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爆发后中苏政治关系的波折
在1937年8月达成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中以谋求军援和贷款为重点,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不无分歧,但总体发展趋势还是令中方较满意的。
与此同时,鉴于抗战爆发后德国逐渐转为亲日疏华,召回军事顾问和驻华大使,使得中国的战略地位受到损害,中方非常注意维护中苏之间的政治关系,关心苏联对中日战争的基本态度。
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中方十分担心苏联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使日本得以自满、蒙抽调兵力,向中国战场施以更大的压力,因而密切关注着苏日关系的演变,进一步明确把防止苏日妥协作为对苏交涉的重点。1939年9月上旬,蒋介石连日约见孔祥熙、王宠惠、张群、朱家骅等,指示外交方针:“欧战如果扩大,我国外交方针应注意两原则:一、不使日寇加入欧战为第一义,二、不使俄日妥协为第二义。……我国参加欧战后,俄日如果妥协,对我亦不能加重困难,以我已固守西南,能自主也。……我国对欧战政策之惟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媾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联带解决也。”[1]鉴于当时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称,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诱使日本向苏联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国民政府遂由驻苏大使杨杰在莫斯科向苏联外交部探寻真相。尽管苏方称“尚无所闻”,但杨杰亲耳听到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所作外交报告中谈到:苏联对外政策之要旨在于“减少敌人,今日为敌,明日亦可为友”,凡对苏友好之国家,苏联都可与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2]。对此,重庆方面非常紧张,即由张冲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表示,中国人民对传说中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持反对态度,另向在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及塔斯社记者表明了同样的观点[3]。同时指示杨杰向苏方表明,根据1937年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不得与日本签订该一条约。9月7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在重庆向蒋介石转达斯大林复电:一、(俄)未与倭谈妥协;二、(俄)与英、法、波(兰)(关系)如常;三、远东有事,当先通知于我[4]。但重庆方面并不放心,接连电示杨杰了解日苏是否仍在继续谈判边界纠纷以外之问题,尤其是日苏停战不侵犯条约。苏方则向杨杰表示,日苏之间悬案颇多,如承租权、煤区暨渔业各项问题,“如日方继续请求谈判,苏联亦可讨论,惟决不能违反中国之利益及危害中国之抗战。至不侵犯条约,目前日方并未提出”[5]。除了杨杰之外,国民政府还在9月6日致电在莫斯科的中国特使孙科:“传苏日将订不侵犯条约,盼注意查示。”由于当时英国报纸称系德国驻苏大使在居间拉拢,孙科向驻莫斯科的德国、意大利使馆探询消息,德、意方面均予以否认,“此间德义使馆,均否认,德参赞言绝无其事,义大使谓德欲拉日对英,当或希望苏日和缓,但彼意苏援华政策不易改变,故对日妥协,实不可能”。而在莫斯科的美、法使馆亦对苏日妥协的说法不以为然[6]。这样,国民政府稍稍松了口气。
以后,国民政府明确了对欧洲持中立态度,但依然警惕着苏联与日本之间实行妥协的动向。1939年9月15日,苏、日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诺门坎冲突的停战协定后,国民政府对苏、日之间谋求妥协的疑虑进一步加剧了。同年11月,蒋介石在与潘友新会谈时提出,希望澄清有关苏联将与德、日联合瓜分中国的传说,并探询苏日通商谈判的情况。潘友新虽然否定了联合瓜分中国的说法,但却表示苏联与日本通商“无何妨碍”。蒋介石即对苏方的态度极表忧虑,指出日本在实现打击国民政府以结束中国事件之后,日本将以全力对付苏联,从而对中国抗战与远东前途极为不利,同时希望苏联在远东政策上能与美国一致[7]。
1939年底苏芬战争爆发后,国际联盟迅速介入,因苏联拒绝国联调停,进而引发了国联会议给予苏联开除会籍之处罚。当时中国既要表达对苏芬冲突的基本观点,又要维护与苏联的良好关系,这在英法控制下的国联会议上,颇为难办[8]。1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中国对于苏芬战争应取态度时,军政部长何应钦便提出:苏联助我抗战,贷款三次共达25000万美金,我不可在国联投票,反对苏联[9]。由于中国代表没有在国联有关会议上为苏联辩护,且在国联行政院关于开除苏联会籍的表决中投的是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苏联对中国极为不满,对华军援转持消极态度。虽然当时蒋介石亲自会见苏联大使,竭力说明中方的立场[10],试图减少这一事件对双边关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苏方的反应非常强烈。苏联外交部次长拉代夫斯基便在会见国民政府代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时,故意向中方表示有与日本在满蒙划界、苏日商约等方面与日本“逐渐接近可能”[11]。