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对华军事援助的交涉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中国便在获得苏联军事援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前所述,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国方面就已经与苏方讨论过获得苏联制造的武器和军事装备问题。“八一三”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曾派航空署军务处处长沈德燮秘密赴苏联,与苏联政府接洽购买军用飞机,当时中方的要求是:驱逐机200架,重轰炸机100架,并聘飞行员二三十人,把运至新疆的苏联飞机驾驶至兰州[1]。这可以视作以后杨杰使苏正式接洽军援的先声。
同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本身并没有直接规定双方有“互助”的义务,但无疑意味着苏联在援华问题上将持积极态度。条约签署之后,鲍格莫洛夫就对华提供军事物资与中方进一步交换意见。8月27日,双方就军火供应问题达成原则协议,由苏联向中国提供价值1亿元法币的贷款,该贷款用以从苏联获得中国所需的军火物资,苏方承诺向中国提供200架飞机和200辆坦克,关于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的购买问题将由中国派出的代表团在苏联与苏方谈判解决;苏方同意在协定生效的第一年中国可不偿付贷款,从第二年开始五年内付清;在协定中苏方坚持以全部贷款的三分之四得到中国的金属,四分之一得到茶叶和其他消费品;条约以英镑形式缔结[2]。
为了落实上述交涉的成果,中方立即派出了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名义是“考察实业”,但从其实际使命而言完全是一个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杨杰一开始就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提出了购买军械的要求。当时苏方在原则上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如11月18日,在张冲回国前,伏罗希洛夫要求其向蒋介石转告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表示一旦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苏联将出兵。同时,苏联希望中国作长期抗战的准备,苏联将继续尽量接济维持中国所需飞机、重炮、汽油、坦克等装备[3]。但是,中方各项具体的要求,都需要双方之间经过多次交换意见才能达成谅解。
受伏罗希洛夫的委托,自9月9日到10月4日,苏联炮兵委员拔也夫、空军委员拉宁与中方进行了多次会谈,讨论中方拟购军械的品种、数量、式样和运华途径等问题[4]。杨杰等提出,希望苏方让售的飞机数增加至350架,即重、轻型轰炸机各100架,驱逐机150架。会谈中,杨杰特别强调:“余等来贵国时,蒋委员长曾命购超重轰炸机,作为空袭日本内地之用,若此项超重轰炸机未能购成,则余等此次来苏任务即不能全部完成,务请贵方允诺。至于机数,并不求多,有五十架即够。”[5]这一购买超重轰炸机的要求虽转至伏罗希洛夫,但起初苏方仅同意拨与中方6架。后经磋商,苏方同意提供重轰炸机70架,驱逐机165架[6]。另提供约合飞机数10%的备用发动机即23个;飞机炸弹78200枚,共1900吨;飞机机关枪子弹共1500万发,约合飞机总价额10%的附件,并派飞行教练及技师89人赴华。至9月中旬,苏方已经承诺让购的其他军械有:坦克82辆及为坦克总值10%的附件,外加修理车5辆,坦克炮弹12.3万发;45公厘口径反坦克炮50门,高射炮20门及4万发炮弹,机关枪1000挺,子弹1000万发。在会谈期间,双方还着重讨论了飞机等军械起运的时间、方式等问题。应苏方的要求,中方对自新疆到兰州途中各机场加以修整扩建,储备汽油及其他必要设备;修整公路,以备数以百计的卡车运送所购物料;并规划取道法属越南的海运路线[7]。上述洽商军事援助的初步进展,对于抗战爆发伊始迫切需要国际援助的中国而言,是极大的鼓舞。
