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闭滇缅路的交涉
1940年6月中旬法国战败向德国求降,欧洲战局逆转,日本认为可乘机驱逐英、法在远东的势力,进而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在迫使法国确认中止中国假道印度支那运输的同时,于6月24日由外务次官谷正之向英国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要求英国禁止经由缅甸和香港向中国输入军火和其他物资[1]。
滇缅路自昆明到缅甸的腊戍,全长1146公里,每月运输量达数千吨,在滇越铁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已成为中国后方地区最主要的国际通道。中方非常担心的是,前此英国已在中国海关和天津租界和白银问题上接连对日本让步,在欧洲和远东局势趋于恶化的情势下,难保英国不向日本作出更大的妥协,因此向英方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如郭泰祺在6月28日访晤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7月1日又访晤英国外交部次官巴勒特,询问英国政府对日本要求封锁滇缅路之态度,表明中国政府对该问题的关注。英方称即将进行讨论,最后之决定可使中方满意。郭泰祺表示:滇缅路运输对于中国抗战及英国自身利益均关系重大,在道义及现实政治方面而论,万不可不维持[2]。7月8日,英方答复郭泰祺,称仅答复日方不能停止运输之理由,如所运各货系美、苏产品,且印、缅与中国地理上关系亦须维持;但向中方指出:英国处境极端困难,不愿与日正面冲突,其他有关之国,应分负责任[3]。英国政府起初并不同意日方关于封闭滇缅路的无理要求,直到1940年7月8日还由驻日克莱琪答复日方,称单方面切断对中国的物资供应有违中立原则,也无助于中日间达成公正的和平,但遭到日方拒绝,日方并以日英两国关系将受到严重影响相威胁。鉴于欧洲政局日趋严峻,美国又不可能出面遏制日本[4],英方十分担心与日本直接发生战争,但又不想过于丢面子,于是决定采取“暂时关闭”滇缅路三个月的方案。7月12日,克来琪向日本外相有田通报了上述方案,得到日方允可。1940年7月17日,英国与日本在东京签订协定,宣布自7月18日起的三个月内,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输入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铁路材料;有关经由香港的货物亦予禁运。
英方决定关闭滇缅路,正值7月初宜昌失守之后。此前中国尚可由宁波经过长沙、沙市、宜昌,以水路把部分国外物资运入后方,日军占领宜昌后,宁波海口随时会遭日方彻底控制,形势顿形严峻。至于西北国际交通路线,其运输能力一直有限,加上当时苏联对华实际提供的物资也很有限。所以,在中方看来,滇缅路被关闭后如何“撑持战事,确是难事”[5]。7月13日,国民政府从驻英大使郭泰祺来电,得知“英政府关于缅甸交通事拟对日妥协,限制若干货物之运输”;来自日方的消息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于是,当日王世杰便以国民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对英国发出警告[6]。同一天,张伯苓等30名参政员联名致电英国国会议员,要求英国勿对日妥协,以保证中国抗战交通[7]。令中方更难以接受的是,英国竟然劝中国与日本言和,并将此与英国维持滇缅路交通相联系。
7月16日蒋介石就英国封锁滇缅路发表声明:“余深信守法重信之英国,决不至有此违背公法条约丧失国家信誉之举,如果以滇缅路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即无异英国协助日本迫我中国对日屈服,其结果必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牺牲英国在远东之地位。须知中国抗战三年,屹立不动,决非任何第三国威胁所能摇撼,如英国果有此种行动,余可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不测之祸害;如英国认为停止我滇缅路运输,可以缩短远东战事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对于英国政府所作之决定,不得不表示最严重之关切,并认为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缅甸运输之继续维持,对于中国之抵抗侵略至关重要,自不待言。英国接受日本之要求,已给予侵略者以巨大利益,故英国之举动无疑帮助中国之敌人,英国政府曾再三宣称对华政策决不变更,而现在所采步骤,无论如何,断难认为与其所称之政策相符合。”该项声明还指出,根据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英两国所订涉及中缅通商之各项条约,中英双方对于中缅间通商线路,“不论平时或战时,均无权封闭”;另外,“根据国联历次关于中日冲突所通过之议决案,全体会员国均应避免采取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之任何行动,致增加其在目前纠纷中之困难”,“故英国政府接受日方要求停止滇缅路运输之决定,实已违反国际公法之原则,中英各项条约及国联之历届议决案”[8]。另外,驻英大使郭泰祺7月15日就关闭滇缅路问题向英国外交部次官巴勒特递交书面抗议,表示中国此时决不与日本言和。英方辩称实出不获已,但仅为迁延待时办法,不妨害其将来之行动自由[9]。
