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分书大成 开碑学先声

伊秉绶是伊朝栋长子,幼禀庭训,从师阴承方,获乡前辈李光地、蔡世远称赞。讲求立心行己之学,后受到嘉庆帝之师、体仁阁大学士朱珪赏识。《四库全书》总纂、著名学者纪昀也非常器重伊秉绶,曾延请他教育其孙子。伊又拜纪为师,故纪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称伊为门人。伊秉绶还拜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刘石庵为师学习书法。伊秉绶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六岁时补为弟子员,乾隆四十四年(1779)参加乡试,乾隆五十四年(1789)成进士,任刑部主事,为阿桂所赏,试任以综覈秋谳,后被拔擢为员外郎。
嘉庆三年(1798)四十五岁时任湖南乡试副考官(但《仁宗实录》说系任四川乡试,并非湖南),是时正考官为户部员外郎钱楷。
嘉庆四年(1799)出任广东惠州知府,曾建丰湖书院,让诸子弟学习小学及 《近思录》,受到士民争相称颂。
惠州任上,伊秉绶曾和直属长官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发生冲突。嘉庆六年(1801),博罗陈烂屐多次谋划发动暴乱,伊秉绶得知此情,屡次要求广东水师提督孙全谋出兵镇压,趁匪徒尚未发难时出兵捕捉。但是提督拒绝了伊秉绶的要求,以致伊秉绶不得不派遣州吏夜袭,可是无法全部消灭匪贼。暴徒到处放火劫财,这时,总督对此也无法可施。为此,伊秉绶愤恚陈状,与总督发生争执,触怒了总督吉庆,被谪戍军台。惠州千百名士民哭诉,要求总督放还伊知府,但吉庆不听,还准备下令关进狱中。人们都为伊秉绶担忧,可伊秉绶若无其事,于东坡生日那天招名士宋湘等人设祀赋诗饮酒,甚为欢娱。人们叹赏伊秉绶无升沉得失之念。最后,朝廷知道总督政策失误,吉庆被召回京师。继任新总督倭什布根据州民的冤诉,将情况上报朝廷,皇帝得知秉绶之冤,后昭雪,赋以重任。伊秉绶担任地方官吏时对土豪劣绅处置甚严,并经常探视民间疾苦,加以救济。因此,史书上均称其善政,是一个有能力有政绩的地方官。
惠州系古时苏东坡流谪之所,伊秉绶修复东坡侍妾朝云之墓,作文刻石,广征题咏,成为佳话。
嘉庆七年,伊秉绶升为扬州知府。当时正值淮南发大水,伊秉绶亲自带领属下到高邮、宝应等县视察赈灾。伊秉绶除惩治奸猾之徒,维持秩序外,还动员富商巨室捐献了六万余金,于各处设置粥厂,救活了很多人。伊秉绶了解到北湖汤家泮是个盗贼老窝,盗贼祸害商民,连当地官兵也无可奈何。伊秉绶即命令属下悬赏严捕,抓获主犯数人,其余党作鸟兽散。因而地方太平,民众称赏。
嘉庆十二年(1807年)五十四岁时因父病死,去官奉棺归乡。当时扬州数万士民泣泪送别,足见民众对伊秉绶的爱戴。
此后,伊秉绶家居八年,为尽孝心,辟秋水园以奉母,但秋水园尚未建成,母亲即逝。伊秉绶又将此园改为家塾。家居时,凡有利桑梓的事,伊秉绶总是竭力帮助。他曾捐义田二百石以赡养族人。
嘉庆二十年(1815年)再度奉命重任扬州知府。到任后,伊秉绶常在所寓黄氏园中与一时名流唱和,因其善书,人得其一诗一字,奉为至宝。
伊秉绶逝世时年六十二岁。扬州士民为仰慕伊秉绶遗德,在长春桥西的 “三贤祠”中并祀秉绶,称为“四贤祠”。三贤系指宋代欧阳修、苏轼,清代王士禛。伊秉绶能与此三贤并祀,足见其德高学厚,政绩甚伟,受民爱戴,唐仲冕在所撰《墓志铭》中说伊秉绶“两任知府,掌河库道及盐运使,皆廉政也”。《孟子正义》作者焦循在《雕菰楼集》中赞曰:“伊公起居言笑,为蔼然君子之儒。”赵怀玉所作《墓表》中说: “伊颇究性命之学,不傍门户,屏谢声色,每食具蔬,曰 ‘以藉清吾心矣’。”还有许多文献均赞颂伊秉绶的 “风流文采”、“文学吏治”。
在名家林立的清代书坛,伊秉绶的隶书占有突出地位。康有为 《广艺舟双辑》中说: “本朝书有四家,皆集大成以为楷。集分书之成,伊汀州也;集隶书之成,邓顽伯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也;集碑学之成,张廉卿也。”当时,伊秉绶和邓石如并称为“南伊北邓”。康有为还认为伊邓二人是清代碑学的两个开山鼻祖。