当时国民政府对获取苏联军援抱很大的期望,蒋介石数度致电杨杰、张冲,要求争取更多的军援。根据蒋的指示,杨杰向苏方提出获得2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要求。经磋商,苏方同意,除步枪由中方自备外,苏方共提供115公厘重炮80门,炮弹8万发;76公厘野炮160门,炮弹16万发;37公厘反坦克炮80门,炮弹12万发;重机枪300挺,轻机枪600挺,枪弹共1000万发;双翼驱逐机62架,附全副武器弹药。上述兵器总数量少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方的理由是,师之编制,应以灵活性和精于火力运用,而不必过于扩大编制。中方则强调日军装备十分精良,希望日后继续提供军援。但是,即便是按照苏方承诺的数量,上述装备中的飞机和轻武器弹药之一部分自陆路运华,中方就须组织16吨的货车1000余辆在边界接运,其余的则由海路运抵越南,再转运中国内地[8]。1938年3月起,上述20师装备及60架飞机开始起运[9]。
但是,经过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几个月的激战,中方械弹消耗极大,蒋介石不甚满意杨杰在20个师装备问题上与苏方初步达成的结果,认为苏方提供的数量与中国实际的编制和需要相差甚远。1938年1月初,蒋介石指示杨杰在苏联继续交涉,具体目标是:105公厘重炮80门,76公厘野炮160门,37公厘反坦克炮80门,重机枪300挺,轻机枪600挺。并强调轻、重机枪需用最急,务请速运[10]。同年2月初,蒋介石还指示杨杰向苏方接洽反坦克炮500门,手枪5万枝,重机枪2000挺,迫击炮300门,以及大量的弹药[11]。但是,直到3月中旬,苏方还是坚持原先答应的军援数量。
这样,从1937年9月起的约半年时间里,经杨杰在莫斯科交涉而获得的军械主要是以下三种账单[12]:
甲账单,飞机共232架(其中轻轰炸机62架,重轰炸机6架,驱逐机156架,教练机8架)以及若干附属器材;坦克82辆及附属器材;76公厘高射炮20门,45公厘反坦克炮50门,配件若干。
乙账单,即20个师的装备:76公厘野炮160门,115公厘榴弹炮80门,炮弹共24万发;37公厘反坦克炮80门,炮弹12万发;马克西姆机枪800挺,德克恰辽夫机枪1100挺,枪弹共2000万发。
丙账单,双翼驱逐机60架,其他飞机5架,飞机配件若干;汽车400辆。
上述三种账单的军械及相关物资,从1937年10月24日至1938年2月14日期间,陆续为国民政府代表所接收。所有物资加上运费等,总计48,557,436美元,按当时的汇率,约合中国法币16000余万元。总之,经过杨杰等人的交涉,苏方提供的轻型飞机和轻型武器的数量方面有所增加,但重型飞机和重型武器方面则远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对此,苏方也给出了解释,如1939年7月10日伏罗希洛夫答复杨杰时称:目前决定运华武器,已超过第一次借款数额,以后能力所及,随时均可办理。不过苏联敌人过多,东西两方,皆须兼顾,尤以蒙伪边境,日在不宣而战之状态中,苏联不能不积极备战,助华程度,只能以无伤国防为限[13]。对此,中国方面也颇为无奈。
由于向苏联订购军事物资的交付、输华及中方的偿付办法,均涉及中方的财政收支状况,1938年春曾由宋子文与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商洽具体事宜。中国所需军事物资价款巨大,当时中方无法在易货农矿产品方面满足苏方要求,但又拿不出现汇,这一难题使得中方十分为难[14]。后来通过谈判,由苏方提供新的大额贷款方式予以解决,详见下文。
基于寻求后续军事援助谈判的需要,1938年5月起,杨杰正式出任驻苏联大使,并以这一身份开始了新一轮的接洽。当时正值武汉会战开始,中方迫切希望尽快达成订货并启运,蒋介石本人就多次电催杨杰,指示急需的飞机、大炮种类和数量,甚至直接致电伏罗希洛夫转斯大林,恳切陈词:“唯目前需要驱逐机及重轰炸机之增加补充,异常迫切,各种俄炮弹亦不足用,如能迅得此项充切接济,则抵抗力量立可增厚,务请速予提前借给,即日起运,以应急需。飞机应用更急,如能早到一日,则我方战事胜利之成分即多增加一分。”[15]但是,直到8月初,“苏俄对购械合同托辞不肯签约”,蒋介石担心苏方对武汉战况持观望态度,曾向苏方表示:“无论其对倭战与不战,中国必与苏俄始终一致也。”[16]中方的努力收到了回报,8月11日双方达成了价值达12000万元的军械订单,主要包括轻轰炸机120架、重轰炸机10架、驱逐机220架、教练机100架、小高射炮100门,以及备用发动机120台、其他飞机配件、飞机厂设备和航校设备等[17]。8月17日,蒋介石再度致电苏联当局,称武汉会战之需,请苏方尽速将中方所订之军火起运来华[18]。8月23日,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与苏联大使卢干滋(Ivan Lugants Orelsky)商谈借款购械事宜[19]。