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叶伴笔冢 千秋留佳话

关于怀素的籍贯和生卒年,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怀素《藏真帖》说: “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其《自叙帖》说:“怀素家长沙。”由于他本人的说法不同,古今研究者亦持二说。
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比较可信。除怀素《小草千字文》外,还有两个佐证:第一,马云奇 《怀素师草书歌》云: “怀素才年三十余,不出湖南学草书。……一昨江南投亚相,尽日花堂书草障。”说明怀素谒亚桐徐浩时才三十多岁。《旧唐书 ·代宗纪》载:徐浩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在大历二年(767)。按此推算,怀素生于737年是正确的。第二,苏涣 《赠零陵僧兼送谒徐广州》云:“张颠没有二十年,谓言草圣无人传。零陵沙门继其后,新书大字大如斗。”李白与张旭同为酒中八仙之一,年龄大致相差不多。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李白卒时,怀素年二十六。据苏涣诗,张旭当卒于李白前。依此,说怀素生于737年,也是比较可信的。卒年,则已不可考。
怀素的生平经历
怀素一生中除“晚游中州” (《藏真帖》)外,其余时间都是在零陵度过的。因此,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早年零陵时期,中年长安时期和晚年零陵时期。早年身处盛唐时期,中、晚年身处中唐时期。
早年零陵时期 (737—768)。
怀素出身于一个贫寒家庭,幼年就出家为僧。他早年在零陵的三十余年里,“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练就了一手好草书,并以书交友,结识了韦陟、卢象、李白、王邕、窦翼、张谓、戴叔伦等。
天宝十二年(753),韦陟受杨国忠等诬陷被贬,赴贬所平乐(在今广西东部)途经零陵时,与怀素相识。陆羽《怀素别传》云:“吏部韦陟尚书见而赏之曰:此沙门札翰,当振宇宙大名。”(《全唐文》卷四三三)充分肯定了怀素这时的草书根底及其成就。颜真卿 《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云: “故吏部侍郎韦公陟睹其笔力,勖以有成。”(《文苑英华》卷七三七)所谓“睹其笔力”,当是看到怀素作书,并认为他的草书颇具笔力。所谓“勖以有成”,是勉励怀素今后在草书上有所成就。字里行间,饱含着这位书法前辈对怀素所寄予的厚望。方年十七岁的怀素,能得到这样的名公书家的勉励,自然深受鼓舞。不过,怀素从中悟出一个道理: “学无师授,如不由户出。”(陆羽 《怀素别传》)这是他 “晚游中州”的原因之一。
乾元初年,卢象因前被安禄山部所劫持而“堕胁从伍中”,由膳部员外郎,“初谪果州长史”,这时“又贬永州司户” ( 《唐诗纪事》)。他在永州与怀素颇多交往。从《自叙帖》所引卢象的诗句来看,他对怀素的草书是很欣赏的。
乾元二年秋,李白由岳阳游九嶷,途经零陵,“与少年僧人怀素相遇”。(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后年表)是年怀素二十二岁,草书已名扬江岭间。李白在为怀素所作《草书歌行》中说的: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 ( 《李太白集》) 等,都是与他们的交往情况相符的。
大历初年,王邕任永州刺史。“我牧此州喜相识”(《怀素上人草书歌》),说明他在永州认识怀素是很高兴的。他与怀素频相交往,过从谐际,并写了《怀素上人草书歌》,对怀素的草书评价很高。窦翼 《怀素上人草书歌》云: “偏有能事转新奇,郡守王公同赋诗。”“郡守王公”,指王邕。说明这次同王邕作诗赞怀素草书的还有窦翼,怀素当亦与之友交。
大历初年,张谓任潭州刺史。颜真卿云: “今礼部侍郎张公谓赏其不羁,引以游处。”这说明张谓任潭州刺史期间,怀素曾谒张谓。怀素的为人及书法,均得到张谓赏识。大历四年春,怀素是跟随张谓一道乘传进京的。除颜公所说张公谓“引以游处”外,后来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也说得很清楚: “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名声一旦喧九垓!”( 《文苑英华》卷三三八)
大历元年至三年间,戴叔伦主运湖南,继为湖南留后。他的 《怀素上人草书歌》云: “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可见怀素与戴叔伦的交往和戴公以及士大夫看怀素作书的神情笑貌。
