有国亡种灭”,结果是,“抗战不足,国亡灭种有余”[5]。为进一步推销这种抗战不如投降的汉奸理论,汪精卫将这两篇讲演稿全文刊载在新复刊的《中华日报》上,但由于上海租界内报业公会拒绝销售,影响“甚微”[6]。
汪精卫深知,自己被重庆政府开除党籍后已没有威信,只有把自己重新装扮成国民党正统,才能增强理论宣传的效果,排除组织全国性政权的障碍。所以,他在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之后,即着手准备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有关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各省市、各特别支部和海外支部推选的代表参加。而此时的汪精卫集团,除几名骨干之外,没有任何基层组织,召开一省党代会的条件尚不具备,遑论网罗全国各地党部的“代表”。8月中旬,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骨干连日开会,商讨对策。
为拼凑“代表”各方的党代表,他们首先设立大会“筹备委员会”,指定“特派员”分区招揽。特派员拥有选择代表的大权,只要他们出具证明,谁都可以充当代表。尽管如此,仍很难觅到合适的人选。汪精卫曾秘密派遣刚从欧洲返回香港的周化人潜赴重庆,拉拢改组派旧人马来沪参加“和平运动”,但只拉到刘仰山等几人。后又让周北上“动员”,结果应者寥寥。于是,汪精卫不得不让周佛海等就地取材,拼凑人数。周佛海利用这个机会,同梅思平、丁默邨等乘机网罗亲信,扩充私人力量。丁默邨包办了上海特别市和江苏省两个党部,把一批原属“中统”的特务都拉来做代表。同时还想染指南京及安徽、浙江三省市。陈璧君也不甘落后,把陈耀祖等两个弟弟、三个侄儿都指定为代表。李圣五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全带了进来;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伙计前来参加[7]。
经过一番“努力”,拉到的人数仍同汪精卫预定的300名代表相距甚远。于是只能滥竽充数,由非国民党党员冒填党籍后推为“代表”。这样的胡乱拼凑,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假党员不仅当上了党代表,同时还被指定为两个省的代表;有的人虽然出席了会议,但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省的代表。还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威胁、诱骗到会场,以充当代表[8]。经过这样不择手段的网罗,勉强拼凑到240名代表。
1939 年8月28日上午,汪精卫集团一手策划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召开。之所以选择七十六号,是因为那里是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自然比其他地方安全。会议团由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梅思平任大会秘书长。汪精卫自任大会,并致开幕词[9]。在开幕词中,汪精卫一再强调,这次代表大会同一年以前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说:“上届大会提出抗战建国的口号,本届大会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所谓建国是什么呢?是完成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之建设,因为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生存,必须这样,中国才能独立自由,这是目的。至于抗战和平不过是达到这目的之一种手段,为达到这目的,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手段有不同,目的则无异致。”把抗战和投降这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柔和在一起,说是具有相同的性质,这是汪精卫的一大发明。为推销这种汉奸理论,他还无耻地说,这是“中国国民党全体同志的公意,也就是中华民国全体同胞的公意”[10]。
伪“六大”首先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这是汪精卫集团从重庆政府手中抢夺“党统”大旗的关键一步。该法案包含多项内容,其中第一项宣称:自1939年1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11]。此决定具有双重目的,首先是要从重庆国民党中央手中夺权;其次是恢复汪精卫原有的地位。汪精卫是1939年元旦被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撤销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的。现在宣布从这天开始,重庆国民党中央已经无权了,那么,对汪精卫的处分也就自然无效了。这样立案,比采用其他方式简单得多。夺过旗帜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即汪精卫不是总裁,领导全党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法案专列一项:“修改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12]总裁一经废止,蒋、汪之间的正副差别也不存在了;新设国民党中央的职位,则为汪精卫担任国民党党首铺平了台阶。有了魁首之后,人手不足怎么办?汪精卫等人挖空心思,在《整理党务案》中又加入如下规定:“除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由本届大会推选继任原职外,并由本届大会增选中央执行委员38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0人,中央监察委员26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6人。”未参加本次大会的“中央执监及候补中央执监各委员,立即集中上海,共商国事”;“在中央各委员未能齐集以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13]。这样既增补了100名亲信,又不确定开会的合法人数,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就得以完全被汪精卫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
上述法案为汪精卫控制国民党铺平了道路。接着,会议又策动代表提出临时动议两件:第一,因汪精卫“倡导和平,艰贞奋斗,挽救危亡”有功,“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由团率全体代表起立,向他鞠躬致敬;第二,依据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4]。
经过一番苦心策划,汪精卫等人自以为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国民党临全大会的决议,否定了蒋介石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而自己又“合法”地获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头衔。抓到党统旗帜之后,汪精卫一伙又开始为自己的行动炮制法律依据。