旋即,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更向即将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杨杰提到,苏联援华之前景当“视中国之态度如何”,“苏联对华政策,仍是一贯,但国联开除苏联会员籍时,如中国代表反对,决不致有此结果,此次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是何用意,令人难解,截至今日止,中国方面未见有任何人向苏解释此次用意之所在,希望贵使报告贵国政府”。莫洛托夫也向杨杰承认苏、日之间正在进行商约的谈判[12]。接着,莫洛托夫在会见因杨杰回国暂时主持驻苏使馆工作的贺耀组时,更为直接地质问道:“此次国际联盟开除苏联会员国,中国出席代表未援助,是否中国改变政策之先兆?中国政府对中国出席代表究作何训令?” 莫氏认为,中国政府事先不可能不知道国联将有开除苏联会员国之表决,甚至认为国联会议上的风波是英、法、美策划的结果,且三国以援助中国抗战为条件对中国代表进行过活动;莫洛托夫不接受贺耀组的解释,同时拒绝谈军援事[13]。与此同时,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也两次改变会见贺耀组的约期[14]。
鉴于苏联方面反响之激烈,蒋介石一方面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做了说明,并指示贺耀组向苏方正式表示:“此项国联开除苏俄会籍,为我所意不及料,如事先预知,我政府必电令我代表反对此举,惜乎事先毫无人知悉,即在会前我顾(维钧)代表与日内瓦之俄代表连续接见三四次,而俄代表亦未谈及于此,并未对此作何准备也。以后关于外交关系,只要苏俄能与我事先开诚协商,则中国无不乐于尽力,以中国外交方针与苏俄一致,决不为中国自利打算也。”[15]此外,蒋介石还就莫洛托夫对中方的责难,于1940年1月21日向在重庆的苏联总顾问郑重声明:“鄙人敢负责声明,如当时敝国政府,事前知英、法有开除苏联之举动,当然投反对票,如贵国政府或驻国联代表,事前有所通知,亦必投反对票,今事前不通知,不协商,事后委责,实为抱憾。至于莫氏所称事后无何表示一层,更非事实……同时中国外交部长,正式通知潘使,谓中国仍将协助苏联,中国为国联非常任理事之一,如国联此后有制裁苏联之行动,中国必尽力打消之,使不成立,凡此皆系事后善意之表示,不能抹杀。”蒋介石还对苏方在对华交涉中一系列的冷淡举措表示异议:“数月来敝国当局,无论其在莫斯科代表,或在日内瓦代表,甚至中正本人,屡向贵国政府及驻外代表商讨中苏一致对外之外交政策,曾提出种种意见,请贵国政府参酌答复,皆无复音。此种表示,是否以中国无共同讨论政策之资格,不配作朋友,亦无从知悉。但中国方面,事事与苏联商洽,已确尽其朋友之义务与责任矣。”[16]后来,随着苏联与芬兰之间达成了解决冲突的协定,中国也改派邵力子出任驻苏联大使,做进一步的修复关系努力,这一风波才逐渐平息。
虽然中国方面非常重视维系对苏友好关系,但对于苏日关系接近十分敏感。必要时甚至力图加以反制。如1940年1月,中方得悉苏联在与日本“商谈商约与其他交涉”,作为反制举措,决定对于业已签署的“中俄商约应暂不批准与发表”,同时决定:“俄国态度虽恶化,但我应以镇静处之,当操之在我也。”[17]待到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达成军事同盟后,轴心国势力十分嚣张,关于苏、日之间将实现妥协的动向再度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而当时美国表示愿意提供专门的贷款、由苏联提供相应的武器装备支持中国的建议,遭到苏联明确的拒绝[18]。10月5日,中国大使邵力子希望苏联外交部次长拉代夫斯基澄清关于苏日将达成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时,拉氏闪烁其词,“但谓传说与推测不能作为事实讨论”[19]。而旋即邵力子从美国驻苏大使处获悉:“苏日不侵犯条约,已为时间问题。”[20]这更加深了中方的担心。在此背景下,斯大林1940年10月16日致函蒋介石,答复蒋9月29日关于德、意、日三国同盟之后中苏关系的提问时,仅称中国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军力,回避是否继续援华;同时谈到: “现在关于对日议和及和平之可能性,谈写颇多,余未知此种传说,与事实有何符合。但无论如何,余认为无疑者,祗须中国国民军坚固强壮,则中国可克服任何困难。”[21]当时,中方判断“日苏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事渐有可能”[22],并且考虑过对于“俄国与倭订立互不侵犯条约限制策略”[23],任由舆论界公开批评此事。但在苏日正式签约之前,中方还是比较克制, 因此蒋介石在对斯大林10月16日来函的回复中,没有直接点出中方的担忧与不满,只是强调“日本无论如何必为中苏两国共同之敌人”[24],希望牵制苏联走向对日本的妥协。
此后,中国方面非常关注苏、日之间关系的发展进程。待到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问德国途经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的接见。中国大使邵力子即向苏联外交部方面探询事实真相,苏方答称仅系礼仪性会见。邵力子即提请苏方注意日本“尽力造谣”、“离间中苏”关系的阴谋,指出“苏联不仅不能与日本商谈任何不利于中国之事,且并未与日本谈及中国问题,此在中苏友谊与苏联独立自由之外交政策,均应如此看法”[25]。4月上旬,莫洛托夫与结束德国之行再度访苏的松冈洋右会谈,这进一步引起中方的关注。4月1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在重庆向苏联大使潘友新询问此事,潘友新表示:苏联对外政策不变,苏联决不为自己牺牲人家的利益,“松冈过苏,因苏、日并未绝交,照例予以接待”。即便如此,张冲仍表示了中方的担心:“苏联之一举一动影响中日战局甚大,个人及全国社会人士,切盼苏联慎重,有以克服日本之欺骗外交。”[26]