从上述怀素的交游及名公士大夫的赞诗来看,怀素在草书上的成就为大家所公认。但是,怀素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南下广州谒徐浩和晚游长安就是突出的证明。
怀素南谒徐浩的时间在大历三年。当时的徐浩是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并且 “工草隶”,“又工楷隶”(《旧唐书·徐浩传》),名噪一时。从苏涣的诗来看,怀素南谒徐浩,一是向徐浩请教书法,二是使自己的草书能得到徐浩的认可而扩大自己的名声。苏涣预言:“亚相书翰凌献之,见君绝意书深知。南中纸价当日贵,只恐贪泉成墨池。”结果如何呢?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云: “一昨江南投亚相,尽日花堂书草障。……兴来索笔纵横扫,满望词人皆道好。”可见他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中年长安时期 (769—798?)。
怀素南谒徐浩返回零陵以后,不久即动身去京师长安。其 《自叙帖》云: “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
怀素到长安后,正如释贯休所说:“师不谈经不说禅,筋力唯于草书朽。”(《观怀素草书歌》)由于环境的改变和来长安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书法,因此,他不再像在零陵那样“经禅之暇”,挥洒笔翰,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草书。不久,他就拜金吾兵曹钱塘邬彤为师,学长史笔法。
一年以后,怀素曾一度返回零陵。
觐亲后,于大历六年(771)重返京师。尔后辗转于长安、洛阳等地,游观古代书家奇迹,广交名流。大历十二年,他在洛阳 “偶逢颜尚书真卿”( 《藏真帖》)。两位书家邂逅相逢,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怀素出示王邕等为他所作歌诗,请颜真卿作序,颜公为他写了《怀素上人草书歌序》。怀素后来将其全文写入《自叙帖》,可见他对颜序的重视。
怀素这一时期,一度健康情况欠佳。一是患风疾,二是频患脚气。他的风疾,早年就有。《论书帖》云: “藏真自风废近来已四岁,近蒙薄减,今亦为其颠逸。”到长安以后,又时而有发。《律公帖》云:“贫道频患脚气,异常忧闷也。常服三黄汤,诸风疾兼心中常如刀刺,及可处方数日服。不然,客舍非常之忧耳。”(释文见 《唐文拾遗》卷四十九) 究其健康情况不佳的原因,一是饮食不便。“老僧在长沙多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实疏还报。” ( 《食鱼帖》)二是辗转奔波,寻访前贤奇迹,因性疏放,懒于洗脚,故 “频患脚气”。
怀素在长安,还有两个问题值得一说。即 《宣和书谱》和《书史会要》上的徙家京兆和玄奘三藏之门人的问题。我认为,怀素晚游中州,并没有“徙家京兆”,前说他还乡觐亲,就是佐证之一。怀素重返京兆,也没有把父母带去,前引 《律公帖》的“客舍非常之忧也”以及他的《客舍帖》等,都是佐证。他晚年回到零陵,似乎也说明这个问题。
至于说怀素是玄奘三藏门人,那更是大错特错了。据《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载:玄奘三藏圆寂于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这时的怀素尚未出生,怎么为玄奘门人?造成这一谬见的原因,正如《释氏疑年录》所说,是“不知两怀素相距百年也”。唐代有两个释怀素,一个是律宗释怀素(625—698),一个是书家释怀素(737—?)。徙家京兆,十岁为玄奘门人的,是律宗释怀素,而不是书家释怀素。《宣和书谱》和《书史会要》将两个怀素合二而一,张冠李戴了。今人多有不察,因袭 《宣和书谱》,均误。
晚年零陵时期 (799?—?)。
怀素何年由长安返回零陵安度晚年,已不可详考。不过,怀素的《小草千字文》,是贞元十五年(799)六月十七日在零陵写的。这说明贞元十五年,怀素已落叶归根,这应该是无疑问的。只是怀素归居零陵的时间,恐怕还要早。以《东陵圣母帖》所书年月来看,他由长安归居零陵的时间,也许在贞元九年至十五年之间。怀素晚年在零陵的经历,已不可考。
怀素的书学道路
综观怀素的生活经历及其作品的艺术风格,其书学道路,大致也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法钟王时期、法张旭时期和转向淡泊时期。他这三个时期的书学历程,与其生活经历大体一致。
法钟、王时期(737—768)。
