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美森严 郁郁盛唐气象

颜真卿出身于一个重视书法艺术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考中进士,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由郎官而至节度使、尚书,进爵鲁郡开国公,是唐王朝政权机构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他在政治上坚决维护中央集权和全中国的统一,为此先后同分裂叛乱势力安禄山、李希烈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以身相殉。同时他立朝刚正,敢于同杨国忠、卢杞等权奸针锋相对。
颜真卿留下的书法资料很多,现今所知的约有七十多种。流传到现在的碑刻、拓本和真迹也不少,都早已成为国内外人士所珍视的历史文物。从流传至今的书法资料中可以看出,颜氏的书法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主要以楷书为划分对象):
五十岁(758)以前属于前期。这是颜氏向古人和民间书法学习并消化吸收的阶段,楷书代表作是四十四岁时的《千福寺多宝塔碑》和四十六岁时的《东方朔画赞》。前者从笔法到结体都明显地受到隋唐某些民间书手的影响;后者照一些人的说法,是学习王羲之所书《东方朔画赞》的。宋人苏轼说: “鲁公平生写碑,唯 《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按即王羲之)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东坡题跋》卷四)说颜真卿学过王羲之的书法,这并不错。但是不能仅限于此。前人探索颜氏书法渊源,有的说他专学王羲之,有的说他专学褚遂良或张旭,还有人强调他学的是北碑以至篆隶,这都是由于个人的趣味倾向而流于片面的说法; 特别是看不到颜真卿也从民间书法吸取了某些营养,更表现了过去那些研究、评论者的局限。但是,倘若把前人种种片面的说法合在一起,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颜真卿博采众长而熔于一炉的事实。

颜真卿 《东方朔画赞》

五十岁到六十岁(768)是颜真卿书法创作的中期,楷书代表作是五十四岁时的《鲜于氏离堆记》和五十六岁时的《赠太保郭敬之庙碑》,都标志着颜氏那种刚健雄厚、大气磅礴的独创风格已经形成。这个时期还有一些脍炙人口的行书名作,如五十岁时的《祭侄季明文稿》和六十五岁时的《与郭仆射书》(即《争座位帖》)、《刘中使帖》,虽然年代无考,但从书法风格看,也应是这个时期或其稍前所写。这几种重要的墨迹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作者由于强烈感情的冲动,以充沛的精力一气呵成的。
颜真卿在六十岁时写完《颜勤礼碑》,这标志着他的书法艺术进入了完全成熟的后期。这时期中的名作不胜枚举,例如六十三岁写的《大字麻姑仙坛记》和《大唐中兴颂》;六十四岁写的 《右丞相宋璟碑》和 《八关斋会报德记》;六十八岁写的《玄靖先生李含光碑》;七十二岁写的《颜惟贞家庙碑》等等。颜真卿艺术生命久长,愈到后来成就愈见辉煌,终于完成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而影响深广的 “颜体”的创造过程。
“颜体”对于东晋以后在书坛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以王羲之父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即被后人指为“南派”的)书法来说,不论在笔法、结构、布局和墨法各方面,都有巨大的突破和创新。
在笔法上,“南派”书法轻盈秀丽,当然运指处较多。颜氏有所发展,大大加强了腕力的作用;又巧妙地运用藏锋和中锋,写出所谓 “蚕头燕尾”的笔画特征( “蚕头”是指横竖笔道的起端有点像蚕的圆头;“燕尾”是指捺笔结束时先着力顿挫,再轻挑出尖,使捺笔末端略成分叉之形),以显出似能透过纸背的强劲笔力。笔法上的又一特征是横轻竖重,使每个字都具有厚度,甚至给读者以某种浮雕感。

颜真卿 《多宝塔碑》

在结构上,“南派”各家都有左紧右舒,右肩稍稍抬起的特点,字形呈微侧之势,以表现灵巧潇洒的风姿。颜氏改变了欹侧的结构,而用较为端平的笔画,左右基本对称,字字都以正面的形象示人,因而具有庄重正大的气度。这种结构法显然是吸收了古代篆隶书法纯从正面取势的写作经验,在当时把它运用到楷书中却成为突破累代因袭的一种创新。此外还可注意的是颜书往往将位在左右的重点竖画写得略带圆弧形,这在“南派”楷书中也是没有的。左右竖画写成圆弧形当然也属于笔法上的改革,但更显著的作用却发生在结构上。不妨以古代的弓弩来作比喻,坚韧的木料因攀上弦索而成为弧形,于是就包孕了巨大的张力。颜书中使用略带弧形的左右竖画也使得整个结构更加圆紧浑厚而富于内在的劲力。
在布局上,“南派”书法一般说来行距、字距都较大,有宽舒静穆之韵致。颜书的行与行、字与字之间大都比较紧密;又不像“南派”书法那样以写较小的字为主,而是大小都有,且不论大字小字都写得开阔雄壮,因此全篇布局显得充实茂密,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气势。
在墨法上,“南派”书法不论正草一概追求高华秀润,颜书运墨却苍润兼施,行草更间有渴笔,很能表达质朴而豪迈的气概。
颜真卿后期的楷书代表作是 《大字麻姑仙坛记》和《颜惟贞家庙碑》。这两部碑记同时也是足以代表整个颜氏楷书的典型之作,因为它们最突出地表现了“颜体”的独创风格,并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美。
颜真卿对书法艺术的革新,他所创造的那种壮美的风格,以及在他影响下出现的一代新风,这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盛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繁荣昌盛的时代。整个国家规模空前的统一,边防力量的强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水陆交通的畅达,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国内各民族关系的改善,各个方面都标志着当时唐王朝的强盛。这种政治和经济情况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促使它发生巨大的变革,以便反过来“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鲁迅在谈到汉唐两代的文化时指出: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这确从一个侧面深刻描述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魄力与信心对文化艺术的影响。盛唐时期,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改革是全面的,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等,都由于广阔的文化交流和作者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勇于突破旧的传统而出现崭新的面貌。书法艺术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最为紧密,它在文化革新的巨大浪潮中当然也要发生变革。
从东晋到初唐,在书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所谓“南派”书法,其优秀代表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作了贡献的。特别是王羲之本人,在东晋时代,他是一个书法艺术的革新者。前人说他书法“雄秀”,即在秀美的外形中含有内在的劲力。但是,由于腐朽的门阀制度和士族生活的制约,这一派书法整个说来带有严重的历史局限,它那贵族化的优雅柔媚无法适应隋唐开国以后新出现的蓬勃开阔的气象,因此发生变革是必然的趋势。这种变革首先开始于民间和下层知识分子之中。隋唐之际的民间书法现在尚能见到的有抄写的佛经和一些书籍文件,其中大部分当出于地主阶级下层的无名书人之手。用的书体虽然多数还是模仿当时流行的虞、褚两家,但也可以看出,不少人已在书法上作了新的探索和改革。这种探索和改革由于不符合当时统治阶级提倡的所谓优雅柔媚的标准而被讥为“俗书”,然而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以“俗”破 “雅”正是当时书法中的民间新创造,突破贵族旧传统的表现。颜真卿的书法在精神上很得到这一类民间书手敢于创新的影响,并以其创作实践对群众性的创新成果作了总结和提高。前人评论唐代文化往往将颜真卿与杜甫、韩愈并称,例如清人王文治的论书绝句: “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 《快雨堂题跋》)颜、杜、韩的思想面貌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他们确有相通之处,即从不同的方面革新了晋、宋、齐、梁以来从属于门阀制度的贵族文化,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所达到的博大精深的程度也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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