当天下午,会议又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该纲领对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简称《抗建纲领》)中规定的方针政策做了全面篡改,以适应他们进行“和平运动”的需要。若将两个法案进行比较,即可看出其险恶用心。在外交方面,《抗建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15]而修正方案则模糊地宣称:“本国家生存及主权独立之主旨,励行睦邻政策,以奠定东亚永久和平”;“联合非共产主义之有关各国,共同防制第三国际之阴谋”[16]。在军事方面,《抗建纲领》规定:“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17]。修正方案则闭口不谈抗战,仅虚伪地列出了这样几条:“军队国家化,消灭个人及地方之系统”;“召集军事复员会议,解决军事复员、军队驻防及军事建设等问题”;“解散游击将士,助其复业,其志愿服兵役者,经甄别后分别编入国防军或地方保安队”[18]。在政治方面,《抗建纲领》为夺取抗战胜利,明确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19]。而修正方案坚持反共立场,全力回避谈及抗战,仅笼统地宣称:“召集国民大会,商讨建国之大计”:“政府草拟宪法,交国民大会审议,由政府公布实施”;“除共产分子外,人民之一切合法自由应予以充分保障”[20]。
从上述三方面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汪精卫集团别有用心地把“抗日”换成“反共”;把武装自卫换成转业复员;把全民抗战换成排共建国。其目的就是要完全颠倒武装抗日与投降卖国的是非标准。
与此同时,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一批议案,为正在筹建的汪伪政府之“合法”出台贴上一张又一张法统票签。
当会议进行到确定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里出现一阵骚动。其主要原因是,在汪精卫提交大会讨论的名单中,有几个在社会上名声颇臭的汉奸,一些标榜继承国民党“正统”的代表“羞与为伍”。尤其是在“八一三”事变后投敌、先后在“上海大道市政府”和“维新政府”等几个伪政权中出任过要职的卢英也竟然名列其中,更使那些人难于接受,于是推派代表去找汪精卫说理。然而那些代表却遭到周佛海的阻拦,周回答他们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21]这几句话,不仅给卢英的汉奸行为做了辩护,而且也撕下了这批新汉奸的假面具,使他们面面相觑,无辞可对。当然,为了笼络这批新汉奸,汪精卫也作了一些让步,把内定给卢英的中央委员降为“候补”。通过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汪精卫提名的一批老牌汉奸,如“维新政府”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等,都顺利当上了中央委员。
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等文件。这些文件的集中反映了汪精卫集团宣扬的“和平反共建国”的理论。其中《宣言》是一份颇具代表性的文件。
《宣言》首先颠倒是非,诡称这次代表大会的宗旨同上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致的。并认为1938年12月近卫声明所提出的三原则,是日本“为放弃侵略主义欲与中国谋合于正义之和平”的证据。“日本在战争中,有此反省,中国亦不可不深自反省,使合于正义之和平得以早日实现”。而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遽以个人武断,发言拒绝……复用极端严厉手段,箝抑舆论,极端残酷手段,残杀同志,遂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对中日战局作了完全颠倒的阐述后,立即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攻击,声称“和战问题为共匪所劫持,则合于正义之和平永无实现之希望”。“上届大会以执行之方针付之蒋同志,蒋同志乃弃置方针于不顾,以自误误国,本届大会爰以一致之决议,解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并废除总裁制,更授权汪同志,使本于上届及本届大会所定方针,领导同志积极进行”[22]。经这一番论述,汪精卫似乎成了拯救中国的英雄。
在拐弯抹角把自己的投敌行为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抗战方针连接起来后,《宣言》开始亮出汪伪集团的行动纲领:“自今以后,当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特再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据此纲领,又确定了内、外方针。其外交方针,表面上赞成上届大会确定的两条方针,而在具体分析一年来形势时,指斥原有的政策是“无实力妄冀远交近攻,以取胜利,充其所至,徒使战则无同盟之援助,和则受外来之牵制,惟有任东亚相与为邻之两大民族共受其祸,而不能自已,非独不忠不仁,抑且不智。不忠,不仁,不智,不特不齿于中国之国民,且不齿于世界之人类”。所以强调,今后“当谨守上届大会所示之两大原则,以谋国际关系之维持,各国友谊之增进”,“而益之以睦邻友好”;“不惟远交近攻之策绝对屏斥,一切合纵连横之技亦无所施,必如此,然后对内得以自力,对外得以共存也”[23]。其实,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完全篡改了原外交方针中抗战救国的内涵。关于内政,《宣言》表面上赞成“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挥原理”,具体内容则全面背离了原有纲领。《宣言》既反对因抗战延期召开国民大会之决定,又指斥“国民参政会形同虚设”,宣称“本届大会特郑重宣布,授权汪同志,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改变必须由党员才能参加的规定,宣布“本党愿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负担收拾时局之责任”。同时又强调,“战争既息,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之制定颁布,已无延期之必要,务于最短期间,使全国和平得以实现,国民大会得以召集,宪法得以制定颁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完成民权正义之阶段”[24]。其用意十分清楚,就是不顾中华民族处所处的危险时刻,要在最近时间里成立伪政权。
戒备森严的汪伪国民党“六大”只开了一天即草草收场,而他们对外却大肆吹嘘,说会议开了三天。9月5日,又在上海愚园路汪精卫住处召开所谓六届一中全会,汪精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身份主持大会,并就内外形势及党务、政治诸问题发表讲演。会议讨论通过了伪“六大”交议的各项提案,推举了领导成员。周佛海等九人当选为“中常委”委员,褚民谊出任秘书长,梅思平任组织部长,陶希圣任宣传部长,丁默邨任社会部长[25]。
伪国民党“六大”结束后,汪精卫在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对今后如何树立统一政权问题,明确表示:“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于此点已郑重说明。连同各党各派,及无党派有志之士,协力一致,以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实为本党之最明确主张也。”[26]由此可见,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给汪精卫集团正式在广大沦陷区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铺平了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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