除杨杰之外,国民政府还先后派遣孙科、贺耀组以特使身份赴苏联,他们对于达成军械订单和与军援直接相关的贷款协定、催运安排重要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方面先后四次向苏联洽购军械,第一次系于1939年6月26日,由蒋介石致电当时在苏联的立法院院长孙科转交苏方。第二次于1939年9月30日,由在华苏联总顾问崔可夫在衡阳用无线电向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提出。第三次由国民政府特使贺耀组于1940年1月20日面呈伏罗希洛夫四类拟购军械表,共11800余万美元,并于同年3月中旬向苏方提出修正,即将所列购买兵工材料之美金3000万元,改购步枪8万枝及15公分榴弹炮96门。第四次系于1940年8月末由军事委员会将贺耀组所提方案再度加以修改,交新任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携苏交涉[20]。在国际局势复杂、交通条件困难以及中苏关系出现反复的情况下,那些达成协定的军械的启运、运输和最终向中方交付,也还有很长的过程。根据苏联学者的统计,战时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械有:1235架飞机,1600门大炮,14000挺机枪,大量卡车,航空汽油,弹药等;5000多辆由苏方人员驾驶的载重卡车沿着2700多公里的运输线,把军用物资运到中国。到1939年1月中旬,在中国有3665位苏联军事专家,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21]。
除了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之外,派遣军事顾问赴华,是当时苏联军事援华的重要方面。
继德国撤走军事顾问、广州武汉失陷,以及日苏之间发生张鼓峰、诺门坎事件后,中苏之间一度酝酿进行较全面的合作。蒋介石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遣党务、政治、军事顾问来华。至1939年7月初,斯大林表示原则上同意,先派遣军事顾问,续派党政顾问[22]。7月9日,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还联名致电蒋介石,称苏联将在力所能及之情况下,帮助中国完成解放事业,并指责日本对英国和苏联、外蒙古的攻击[23]。
实际上,至迟到1938年,苏联军事顾问就开始在国民政府有关军事部门服务。1939年1至12月,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总人数分别是46、45、51、47、47、56、55、60、75、85、95。苏联顾问涉及的兵种有:炮兵、一般军事、通信、技术员、工兵、辎重、军医、化学、炮科技师、防空、高射炮、战车炮、战车、战车防御炮、公路工程、汽车机械、机械化。这些军事顾问分配的机构和部队分别是:总顾问室8人、军令部7人、军训部4人、军政部军医署1人、军政部兵役署1人、军政部兵工署2人、一战区长官部4人、二战区3人、三战区4人、四战区4人、五战区7人(12月)、八战区1人、九战区7人(11月)、十战区2人、通信兵学校2人、炮兵学校2人、炮7旅司令部1人、步兵学校2人、机械化学校5人、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2人、桂林参谋训练班2人、桂林行营5人、第五军5人(均战车)、桂林防空司令部1人、后方勤务部4人、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3人、天水行营7人(其中1至2人兼十战区顾问)。另外,1939年6月起一些集团军也开始配置俄顾问,分别是第二、五、十二、十五、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集团军,以及工兵学校、陆军大学、第十三军、炮兵十一团、炮兵二旅二十团等[24]。自1938年德国军事顾问撤回之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中国军队和军事部门中,虽然也先后聘任过少数法国军事顾问,但苏联军事顾问无疑人数最多,时间最长,起的作用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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