怀素少时学书,当然跳不出描红、蒙帖、临摹的启蒙阶段。尔后学楷书,法魏之钟繇。董逌《广川书跋》说:“今其书自谓 ‘真出钟,草出张’。真字不见于世,惟草独传。”虽真字不见于世,他自己说的“真出钟”,当然是可信的。他自己还说过: “仆以为”右军“真不如钟”(《唐文拾遗》卷四十九)。如果他没有法钟楷的深厚功底,如何能作出这一判断?这些都说明,怀素早年是有过专意楷法的阶段的,后来怀素才潜心于草书。怀素少时的草书法二王(羲之、献之)。明代项元汴说:“怀素平日得酒发兴,要欲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论书》一帖,出规入矩,绝狂怪之形。要其合作处,若契二王,无一笔无来源。不知其肘下有神,皆以狂称之,殆非心会者。”(引自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八)项氏之说,语颇中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怀素书迹,只有《论书帖》是其早年作品。由于盛唐的时代风尚和以二王草书为法,该帖字字飞动,宛若有神,纯是清媚典雅的风格,与他“晚游中州”以后的狂草迥异。沈右云:“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同上)这从总体上说明,怀素早年是法钟、王的。关于他这一时期的书学情况,史料记载中有不少轶话,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一些:
艰难的书学历程。怀素家境贫寒而又“颇好笔翰”,困顿窘迫时多,竟无银买纸。据宋代陶谷《清异录》载:怀素居零陵,庵之东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学书,名所居曰 “绿天庵”。
陆羽的《怀素别传》说,怀素“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至再三,盘板皆穿”。又说: “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从姜承基的 《永州府志》、武占熊的《零陵县志》、刘道著的 《绿天庵记》均有类似记载。可知其学书条件之恶劣、学习之刻苦。由于他的刻苦耕耘,弃笔难以数计。李肇的 《国史补》云:“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武占熊的 《零陵县志》云: “其小石池洗砚,水常黑为墨池。”“笔冢”、“墨池”是怀素在零陵数十年苦学的见证。其 “笔冢”,后人重之,修以石塔,名曰 “笔冢塔”。零陵的 “绿天庵”、“笔冢”、“墨池”等一直为后世学书者所景仰与尊奉,并以此自励。
草书扬名江岭间。怀素在《论书帖》中曾说:“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后来足可深戒。”显然这是早年之作,尚有自谦因素在内。后来,因其锲而不舍,锐意进取,书艺大为长进,声名也随之日增。颜真卿后来为他写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中说: “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这是符合怀素这一时期书法实际的中肯评价。怀素在《自叙帖》中所引张礼部、卢员外、王永州、戴御史、窦御史等对他草书的赞美诗句,从四个方面充分肯定了他的草书成就。而这些名公士大夫的歌诗,都是写于怀素在零陵学书时期。这说明他这一时期的草书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

怀素 《论书帖》

法张旭时期 (769—798?)。
怀素在零陵时期的草书,尽管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且在江岭之间颇有名气,但他并不满足,而且还有所苦恼。其苦恼有二,即感于所见甚浅和学无师授。为了扩大自己的眼界,寻求名师指点,他不远万里,担笈杖锡,来到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长安,开始了他法张旭狂草的时期。
怀素到长安以后,始师邬彤,后师颜真卿,学习张旭笔法。据《新唐书·文宗纪》载: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邬彤是张旭的弟子,亲受张旭笔法;又与怀素为郡从中表兄弟。据陆羽 《怀素别传》载,邬彤授教怀素,曰: “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 ‘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据说怀素得到如此丰富而深刻的指点,顿有所悟,“连叫数十声曰: ‘得之矣’”(陆羽 《怀素别传》)。其悟得草书妙法的惊喜之情和颠狂之状,跃然纸上。年余怀素因父母有病,告假返乡。“及临路”,邬彤以“草书竖牵似古钗脚,勉旃”。(同上)这一书法理论性的指点,怀素铭心刻骨,以至后来颜真卿问他的老师有何“自得”时,他即以此言相答。