伊秉绶四体俱能,而以隶书为著。他的隶书广博地取法汉隶、魏隶以及汉魏瓦砖、先秦篆籀,然后熔为一炉,自成一体。他所取法的汉隶大多是波画不大夸张,形体不大扁平的雄伟古朴一类(康有为以为分书),如《裴岑纪功碑》、《北海相景君碑》、《封龙山颂》、《衡方碑》、《西狭颂》、《郙阁颂》、《校官碑》、《张迁碑》等。1984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的《伊秉绶隶书墨迹选》即刊有伊秉绶临写的《裴岑碑》、《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张迁碑》、《衡方碑》等。据伊秉绶《留春草堂诗抄》可知,伊秉绶仅《衡方碑》就曾临写过百遍之多(见《题衡方碑阴同覃溪先生寄桂未谷大令》)。从这些临作来看,伊秉绶是有所取舍的,他确实从汉隶中汲取了不少有益营养。
伊秉绶的隶书书写速度不快,却有雄伟古朴的气势,有些字画构成酷似图案。这些特点很可能是取法汉魏瓦砖那些古朴的图案造型。在《伊秉绶隶书墨迹》中有一幅作品中写道:“河间纪文达师所藏汉瓦研持赠长乐梁茝林仪部同门。弟伊秉绶观。”可知伊秉绶对于汉瓦之类亦颇为留意。
伊秉绶所处乾嘉时代,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出土金石碑版甚多,旧有秦汉六朝以来的碑刻也愈加受到重视。伊秉绶是有可能见到许多金石碑版的,况且他的一些师友都是金石名家和书法高手,如刘石庵、翁方纲、桂未谷、黄小松、孙星衍。他所居住过的北京、惠州、扬州都是人文荟萃之地。伊秉绶还亲自参加过一些金石小学方面的某些工作,如帮桂未谷编选《缪篆分韵》,并亲手书写付梓(参见 《缪印分韵》桂馥自序)。伊秉绶有诗句 “老去渐成金石癖”,“暮来缪篆笔愈精”,可以肯定他的书法受金石学和秦汉缪篆等的影响至深,从而形成了他隶书富有浓厚的金石气的独特风格。
因此,在伊隶中其个性鲜明,笔画平直,中画充实,波画波势不甚明显,没有晚期汉隶那种“蚕头燕尾”的显著特征,而带有某些汉隶碑额、缪篆笔意的特点,笔力雄健,挺拔浑厚。其结体分布均匀,四边充实,显得方整严肃,极富装饰意趣。方严而不板刻,凝重而有韵致,清雅古朴,格调很高。清代赵光在《退庵随笔》中说: “墨卿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特别是他的对联,气势磅礴,异常壮观,令人叹为观止。近人陈振濂先生评曰:“伊秉绶古穆格调构成了清代篆隶书成就的最高峰”,“伊秉绶的本事就在于他在慢条斯理、若有若无的提按顿挫中,写出了气势磅礴、恢宏大度的隶书作品”。
当然,他的隶书的成熟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现在可见到的隶书作品有嘉庆三年四十五岁时书写的对联 “志于道,时乃功”;嘉庆四年书对联:“清光宜对竹,闲雅胜闻琴”等少数几幅。从这两幅隶书对联来看,功力已很深厚,用笔质直方劲,虽已露新意,但基本上尚属积累阶段。
嘉庆四年以后至嘉庆八年之前为伊隶的变革时期,此时正值他惠州知府任上及罢官赋闲时期,政治上的遭遇,使他阅历渐深,而又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书艺。此间书作不多。
嘉庆八年至嘉庆十二年是伊隶成熟期。此时形成了他严整雄拔的独特风格。书作较多,如嘉庆八年对联“政声韩吏部,经义董江都”及十二年书“定武兰亭”、“茹古居”等作品,字势凝重,有一字千钧之感,但凝重中有些粗犷味道,像 “经义董江都”之 “义”字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力透纸背,尤其是戈画,粗犷中见凝重。
嘉庆十二年以后至他嘉庆二十年去世,此为伊隶最辉煌的高峰期,书艺已炉火纯青。伊秉绶已进入隶书大家行列,创造出古穆沉雄、气势博大的独特风味。
嘉庆十二年其父去世,他在居丧期间并未停止研习书法。但从所作书迹署款情况来看,嘉庆十三、十四、十五年未见有书迹。有人认为一些没有署期的作品很可能是这三年写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酝酿,伊秉绶终于在嘉庆十六年至二十年这最后四、五年间形成了一个爆发期。此时作品佳作迭出,字形更为洗练,笔画更加挺拔,内涵更见充实丰富。原来方整一路更显端严整肃。如嘉庆二十年书“散氏盘铭”四字、“遂性草堂”四字。有的作品又表现出高雅潇洒的意趣,如嘉庆十九年书对联“清诗宗韦柳,嘉酒集欧梅”。许多作品写来似乎毫不经意,但规矩自在,显得简淡自然,甚至有些恣肆的意趣,这正是他得心应手、人书俱老的表现。
至于伊秉绶的行楷书的成熟时间与隶书差不多,但成熟之后没有像隶书那样着意提高,未能形成高峰。因而其行楷书成就和影响不及隶书,但是其行楷书在有清一代也是大有成就者。
