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全党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40年12月至1942年1月为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也可称为高级干部的小整风阶段,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共历史上的路线问题[1]。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土地革命后期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和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中的打击政策等等,“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2]。这一结论性意见修正了遵义会议关于四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正确的决议。这一指示发出后在党内引起争论,解决好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是否为路线错误的认识问题,便成为开展整风运动的基本前提。
为了统一中共的思想,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1941年2月,正式出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演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强调:“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3]3月和4月,毛泽东先后写了《农村调查》的序和跋,批评“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主观主义错误,阐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4]。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尖锐批评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指出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5]。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独立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斗争。8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从中央到每一个党员都要着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以便有效地团结全国各阶级的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等。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问题,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序幕。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曾受王明路线影响的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明确指出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王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指出此种错误的残余,至今影响着中共的许多部门的工作。王明拒绝会议对他的批评,不仅未作任何自我批评,而且表示将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并以生病为由不再参加整风学习。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全党300名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范围包括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等学校某些教员,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以半年为第一期,“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6]。为了帮助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主持编纂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党史文件集,汇集各种有代表性的中共历史文件,供学习、比较、分析、鉴别,以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高级干部对于党史的学习和讨论为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
从1942年2月至1943年9月为中共普遍整风阶段。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中共整风运动的开始。
根据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观主义有两种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可以王明一伙为典型,他们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甚至标榜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中引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南,而是抛弃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把马列主义的若干词句和结论当作教条,硬搬到中国来,这样的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经验主义者则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能总揽客观实际的全局,轻视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往往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和助手。两者相较,教条主义在当时是最为危险的敌人。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求党员通过整风学习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只有把理论、历史、现状很好结合起来,才能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具体办法是“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7]。
第二,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必然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虽已不存在,但它的残余还存在,如闹独立性,特别是由于根据地的被分割而突出表现为山头主义。毛泽东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并具体规定了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以及几部分军队、几个地方、几个部门之间关系的准则[8]。
第三,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总是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王明的文章和演说就是党八股的典型,“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毛泽东以此为蓝本,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9]。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部署和启动全党的整风运动,并规定此次整风运动的宗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和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具体实施的方法是:指定十八个文件为学习考试的范围(后增加为二十二个文件),“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领会贯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不只是揭发与纠正缺点及错误方面,而且要发扬与巩固成绩和正确方面”;然后,“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10];处理问题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尤强调不应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要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11]。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基础上,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据此,在各解放区的各级中共党委仿照延安的经验,有计划地领导开展全面的整风运动。
从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为整风运动总结提高阶段,中共中央组织高级干部再次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并最终由中央全会作出结论性的决定。
1943年9月起,在中共深入进行整风学习的同时,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着重批评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周恩来曾对王明的错误路线作了很好的概括: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抗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宣传;在党的关系中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中心是想做实际的领袖等[12]。12月,中共中央在党内文件中明确指出抗战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13]。同时,中共中央组织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并陆续召开各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和总结各地区党的历史问题。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中共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作了总结,代表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结论,号召全党“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夺取胜利”[14]。1944年5月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1945年4月20日,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中共全党对于党的历史有了统一的认识,为全党的团结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至此,中共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其次,它是中共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不仅帮助中共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而且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使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第三,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尝试,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形式,提供了在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整风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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