国民政府还通过驻外使节的游说,希望美国、苏联出面反对英国的决定。美国国务院于7月16日声明反对封闭世界贸易通道,苏联政府未予表态。
另外,在重庆的国民外交学会于7月18日呼吁英国人民劝英国政府迅速取消停止缅甸运输之决定。同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致电国联同志总会,请劝英国政府考虑停止缅甸入华运输之得失。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社评,强烈抗议英国关闭滇缅路、封锁中国国际交通线。一时间,关闭滇缅路事件成为中英关系的焦点所在。
关闭滇缅路,是英国继在中国海关和天津租界等问题上与日本达成协定之后,对日本作出的又一大妥协,并且是对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最严重最直接的损害,也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中方在对英交涉过程中的态度也愈益强硬。正如7月18日张群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务会议所指出的:“现英日妥协,停止缅甸运输,我对英态度应重新考虑。”[10]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发生根本改变,而是在对英交涉中将明确坚持“抗战国策”、“多求国际友谊合作之方策”、“拥护九国公约态度”三个不变,决不承认(包括默认)英日妥协的结果,促使英国认清对日绥靖的危害,尽早重新开放滇缅路。
英国首相丘吉尔7月18日曾在英国国会谈到,关闭滇缅路期间,将寻求在中日之间达成公平的为双方所接受的和平[11]。然而,为了应付中方的交涉,丘吉尔又在7月20日致蒋介石电中称:“余(英国首相自称)确信执事(委员长)对于缅运问题之我方困难,极为了解,余永不强请执事接受违反贵国利益或贵国政策之和平。”蒋介石7月28日复电丘吉尔指出:“余非不知贵方之困难,但和缓日本之政策必将危及贵国自身,此余所已屡次声言者也。惟有中国战胜并保持其独立,英国远东利益方能保存。故余切迫的声请阁下,为贵我两方利益计,从速恢复缅甸运输路线。”[12]中方并以救护车辆、药品等非禁运品及须备车辆往返所需汽油为理由,在英国和缅甸同时进行交涉[13],力争局部打破禁运令。
9月13日,郭泰祺再访英国外交部次官巴勒特,交涉重开滇缅路问题。英方称目前局势困难,待三四星期后,局势当较明朗,易于应付[14]。随着日军大批进入越南,尤其是9月下旬德、意、日三国签署同盟条约,英国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危害性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开始走出对日绥靖的阴影,远东政策趋于积极。而在关闭滇缅路期间,日本继续扩大对华战事,为英国不再延长与日方的协定提供了借口。9月30日,郭泰祺又向英方交涉重开滇缅路。10月3日,丘吉尔向郭泰祺谈到,三国同盟使国际局势明朗化,英国的处境已远胜于三个月前,当时对滇缅路若不对日本让步,恐日将宣战,故暂为关闭,现决期满开放[15]。10月8日,克莱琪向日本外相松冈表示,英方将不再延长关于滇缅路的协定。同日,丘吉尔在国会宣布自10月17日起,重新开放滇缅路:“三月之前,吾人被请封闭滇缅路线,当时吾人尤其所请,盖吾人愿以机会给予中日两国政府,藉使两国对其长期而残忍之斗争获得公正而平等之解决。不幸此目的并未达成,反之日本征服中国民族之长期战争,仍在进行之中,且更因而引起种种祸患,此种机会之被弃置,殊堪遗憾。但在此种情形下,英帝国政府仍履行此项协定至期满之日为止,十月十七日以后,英政府则认为此约已无续订之必要。” [16]
对于滇缅路的重新开放,蒋介石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此不仅对我抗战之成败攸关,而且远东之祸福安危亦系于此也。”[17]中方立即向英方作出积极回应。10月9日,蒋介石致电丘吉尔,对英国政府决定重开滇缅路表示感佩,内称:“顷读阁下在国会演词,指斥三月以来日本对华暴行有增无已,中国民族痛苦日深,因而决定恢复滇缅路之一切运输,中正闻之,欣慰无量,尤其阁下演词中提及日本对华和平已无希望,尤佩卓见。”[18]10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与英国大使卡尔进行会谈,主要议题是中、英、美合作,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合作。卡尔明确表示,英国国策今已改变,目前形势已将两国合作问题提上议程,并询问在中、英、美联合对日作战的情况下,中国是否将对德国宣战。蒋介石则作了肯定的答复[19]。10月17日,蒋介石又宴请英国大使卡尔与美国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请两国政府对滇缅路开放后,沿线运输物资之保护,予以援助。
于是,1940年10月16日,在缅甸腊戍的英海关关员正式开始验货,18日,滇缅路在关闭三个月后正式开放。这标志着中英关系摆脱了日本的阴影,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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