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战区成立
重庆军事会议结束次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通报会议情况,建议“在华盛顿组织最高联合军事总机构及制定作战总计划,此为民主阵线之各国对侵略者轴心国有联合一致具体之行动,俾得早日消灭共同公敌之惟一急务”,并指派宋子文为中国出席最高军事会议的总代表[1]。
其实,在这之前两天即12月22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已抵达华盛顿,参加代号叫做“阿卡迪亚”的美英首脑会议。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盟国首脑间召开过二十多次重要的会议,这是第一次。会议主题是讨论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盘战略及与之相适应的举措。尽管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面临着日本的大举进攻,但会议还是决定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间已达成的共识,确定“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将德国看做主要敌人,欧洲看做决定性的战场。会议还决定成立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负责战争的战略指挥、各战场间的协调、作战物资的分配等事务。虽然中国已建议在华盛顿召开盟国间的最高会议和建立联合机构,并指派了已在美国的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为代表,但美、英两国并未邀请宋子文正式与会。
“阿卡迪亚”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是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国家间的联合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会议一开始,罗斯福就向丘吉尔提出由所有参与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签署一个联合宣言,并在1942年元旦发表以庆贺新年。随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草拟出宣言,并在此基础上合并为一个文本征求苏联、中国等国的意见。对宣言的内容经过短暂的磋商后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宣言签字国的排列顺序最初是美国、英国、英联邦各自治领,然后才是按字母先后排列的其他国家。按这一原则,中国与苏联都将排在最后一类。12月27日,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提出,“要打破按字母编排的次序,把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提到同我国和联合王国并列的地位”,理由是它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积极作战的国家”,他认为“这样排列极为重要”[2]。罗斯福十分赞同这一提议,并在宣言的修改稿中将中国列在美国之后的第二位,然后才是英国和苏联。宣言定稿时又作了修改,最后由罗斯福亲笔排出的签字国顺序是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然后是按字母排列的其他各国。
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在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次日,其他二十二个国家在美国国务院依次签字[3]。宣言全文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共同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具体表现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之共同宣言即通称的大西洋宪章中的目的原则之共同纲领,业经予以赞同。深信为保卫生存、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并保全其本国与其他各国中之人权与正义起见,完全战胜敌国,实有必要,并深信各签字国家正从事于对抗企图征服世界之野蛮与残暴的力量之共同斗争。兹特宣言如下:
(一)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三国同盟”成员及其附从国家。
(二)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
凡正在或行将提供物质援助与贡献以参加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之其他国家,均得加入上述宣言。
1942年1月1日签字于华盛顿[4]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中国在签字国中与美、英、苏列前而获得“四强”之一的地位,在百年来屡遭屈辱的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四强”地位的取得,首先是中国军民全面抗战以来四年多浴血奋战从而赢得各国尊敬的结果,同时也与美国尤其是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抗战国际环境的极大改善,蒋介石十分欣喜:“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同时,他对中国的“四强”地位也有较清醒的认识:“侵略各国签订共同宣言,我国始列为世界四强之一,甚恐名不符实,故不胜戒惧也。”[5]对于罗斯福的支持,蒋介石后来曾对罗斯福的特使居里说:“中国得为四强之一,实得总统(罗斯福)所一手促成,英、苏两国并未作何臂助。此为中国所深切了解而铭感者也。”[6]美国此举使国民政府此后的外交更为倾向美国。
12月27日,宋子文和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赴白宫访晤罗斯福和丘吉尔。罗斯福告诉宋、胡,美、英拟在华盛顿组织军事会议,并在各战区设立联合指挥部,此后南太平洋局面由中、英、美、荷、澳组织共同机关,协力抗敌。此时罗斯福正设想于重庆成立一个分支机构性质的军事会议。12月29日,马歇尔将军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中国战区,这个战区应包括中国、缅甸的东北部以及盟国的部队可能到达的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区域。罗斯福删除了“缅甸东北部”后批准了这一建议[7]。
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该战区除中国外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之安南(越南)及泰国国境”,由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负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之联合国家军队之责”,并“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在蒋介石“指挥下服务”[8]。
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同意接受中国战区统帅一职:“承嘱担任联合国现在与将来在中国战区以及安南、泰国境内联合国家军队可能到达区域一切军队最高统帅之责,深知此项任务,对有关各国及其人民与我中国本身所负责任之重大,就个人能力与资历言,实不敢贸然应命,然念此统帅部成立之后,足使中国战区中联合国间得统一其战略,促进其全盘作战之功效,既经阁下征得英、荷政府之同意,作此建议,自当义不容辞,敬谨接受。盖诸国军队为共同需要而作有效之合作,实为目前超越一切之急务,幸恃阁下之发动与努力,使此目的与方法之统一,已近成功之境,鄙人不敏,自当为诸联合国之共同福利而执鞭追随也。……竭诚欢迎美、英代表之立即派定,组织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9]
中国战区的成立和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虽进一步确立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但在战时的盟国关系中,美、英实际上并没有将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与同时成立的由美、英等国军队共同组成的东南亚战区不同,中国战区没有美、英的地面作战部队,也没有自己的代表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因此,中国战区在整个战争期间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单位。对此,蒋介石曾向美国表示不满:“拥有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联合参谋会议),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不能参加英、美联合参谋会议,益使中国感觉待遇之未得其平”[10]。
1942年1月4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请其向美国政府提出遴选一罗斯福亲信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对该人选的要求是:军阶须在中将以上,但“不必熟悉东方旧情者,只要其有品学与热心者可也”[11]。蒋介石为确定参谋长人选的条件是颇下一番苦心的,他不希望请一个了解中国“旧情”而对国民党持轻蔑态度的外国人,他只希望未来的美国参谋长能按照他的意愿“热心”增进中美间的联系,为中国获取足够的援助。
当时,美国军方也正在考虑选派高级将领赴华协同作战。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赴华美军将领的主要任务是带兵作战,促使中国成为尽早对日发起攻势的基地,参谋长马歇尔则认为由于美国尚无法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因此该将领的主要任务是协调盟国间的关系,训练、装备中国军队,维持中国军队作战。后一种意见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决定由史迪威赴华任职[12]。
史迪威是当时美军高级将领中最熟悉中国的。1911年他首次来到中国,1920年至1923年在美国驻北京使馆中任语言教官,1926年至1929年在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中任职,期间马歇尔担任过该团的团长,1935年至1939年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就个人背景而言,史迪威显然并不是蒋介石所期望的美军高级将领,这成为两人日后冲突的根源之一。
1月15日,美国陆军部次长致函宋子文,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派往中国的参谋长人选。1月19日,史汀生与宋子文会晤,说明史迪威将被派往中国,在充任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同时拥有如下权限:一、办理美军援华事宜;二、在蒋介石统辖下指挥在华美军及蒋介石自愿交与指挥之中国军队;三、代表美国参加在华之一切国际军事会议;四、维持及管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运输事。当天,宋子文将会晤情况致电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接电后,看出美方的打算与自己初衷存在差异,即复电宋子文,要他告诉美方,来华美军将领“其职位须明定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内之参谋部长”,“其在华之美代表以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之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此点应先决定,则其他问题皆可根本解决”。但与美方直接交涉的宋子文认为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答复蒋介石,已复函史汀生,“美高级军官一方面指挥在中国区内之美国军队,一方面兼充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当然均应受统帅命令”[13]。
1月29日,宋子文与史汀生互换函件,确认史迪威来华的职责和权限是:一、美军驻华军事代表;二、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三、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四、滇缅路监督人;五、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六、中国战区参谋长[14]。2月11日,史迪威离美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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