怀素觐亲以后,于大历六年重返长安。大历十二年在洛阳与颜真卿相会,尔后以颜真卿为师。他为何以颜公为师?以《自叙帖》、《藏真帖》来看,一是颜真卿是当时的“书家者流,精极笔法”;二是张旭曾 “教以笔法”,自言“颇传长史笔法”; 三是识辨能力极强,而且奖掖后学。
颜真卿对怀素的指点,见于他的 《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和陆羽的《怀素别传》等。颜真卿对怀素草书成就的评价比较客观。他称赞怀素作书“纵横不群,迅疾骇人”,其书法作品 “复还旧观”,在“江岭之间,其名大著”。同时,颜真卿对那些 “兼好事者”对怀素草书 “动盈卷轴”的过高赞扬不以为然,劝诫怀素不要为这些“动盈卷轴”的赞歌所陶醉。他举张旭长史为例,张旭“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详,特为真正”。这意味着: “草书亦复得篆势、八分、古隶相杂。” (王羲之 《题卫夫人笔阵图》)特别是学草书,“须真积力久,自楷书中来”(赵秉文《答李天英书》)。所以,要学张旭笔法,不仅要有章草、楷法的根基,而且还要有篆隶的基础,否则,写出来的字轻飘而无骨力。颜真卿进一步指点道:“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颜公问怀素自己有所得吗?怀素说:“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无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颜公听后感慨地说:“噫!草圣之渊妙,代不绝人,可谓闻所未闻之旨也。”这说明怀素的接受能力很强,一经点破,即心领神会,而且在实践中颇有独到之处。
颜公还用自己学书的经验启发怀素。颜公早岁被张旭 “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而他却 “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当时颜真卿已是闻名遐迩的大书法家,仍如此自我批评,除自谦的因素外,说明真正在书法上有所成就是多么不容易。他甚感可惜的是:怀素未能亲自得到张旭的指点。“向使师得亲承善诱,函挹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真卿奖掖后学的品德,真是感人肺腑。
怀素重返长安以后,曾辗转长安、洛阳等地,访求前贤奇迹,“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自叙帖》)。据《酒狂帖》云:他过杨少府家,看到逸少《阮步兵帖》,“甚发书兴也,颠素何可以到此!但恨无纸墨一临之耳”。后来他又见到献之《月代帖》,认为其中数字“遂与右军并驰,非后人所能到,一点一画,便发新奇”( 《唐文拾遗》卷四九)。他对这些书法精品,心领神会,心摹手追,毫无滞碍。所见多了,赏析水平也随之提高。如 “右军云: ‘吾真书过钟,而草故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并自信地认为 “其言当不虚也”。(同上)
怀素喜当众挥洒,请名公指点,这不仅能有效地提高书法水平,而且还可以扩大自己的书法影响。例如“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今日华堂看洒落,四座喧呼叹佳作。”(苏涣《赠零陵僧兼送谒徐广州》)
综上诸多因素,怀素的草书终臻神妙,轰动京华。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如实地描述:“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怀素俨然成为京师的新闻人物。众多的达官贵人、名公大夫、迎来送往,盛情款待,以获得怀素的草书墨宝为最大殊荣。
转向淡泊时期 (799?—?)。
怀素晚年的草书,由狂怪怒张而渐趋疏淡清远,显示出他宁静淡泊的审美情趣。其代表作是《小草千字文》。他草书风格的这一演变,正是他这时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他晚年草书的创作,前贤早有评论。王世贞云:“晚年书圆熟丰美,又自具一种姿态,大要从山阴派中来。”文嘉云: “绢本 《千文》,笔法谨密,字字用意,脱去狂怪怒张之习,而专趋于平淡古雅。”(引自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八)王文治 《跋小草千字文》云: “是帖晚年之作,纯以淡胜。”诸公所论,语皆中的。

怀素 《自叙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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