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发展至拥有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另有新四军经常游击活动的地区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其中约十万平方公里是巩固的根据地[1]。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分布情况是,第一师在苏中根据地,第二师在淮南根据地,第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第四师在淮北根据地,第五师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六师在苏南根据地,第七师在皖江根据地。
华中地区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及汪精卫伪政权的战略重点。日伪为巩固其统治,于1941年起在华中开始推行“清乡运动”。所谓“清乡”,就是以军事“扫荡”为主体,辅之以强化日伪反动统治的政治清乡、大肆掠夺的经济清乡和宣扬奴化教育的思想清乡,实际上是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的总体战。按汪伪政府的日本军事顾问晴气庆胤的话说,就是“指定应清地区,从事清剿,继以政治,辅以党务,以矫正其观念,了解和运之真谛,整理之,建设之,以健全之行政机构,恢复乡村秩序,则地方之治安庶可确立”,“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2]。“清乡”的目的就是为了实行政治上的“以华制华”和经济上的“以战养战”。1941年3月,日军第十三军在苏州设立了清乡司令部。同月24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为委员长,伪立法院长陈公博、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秘书长。6月,汪伪在苏州设立清乡委员会办事处,由李士群兼主任,负责苏南地区的“清乡”。从7月—12月,日伪先后对苏南的吴县、常熟、昆山、太仓四个县的部分地区和无锡、常熟、江阴三个县的部分地区发起了两期“清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于1942年2月发起对苏南地区的第三期“清乡”。在这之前,汪伪将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合并于伪江苏省政府,并成立省保安司令部,同时设立清乡区党务办事处,在“清乡”期间代行伪省党部的职权,而伪省、保安司令和办事处主任皆由李士群兼任,以党政军一元化的形式统管“清乡”。第三期“清乡”在昆山、吴县和无锡三县京沪铁路以南地区和江阴、武进两县部分地区进行。与前两期相比,除继续在农村实施“清乡”的各种措施外,并扩展至吴县、无锡、常州、昆山等城市[3]。在“清乡”中,日伪依靠交通干线和据点实行分区封锁,在夜间突击搜索新四军和抗日干部。苏南根据地的新四军在“清乡”初期“因无经验猝不及防,又加战术指导上的缺点,是受了相当的损失,约当于实力的五分之一”[4]。但在反“清乡”斗争中,新四军认识到,“清乡”与一般的“扫荡”不同,后者带短期性,前者则不仅在打击我方主力,还要将我方区域彻底伪化,因此相应的对策应是“主力预先转移,跳出其清剿圈,并以少数武装人员利用很好的群众关系,分散坚持原地斗争”[5]。因此,新四军根据形势调整斗争策略,在京沪铁路以北由建立游击根据地转为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的方式,在京沪铁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主力部队则在丹(阳)金(坛)武(进)、太(湖)滆(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开展游击战,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6]。
日伪前三期“清乡”均在苏南并主要集中在京沪铁路以北地区,从1942年夏起,日伪将“清乡”扩展到江、浙两省位于太湖东南的地区和上海郊区。7月,日伪开始对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一期“清乡”,包括吴江、青浦、松江三县和嘉兴、嘉善两县之一部,并在浙江嘉兴设立了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由李士群的副手汪曼云任主任。该期“清乡”原定一年时间,但伪浙江省傅式说担心李士群通过“清乡”抢占他的地盘,因此不予配合,以致“清乡”尚未充分展开,就于9月草草收场。10月,日伪开始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二期“清乡”,并成立清乡委员会驻浙办事处,由傅式说兼主任,负责实施。“清乡”区域包括浙江的平湖、海盐和江苏的金山三县的全部和浙江的嘉兴、嘉善、海宁和江苏的松江四县的部分地区,划分为两嘉、平湖、海盐、金山、松南、海宁六个特区。11月,日伪军队开始进行“扫荡剔抉”的军事行动,并推行封锁、编组保甲等各种措施[7]。
日伪对上海郊区的“清乡”开始于1942年8月。8月1日,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成立,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主任。16日,陈公博与日军小林部队长小林信男签订《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规定日军以担任军事为主,伪上海市政府以担任政治为主。9月,日伪开始推行上海第一期“清乡”,将南汇、奉贤、北桥三区划为清乡区,由日军为主,伪军配合,对三区实行封锁和搜剿[8]。中共浙东区党委为粉碎“清乡”,派出由十二人组成的小型武工队赴浦东“清乡区”坚持斗争。武工队在群众掩护下,袭击日军,惩治汉奸,争取伪军清乡人员反正,打击了日伪的“清乡”活动,并建立起了抗日游击根据地[9]。
日伪在对长江以南地区推行“清乡”的同时,还对长江以北的苏中等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剿”。1942年春夏两季,日伪军相继对苏中根据地的海门、启东地区,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等发起“清剿”。苏中根据地及新四军第一师采取分散游击与敌纠缠的方针,以麻雀战、阻击战等形式袭扰杀伤日伪军,并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改造地形,给敌制造障碍。日伪的“清剿”延续至11月中旬,长达半年之久,但最终无法实现其预定计划,为苏中军民所粉碎[10]。