事实很快证明,中方的担忧不是多余的。4月13日,莫洛托夫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在莫斯科签署了“中立条约”,其主要内容为:“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更有甚者,双方签署的共同宣言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 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27]如果说协定文本的指向并不专门针对某一国家,这一宣言则明白无误地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对中国而言,苏日中立协定是“最主要的朋友”与“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之间的缔约,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国民政府难以接受的。更何况协定不仅意味着苏联在军事上将不再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对东北和外蒙古的主权,对此国民政府无法再保持沉默,“对俄倭协定与声明,我政府立即否认,毫不顾虑与思索,以示我自主自强之决心与国格,而不与俄国以丝毫之空隙与试探机会”[28]。4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称苏日关于中立协定之宣言妨害中国主权,中国政府决不承认:“本月十三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时所发表之共同宣言,内称日本尊重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苏联尊重所谓‘满洲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查东北四省及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29]4月15日,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按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在中日战事未终了之前,苏联似不应与侵略的暴日,缔结任何协定,致于中国抗战,有不利的影响,乃苏日协定竟成立于中国正在抗战的途中,而且在苏联累次声明反对侵略行动之后,这不免予中国国民以奇异的感想。”社论更批评苏联在外蒙古和伪满问题上,违背以往中苏之间的协约和苏联以往的声明,“向暴日索取对外蒙的保证”和“予暴日以这种(承认伪满)保证”,指出:“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第三国相互间的声明,当然无效。”[30]另外,重庆《大公报》等报纸也发表了措辞甚为激烈的社论。
在中方朝野的反响之下,4月19日苏联大使潘友新在重庆访晤蒋介石,为苏日中立协定辩解,称“对华政策不变,仍照常援华抗倭”[31],并指责《大公报》发表的社论“殊觉言之过激”。蒋介石则指出:苏日缔结此约,自表面上观之,苏联已与日本妥协矣,此在余个人则固能了解,惟一般民众与前方军队,则不免受其影响。吾人对于斯大林先生个人之崇敬,绝不因此次之条约而减少也,惟大公报所言,亦足见我国一般知识分子,与许多民众对于该项条约之心理。他并且希望:“往事不须多论,余希望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两先生,于今后讨论苏日关系之时,能于事前与敝政府开诚磋商,则敝政府亦可预为布置。苏联最高领导人今后与日本讨论涉及与中国有关问题时,能于事前与中国政府开诚磋商。……余相信贵我两国之邦交,一如往日之亲密,往事可不必怀忆,吾人权当苏日协定未曾缔结,亦不必认此约存在于今日也。”[32]
至于苏日中立协定对中国抗战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中方应持的态度,可见于蒋介石1941年4月24日给各地军政当局的密电,内有五方面的分析:一、是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日本将失去其最有力之盟友德国;二、将使英、美对日备战益亟,敌视益深;三、苏联对我国不免失其在道义邦交上及条约信义上之立场,而于我国固毫无损伤,且可使我军民知立国于今日,所有外交政策,固均以本国利害为首位,正足以警觉自悟,策励自强,此项苏日中立条约订立于今日,只有增加我国在太平洋上地位之重要,而绝无妨害我国抗战之全局也;四、日本在东北所能抽调之兵力仅六个师团,在军事上任采取何种途径,均不能与我以抗战全局若何之妨害;五、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日军之动向有南进、北进和先解决中国三种可能。蒋介石的结论是:“苏日条约之订立,一方面决不影响我国之抗战,他方面又只足增敌国所已造成之危机……我国抗战之国策,认定只有在世界整个局势发展中,方能求得我最后之胜利,故联合太平洋上各国以制裁寇敌而澄清远东之局势,乃为我国一贯不变之方针耳。”[33]国民党当局政府当时一方面通知各驻外使馆,告知“除由外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34]。另一方面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颁发宣传要点,要求国内各言论机关在论及苏日中立协定时遵行,对苏应力避攻击口吻,以免损伤苏联之感情,造成反苏之印象,且不必连篇累牍评述此事[35]。虽然国民政府低调处理苏日签署中立协定一事,尽量持克制的态度,苏方也一再表白不会损害对华关系,两国关系毕竟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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