嘉庆三年以前为伊秉绶行楷书的积累期。从流传墨迹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取法十分广博。如乾隆五十七年秋天所临《兰亭序》及所临唐代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小楷书均中规入矩,清劲简直。可惜早期书作流传极少。
嘉庆三年至嘉庆八年是伊秉绶行楷书蕴酿期,逐步摆脱古人羁绊,开始有了自己的风格。嘉庆三年所作“绝无人到处”一幅,行、楷、草相间,纯熟自如,一气呵成。既可窥见王书风骨,又可寻绎颜书意趣,甚或间有章草笔意。嘉庆七年所临黄山谷书“八德水,清且美”一幅,亦可见其取法之广,此正所谓融贯百家,方可自成一家。但是此时尚未形成他的独特风格,因此还只能是他的酝酿期。
嘉庆八年开始,伊秉绶行楷书产生了质的飞跃,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行楷书风。嘉庆八年《临裴岑碑》行书题款,拙中寓巧,篆意甚浓,预示着伊秉绶行楷书之一大变化。嘉庆九年行书“白豪庵与王觉斯”及“昔在都”两幅,神龙变化,古拙生动。
嘉庆十年至十五年行楷书作不多。嘉庆十年对联“立脚怕随流俗转,居心学到古人难”,即已形成他古拙逸宕、姿态横生的书风。
嘉庆十六年以后,行楷书趣味盎然,为其晚年书艺炉火纯青、人书俱老之作品。嘉庆十六年书“满堂豪翰”一幅,千姿百态,如金菊怒放,使人应接不暇,极富情趣。嘉庆十九年自书行书诗册,可谓伊秉绶行楷书之代表作,融冶篆隶行楷草于一炉,自成家数,方圆并施,质直劲健。平直方折处纯以隶势,屈折自然;牵丝映带又出以篆势,盘绕生动。行距甚宽,似得杨凝式、林和靖、董香光遗风。整体上看,颜书意趣居多,深得“屋漏痕”之神理,怪不得何绍基要用“悬崖溜雨驰荒藓”的诗句来形容他所造的意境。
对于伊秉绶书法艺术的分期,综合隶书和行楷书来看,嘉庆八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个结论除了从他的作品分析而得出外,我们还可以从伊秉绶对自己的书作的不同态度得到启示。伊秉绶对自己嘉庆三年以前所作之书,多次表示 “愧旧作之拙”(见 《留春草堂集》),而从嘉庆九年开始,在其作品上出现了“人书俱老”的图章,这说明他对自己书法发展过程的自我估价,这也应该作为我们为其书法分期的重要依据。
包世臣《艺舟双楫》记载: “忆予初识宁化伊墨卿秉绶太守于袁浦,墨卿系诸城之弟子也,因从问诸城法。太守曰 ‘吾师授法曰,指不死则画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龙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伊秉绶是刘墉 (诸城系其籍贯)的弟子,又是包氏的朋友,看来包氏此说应是有一定根据的。那么,我们可以体会到伊秉绶独特风格的书法与其执笔用笔法有相当的关系。一般人写字笔杆略斜向右下方,据说伊秉绶恰好相反,他运龙睛执笔法,且将笔杆常常斜向左前方,用笔纯取逆涩之势,而且写字速度甚缓,着意用力,因而其书作常常呈现浓郁的金石趣味。如“遂性草堂”之“堂”字的横画,不像常人那样形成两边如界的情形,也不作上齐整下参差的锯齿状,而是形成了两边均自然起伏,呈节节顿笔状,且笔画上边尤为拗涩,极富金石意趣,令人玩味再三。

伊秉绶 《节临张迁碑》

伊秉绶不仅用笔有其特点,而且还善于用墨。除用浓墨外,还喜用淡墨。或浓淡相间,枯润互用,墨色变化丰富多彩。所作书法,无不墨沉笔实,生动精彩。如“凤凰不触纲,勇士不受赏”一幅即可谓 “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用墨极有分寸。
伊秉绶隶书成就卓著,行楷书也深得颜鲁公古拙脱俗之气,在有清一代书家中实在是一位姣姣者。正如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指出:“伊秉绶是隶书正宗,康有为说他集分书之成,很对,其实,他的作品无体不佳,一落笔就和别人家分出仙凡的界限来。除去篆书是他不常写的外,其余色色都比邓石如境界来得高。”他还着重指出了伊秉绶在清代书坛的贡献:“他的隶字,早年和桂馥同一派的,后来他有了独到之见,便把当时板滞的习气完全改除,开条清空高远的路出来。”理解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伊秉绶在清代书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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