11月中旬,日伪军又对淮海、淮北、淮南三块根据地发起“扫荡”。日伪军以1.3万余兵力对上述根据地进行合围,企图寻歼新四军主力和党政领导机关。各根据地以主力和领导机关转移至外线,使日伪军合围扑空,并抓住日伪后方空虚之机,袭击蚌埠附近敌据点。日伪在合围扑空后,在根据地内反复“扫荡”,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实现分区“清剿”,加剧了各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困难。
鉴于日伪1942年下半年对苏中等根据地的进攻及继续向长江北岸增兵,新四军判断日伪将在新的一年对长江以北的敌后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因此决定分散部队,转移领导机关,并将此计划报告中共中央。1943年1月5日,毛泽东复电同意该计划,并要求他们“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1月10日,中共中央处又发电指示:“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11]1月初,新四军和华中局机关从苏北盐(城)阜(宁)地区秘密转移至盱眙。
1943年春,日军如新四军所料进一步集中兵力对华中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乡”,其进攻的重点是苏北和苏中根据地。2月17日,日伪军以二万兵力向苏北盐阜区发起“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党政领导机关。由于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早已转移,新四军第三师除留一部于扫荡圈内与敌周旋,主力向扫荡圈外转移,避敌锋芒。日伪在扑空之后,分兵十数路进行分区“清剿”,修筑公路,安置据点,企图实行长期控制。新四军第三师在扫荡圈内部队袭扰日伪军,打击其薄弱部队,在扫荡圈外部队则寻机攻击敌据点,打击其交通运输。日伪军在新四军内外线打击下,顾此失彼,除留一部兵力守备据点外,其主力于3月中旬不得不向淮阴、盐城等地撤退。于是,新四军集中兵力向敌发起进攻,并攻克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4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胜利结束反“扫荡”作战,杀伤及俘虏日伪军共约一千五百人[12]。
在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同时,日伪对苏中根据地开始“清乡”。4月1日,日伪成立苏北区清乡主任公署。8日,李士群与日军指挥官小林信男签订《关于苏北第一期地区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日伪选择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四县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集结两万多兵力向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分进合击,进行“军事清乡”。新四军对日伪“清乡”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在‘清乡’圈内以分散的群众游击战,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打击敌人。在非‘清乡’区则以积极动作进攻其薄弱据点,特别是向派出了‘清乡’部队的伪军防区进攻,以配合四分区之坚持。”[13]日伪军开始合击时,第四军分区以大部主力转移至封锁线外打击敌人,而留在“清乡”区内的主力、地方武装、民兵则避敌锋芒,专打日伪“清乡”小分队,袭击敌“清乡”机关,并开展伏击战,阻扰敌修公路、筑篱笆、架电线。新四军还多次潜入日伪在苏中“清乡”的指挥中心南通城内,先后镇压“清乡”人员百余名。日伪在苏中的“清乡”,“铁蹄所至,残暴兽行随至,掳掠不论贫富,十室九空,奸淫竟及女孩老妇,极尽兽行之能事。如南通中区被奸淫妇女为数即达千人。奸淫掳掠之外,复采取烧乱杀政策,‘清乡’区内被烧毁之民房,触目皆是”[14]。6月,日伪转入“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推行编查保甲,企图建立并强化伪组织。第四军分区广泛发动群众反对编查保甲,并以游击战袭扰日伪军,打乱其“政治清乡”的计划。在“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都不能获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日伪从8月起又推行所谓的“机动清乡”和“延期清乡”,但仍无法达到其预期目标。而新四军在反“清乡”斗争中,从分散的小型的游击战发展成“全面全民的游击战局面,敌人虽部分分割了我地区,但有些地区我工作更为加强,我控制力量能达敌占领之地区”[15]。
1943年春,日伪还在镇江地区推行“清乡”。镇江地区包括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后又划入武进、无锡两县),地处大江南北的出入要冲,南接新四军的茅山根据地,北与新四军的苏北根据地隔江相望,是抗日力量南北来往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日伪“清乡”的重点。3月1日,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成立。4日,李士群与驻镇江地区日军指挥官山内正文签订《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随后,日伪军队开始疯狂残酷的军事“扫荡”,由点、线扩展至面,并实施封锁以及清查户口等措施。镇江地区的“清乡”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16]。
1942—1943年,由于日伪疯狂的“清乡”和“扫荡”,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但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根据地军民继续敌后抗战,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巩固并发展了敌后根据地,最终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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